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以来，散文这一概念在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论及“五四”文学时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时期的散文，指的是“美文”或“抒情散文”、“艺术散文”，是作者个人性情、经历的主观流露，具有个人性、抒情性、主观性。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言：“现代散文最大特征是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兴起。因为其自身的社会使命感，更强调作者“脱去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学习着观察这个客观的社会和世界”，因而显出“集团性”、“客观性”的品格，这时期的杂文、通讯、报告文学等一起构成散文的主流。30、40年代后，由于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的加剧，散文的审美观念、艺术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散文开始由个人性、主观性向群体性、客观性发展；从身边琐事转向身外大事；从重审美、自娱转向功利性的追求；文体形式也由抒情体向叙事体发展。这种变化使得“五四”散文小品的审美个性受到压抑，而纪实性的散文作品得以发扬光大。另外散文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涵盖了抒情小品、杂文、通讯、报告文学等不同文类。“延安散文”就集中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散文的审美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作家主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使得散文创作直接承续了延安散文的特色和传统，即密切联系时代和群众，注重写实，强化教育功能，风格朴素、明朗、刚健，但同时也承续了延安散文的局限和不足：过分强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以弱化作者个性为代价片面追求时代性、群体性等。“十七年”散文有过两次短暂的“复兴”：第一次是1956年。由于“双百”方针的推动，文学政策有所放松，不少作家个体精神得以回复，在艺术个性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表现在1958年，记叙性文学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调和重视，散文、特写、报告文学被视为文学战线上的尖兵、时代的感应神经、战斗的号角，迅速而全方位地反映现实生活成为时代写作的方向性要求，因此，以对生活现象的“报告”为主要特色的叙事倾向的写作，便构成了散文的主体；第二次复兴是60年代初期，散文作家们力图从中国古典散文和“五四”以来的散文小品中汲取营养，“讲究情景交融，注重‘意境’的营造，谋篇布局上的曲折有致，对语言在传神达意的表现力的锤炼，是这种借鉴的相当一致的方向”。虽然这个时期散文的个人性有所恢复，但由于对革命“载道”功能的强调，作家不可能彻底超越意识形态的规范，往往过滤掉悲剧因素，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对事物的审美观照也停留在浅层，因而形成了僵化的模式，随后逐渐步入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报告文学花开两朵：一方面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承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地报告”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的经济恢复与工农业发展，涌现出一批“工地报告”和“农村报告”。此时的报告文学更加向文学倾斜，新闻性有所减弱。60年代，全民共产主义激情的空前高涨，给报告文学提供了宏大的时代主题。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由于受“典型化”理论的影响，更多借鉴了小说的描写技巧，如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细节描写、个性化语言等，塑造出众多典型人物形象，是“人物报告”类型的成熟阶段，但同时，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也发生许多问题：如强调歌颂功能所导致的批判功能的减退；小说因素的增加导致的新闻性的削弱等。河南“十七年”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作为整个“十七年”文学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第一节 小说家的散文创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河南的文学队伍得以重新组建。从外地归来的、从外省来豫的、本土产生的作家，形成了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创作队伍。50年代初，河南散文创作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对新时代的歌颂，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描述；二是对赴朝志愿军英雄行为的热情礼赞。不少作家紧扣时代脉搏，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新气象、新风尚，如魏巍的朝鲜战地通讯集《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华山描写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劈山太行侧》等。除此之外，许多小说家也在小说创作之余，涉足散文领域，为文坛奉献出优秀的散文作品。