我们大约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全湿透了，赶车的突然停住了车。
我朝窗外张望，想弄清为什么停车。使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佩格蒂突然从一道树篱中奔了出来，爬到车上，她用双手抱住我。她松开一只胳臂，一直伸进衣服口袋，从里面掏出几纸袋点心，塞进我的口袋，又掏出一个钱包，放到我手里，但是她没说一句话。最后又伸出双臂紧紧搂了我一下，便下了车，跑开了。
我现在有空闲来看那只钱包了。那是个硬皮钱包，有一个摁扣，里面装有三个光亮的先令，佩格蒂显然用白粉把它们擦过了，为的是让我见了更喜欢。但是那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用一张纸包在一起的两枚半克朗硬币，纸上有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
“给大卫，并附爱心。”
我问赶车的，他是否只送我到亚茅斯。
“差不多，”赶车的说，“到了亚茅斯，我把你送到公共马车上，公共马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
对这位赶车的来说，他说的话可算是够多了（他的名字叫巴基斯）——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巴基斯先生问道：“还没有人跟她相好吧？”
“跟佩格蒂？”
“嗯！”他说，“跟她。”
“哦，没有。她从来不曾有过情人。”
“呃，我有事要对你说，”巴基斯先生说，“你兴许要给她写信吧？”
“我当然要给她写信。”我回答说。
“嗯！”他慢慢地把眼睛转向我，说，“呃！要是你给她写信，请别忘了说，巴基斯愿意。行吗？”
“巴基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了一句，“就这么一句话？”
“是——的，”他琢磨着说，“是——的。巴基斯愿意。”
就在那天下午，当我在亚茅斯的旅店里等车时，我要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佩格蒂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佩格蒂。我已平安抵此。巴基斯愿意。问我妈好。你的宝贝启。又，巴基斯先生说，他特别要你知道——巴基斯愿意。”
我们是下午三点从亚茅斯出发的，在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左右到达伦敦。
管车人下车时，目光正好落在我的身上，于是便对着账房门口大声问道“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小孩吗？他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名字叫谋得斯通，有人来接没有？”
没有人回答。
“请你再用科波菲尔的名字问问看，先生。”我无可奈何地站在车上朝下面望着说。
没有。还是没有人回答。我焦急地朝四下里打量着。正当我焦急到极点时，突然进来一个人，跟当班的管事轻轻说了几句，管事立刻把我从磅秤上拉起来，推到那人面前，仿佛我已经过了磅，被买走，付过钱，当做货物交出一样。
当这个新相识牵着我的手，走出账房间时，我偷偷朝他看了一眼。他是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双颊深陷，下巴几乎跟谋得斯通先生一样，也是黑黝黝的；不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他的胡子是剃掉的，头发也不光滑润泽，而是一片锈色，干巴巴的。
“你是新来的学生吧？”他问。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只是自认为是的，其实并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师梅尔。”他说。
我听了这话，肃然起敬，朝他深深鞠了一个躬。
后来，他领我来到一座救济院，看望了一位老太太——他的母亲。然后，我们上了公共马车，乘车来到目的地。
我们——我是说老师跟我——只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萨伦学校。
我看了看他领我进来的教室，这儿可算是我所见过的最冷清、最荒凉的地方了。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面有三长排课桌，六排长凳，墙上像猪鬃似的钉满挂帽子和挂石板的钉子。突然，我发现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做的告示牌，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下面几个字：
“当心。他咬人。”
“请您原谅，老师，”我说，“对不起，这儿有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那不是狗吗，老师？”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心情沉重地说，“那不是狗，是个学生。我奉命把这个牌子挂在你的背上，科波菲尔。一开始就这样来对待你，我很难过。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做。”
说完这话，他把牌子像个背包似的系在我的肩上（那牌子是特意为我做的，做得还真平整服帖），此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得背着这个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