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一个月左右，那个装着木头假腿的看门人，开始拿着一个拖把，提着一桶水，一瘸一拐地到处走动了。我凭这一点推断，他这是在为克里克尔先生和同学们回校做准备了。
一天，梅尔先生告诉我说，克里克尔先生当天就要回来了。晚上，吃过茶点以后，我又听说他已经回来了。睡觉以前，木腿人奉命带我去见他。
“哦！”克里克尔先生说，“这就是那位得锉掉牙齿的小先生！把他转过身来！”
木腿人把我转了个身，让克里克尔先生能看到我背上的木牌。
“我有幸跟你继父认识，”克里克尔先生揪着我的耳朵低声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意志很坚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吗？
嘿？”克里克尔先生一面说，一面恶作剧地狠狠地拧我的耳朵。
“还没有，校长。”我回答说，痛得直往后缩。
“还没有？嘿？”克里克尔先生照着说了一遍，“不过你很快就会了解的。嘿，把他带走！”
特雷德尔是第一个回校的学生，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运的事。他觉得我那块告示牌有趣极了，对每个刚回校的同学，不论大小，他都立即这样介绍说：“瞧这儿！
这是个有趣的玩意儿！”这一来，就使我免得因露出牌子或掩藏牌子而受窘。
不过，在詹·斯蒂福思到来之前，我还算不上正式入学。这位同学被公认是个大学问家，样子也长得很帅，至少比我大六岁。他们把我带到他面前时，我就像站在长官面前一样。他在运动场的一个棚子底下，盘问了我受罚的详细情况，随后他表示意见说，这样做“太不像话了”。为了这句话，从此以后我就一直跟着他了。
“你有多少钱，科波菲尔？”他对我的事说了那句话后，就把我带到一边，问我说。
我告诉他，我有七个先令。
“你最好把钱交给我，我来替你保管，”他说，“至少是，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交给我。要是你不愿意，就不必这么做。”
他的这番好意，我赶忙表示同意，于是就打开佩格蒂给我的钱包，把里面的钱兜底倒进他的手里。
我笑了起来，因为他笑了，其实我心里正有点不是滋味呢。等我们上楼就寝时，他拿出了那七先令买来的东西，摆在我月光照耀下的床铺上，说“你来瞧，小科波菲尔，你这是在开一个豪华的宴会呢！”我邀请了寄宿生们来分享美味佳酿。他们非常开心。
我听到了学校和跟学校有关的一切情况。我听他们说，克里克尔先生自称是个鞑靼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教师中最苛刻、最残忍的。他每天都左右开弓，朝四周挥鞭抽打，像个骑兵似的在学生中横冲直撞，抽打起来毫不留情。他除了打人的本领外，别的一概不懂，比学校里成绩最差的学生还要无知（这是斯蒂福思说的）。多年以前，他本是伦敦南镇一个贩卖啤酒花的小酒料商，在生意上破产后，又花光了他太太的钱，这才做起开学店的买卖来。还有一大堆诸如此类的事，我不知道同学们是怎样知道的。
我还听他们说，木腿人叫滕盖，是个固执、粗野的人，从前帮忙做过啤酒花生意，据同学们推测，膝盖是为克里克尔先生干活时弄断腿的，还替他干过不少见不得人的事，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就随克里克尔先生进了教育界。
不过，我所听到的有关克里克尔先生的事中，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克里克尔先生从来不敢在他身上碰一碰，这个学生就是詹·斯蒂福思。说到这件事时，斯蒂福思本人也加以证实，还说，他倒很想看到他这么干。
我听了这一切，还问了别的事，谈话又延续了一些时间。大多数客人一吃喝完就上床睡觉了，只有我们几个人，衣服脱去一半了，还继续坐在那儿低声聊了一阵，有说的，有听的，后来我们也都上床睡觉了。
“晚安，小科波菲尔，”斯蒂福思说，“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太好了，”我感激地回答说，“我非常感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