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有论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创作中凭借生活优势对上述普遍性缺陷的超越；二是非主流倾向中作家生活感受的真实展示。文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情、人性、风俗，特别是语言，塑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个性的人物，通过文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河南小说家“十七年”的散文作品，在上述两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吉学霈、郑克西、阎豫昌、白桦无疑属于前者，他们的作品由于生活化、人情化而减弱了时代的痕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姚雪垠、葛洛则属于后者，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从而避免了时代的局限性。
吉学霈的散文《洛阳桥上》写于1956年。作者从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一个三轮车工人和一个坐车的干部之间的故事。“我”在傍晚的洛阳桥上，看到一个带着“宽边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人蹬三轮，而一个“下力人”模样的人却坐在三轮车上。“我”疑惑不解，三轮车工人给我讲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三轮车工人中途犯了胃病，坐车的干部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买来药，并亲自蹬三轮送他回家。这篇文章属于主旋律作品，歌颂了新社会里人际友爱、阶级情谊，却少有形式化、概念化的痕迹。这得力于文章的立意——从一件平凡的小事入手，来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文章的叙述角度巧妙，从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问题，更具真实性、客观性。在技法上，情景交融和首尾呼应的手法也使文章更具魅力。在今天看来，文章除了歌颂阶级情谊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的闪光，这正是“十七年”优秀作品的超越之处，是作者凭借生活优势对时代局限的一种超越。
郑克西（1929—），原籍浙江定海城关，出生于上海一个平民家庭。1949年考入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同年9月分配到河南日报社工作。1950年2月调入河南省文联，历任文学编辑、创作员、专业作家等职。1953年7月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成为中国作协会员。1980年历任河南作协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杏林春暖》，报告文学集《三门峡纪事》等。
报告文学集《三门峡纪事》出版于1957年，报道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壮观场面。《三门峡纪事》一篇记述了工程开工前的勘探工作，是整个水利枢纽工程的序幕。文章以六个场景结构全篇：三门峡水库右岸山坡上勘探队的临时住处、三门峡库区、中条山、人门岛、从会兴车站到三门峡坝的临时公路上和开工典礼现场，由此引出了许多建设者的光辉形象：勘探姑娘、青年筏工薛永春、前苏联女地质专家莎柯洛娃、爆破姑娘金熹卿、挖土司机赵万魁……作者饱含激情，以生动的笔触，丰富的想象，歌颂了建设者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于探索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告文学普遍具有向文学靠拢的倾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表现在诗性因素的增加和小说艺术的渗透。文章这样描写黄河波澜壮阔的场面：“朝阳底下，它像千万条金蛇奔腾似的舌卷着河中的三座石岛，那气势甚至连横贯岛上的铁索桥都在嗦嗦发抖”；对中条山的场景描写更像一则游记：“中午山中显得特别静寂，牧羊人在树荫底下打盹，我们吃着随身带来的干粮，山底下峡谷中却响起一阵断断续续的铃铛声，随着山风悠悠荡荡地飘进我们的耳朵，直使我们也想瞌睡。醒来，一长溜驴帮驮着煤在我们眼前过去……”文字优美、洗练，颇有诗情画意。另外，文章由六个片断联结而成，这种钩玄提要的写法，也类似诗歌的熔裁提炼。至于文章中小说艺术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以矛盾冲突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青年筏工薛永春，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矛盾刻画的；对前苏联专家莎柯洛娃的形象刻画，则围绕她的中国情结与专家严谨的作风之间的矛盾展开的；金熹卿是通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来刻画的，赵万魁的形象刻画则着重写他在困难中不断超越自我。文章的诗化、小说化使报告文学的表现领域有了新的拓展，审美价值得到进一步提高，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削弱，如对中条山风景的诗意描写，固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但是轻松优美的笔调无疑也淡化了勘探工作应有的危险和艰辛。
阎豫昌（1934—），河南正定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河南省文联《奔流》杂志编辑、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给少男少女》，散文集《东湖情思》、《爱的花束》，评论集《散文名家论》、《苏金伞评传》、《三曹和建安七子》。主编《河南新文学大系·散文卷》、《黄河恋》等。
散文《嵩山朝霞》写“我”在初春来到嵩山峰顶的气象站，领略了中岳壮观的景象，目睹了气象员艰苦的生存环境，歌颂他们不怕艰苦、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忠于职守的高贵品质。作者刻画了两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一个是三十岁的气象站站长，他在山上工作了十多年，却激情依旧；一个是气象员广东人小陈，在站长的感召下，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气象员。站长是个军人，他的思想改造在军队里就已完成，因此他在文中一开始就是个领导者的形象，而小陈则经历了从一个小知识分子到气象员的艰难成长过程。作者对小陈这一形象尤为用力：先写“我”所观察到的小陈的形象，在狂风中记录数值；然后由小陈讲述自己第一次在观测场上遇到雷暴时的逃兵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是拨云见日，小陈经过成人仪式的洗礼，终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气象员。文章中时有时代痕迹，如站长说小陈“是个贫农的孩子，从小就能吃苦，能耐劳”，不免有血统论之嫌；小陈的思想斗争：“哨兵，就是战士，我应该锻炼成一个战士”等更是战争气氛的话语，但总的说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两个人物的刻画还是可信的、成功的。文章首尾呼应，开头以写嵩山早晨起笔，在结尾处又以嵩山早晨点题：“只见嵩山顶峰上染满了鲜艳的朝霞，年轻的站长和气象员们正向远方眺望。”这种意境，既是实写，又是虚写，虚实相生，意蕴深长。
白桦（1930—2003年），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人。1938年，因日军占领信阳而逃难，1939年父亲被日军杀害。1942年入河南潢川初中，1945年入信阳师范艺术科，1946年夏入潢川高中。诗歌处女作发表在信阳的《中州日报》上。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长期搁笔。1961年调入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64年重返部队，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文化大革命”后中断多年的创作活动得以继续。1985年转业，调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等职。主要作品有长诗《鹰群》、《孔雀》，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等；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哀莫大于心未死》、《远方有个女儿国》等；话剧《曙光》、《吴王金戈越王剑》等；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苦恋》、《孔雀公主》等。创作电视剧多部，散文、随笔、演讲等均曾多次结集出版。曾获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等多种奖项。
《洛阳灯火》写于1956年，此时距1948年洛阳解放已经八个年头了。午夜，在一间软卧车厢里，故事在“我”、少校、中将之间开始了。文章一开始对少校的描写就为后来的巧合埋下了伏笔：少校“一进车厢就没脱帽，他对着那位将军敬了个礼，以后就默默地掀开窗帘的角，注视着窗外，窗外是黑夜，农村的灯火像疏落的星星似的从窗前飞过……”；然后以两位军人的谈话引出了将军的日记本，引出了解放洛阳的那场战争……日记中，将军记录了作战的经过，惦记和祝福着因为掩护自己而额头受伤的战友，巧合在此出现了！“我看见少校用手把自己的帽檐往下拉了一拉，拉得几乎压住了眉毛……”原来，少校就是掩护将军而受伤的那位战友！至此，文章已接近结尾，同时也达到了高潮。两个共同参加过洛阳解放战争的军人在火车上偶遇，他们该有怎样的心情呀！但少校不仅没有相认，反而拉低了帽檐。对自己的英雄行为不求人知，不求回报，这是怎样的心胸！因而，少校的形象高大起来，丰满起来。从艺术上看，整篇文章首尾呼应，结尾点题，是当时散文很流行的一种写法。文章开始一句“农村的灯火像疏落的星星似的从窗前飞过”，结尾则以少校的“瞳孔里反映着灿烂的繁星般的洛阳灯火”为结。文章结构非常巧妙，以一个日记本为道具展开情节，并塑造人物形象。不足之处在于，情节的过分巧合，比如少校和将军在火车上偶遇，少校无意中读将军的日记，少校恰好正是救助将军的人，等等，不免给人以斧凿之嫌。
姚雪垠（1910—1999年），其散文《惠泉吃茶记》写于1956年，曾引起广泛争议，20世纪70年代末该文作为“重放的鲜花”重新面世。在《惠泉吃茶记》中，作者写了自己在惠泉吃茶的一次经历。惠山风景平常，但惠泉茶由于《茶经》作者——“茶圣”陆羽和得到过乾隆皇帝的首肯而天下闻名，每天吃茶的人络绎不绝，都以吃到惠泉茶而心满意足，唯有作者失望地发现，惠泉茶的茶具、色香味都很平常，在遍唱颂歌的时代，这种言论无疑是极具魄力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作者以对惠泉茶的仰慕——品尝——失望的情绪变化为经，以其他茶客的吃茶行为为纬，表明了自己对惠泉茶的观点，批评了众人的盲目从众心理，并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和建议：“惠泉水当然应该比一般的湖水、河水、井水‘清冽’，只是不应该把它推崇得不近情理。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忘掉陆羽的品题，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文中作者发出四次“会心的微笑”，这四次“会心的微笑”刻画了一个不盲从、不跟风，头脑清醒、镇定自若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作者也因此受到了批评。文章突破了报告“现实”的僵化模式，凸显了作者的真性情、真体验，并采用了较为个性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在批判国民性上，暗合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在当时的写作条件下，无疑具有超前意识。姚雪垠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葛洛（1920—1994年），生于河南汝阳，本名常玉磬。1937年在汝阳简易师范学校读书。1938年到延安，并于同年入党，先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任教。解放战争期间，以记者身份随二野转战南北，写过许多战地报道。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市军管会文艺处长、西南军区文化部创作组长。抗美援朝期间，任赴朝创作组副组长。他参与主编过《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1979年以后，他一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代表作《我的主家》、《卫生组长》、《风波》等。
散文《龙店乡的喜日》写于1956年。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推动和前苏联“干预生活”思潮的影响下，文学政策有所松动，出现了大量揭露社会阴暗面、抨击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作品，《龙店乡的喜日》就是这样一篇散文，类似于前苏联的“批评特写”。这种特写的任务是：“着重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概括一定的社会现象，帮助人们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内容上主要是对我们内部矛盾的揭露和工作缺点的批评，在表现方法上，虽然也从生活现象出发，但不是具体实指某一件事，它允许作家有更多的可能去想象、虚构。”
散文写“我”在一个喜日（办理结婚、离婚手续的日子）来到了龙店乡，目睹了群众办理结婚、离婚手续所遇到的困难，抨击了基层干部们的官僚作风。作者揭露了基层工作中的不合理现象，如：机械规定每10天一个工作日，集中办理所有的结婚、离婚事件，以便于婚姻法的执行；管理登记的人玩忽职守，工作日擅离岗位；会议冗长，对群众感情冷漠……作者认为有些干部“所以没有把工作做好，并不是因为他们欠缺必要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欠缺一种简单同时又极为可贵的东西——一颗时时刻刻为群众利益着想的热诚的心”。文章以时间为顺序，揭示了基层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风朴实自然，感情真挚，结尾夹叙夹议，在揭示矛盾中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
第二节 魏巍的散文
魏巍（1920—2008年），河南郑州人，原名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当代诗人、著名散文家、小说家。
出生在城市贫民家庭，自幼家境贫苦，童年及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平民小学和简易乡村师范，在那里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并产生浓厚阅读兴趣。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后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至晋察冀边区，在部队曾任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团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亦未脱离部队生活，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中流》主编等职。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魏巍是一位长期生活在部队中的颇负盛名的优秀作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笔耕不辍，在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文论、政论等方面都有令人难忘的佳作。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诗集《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集》等；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壮行集》、《话说毛泽东》、《魏巍杂文选集》、《魏巍散文选》等。长篇小说《东方》曾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
魏巍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参军以前，魏巍已经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他从小喜欢读书，爱好文学，小学时便读了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上师范时开始广泛接触新文学。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他不仅开始动笔写作，并且和一些同样追求进步有左翼思想的同学一道办起了刊物。这一时期的魏巍，在小说、诗歌、散文方面都有过最初的艺术实践，其代表作是创作于1937年的长诗《黄河行》。在中华大地烽烟遍燃，国难当头之际，年仅17岁的魏巍将他满腔的爱国热忱与投奔革命的坚定决心都融入了诗歌之中，整首诗气势磅礴，撼人心魄，初步显示出了诗人的创作才华。
从1938年至1949年，魏巍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在延安，他曾与田间等人一起提倡过“街头诗”运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部队宣传和文化工作。这时期，他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反映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街头诗、抒情短诗，以“红杨树”为笔名发表在晋察冀油印诗刊《诗建设》、《诗战线》及《子弟兵》、《晋察冀日报》、《北方文化》等报刊上，成为晋察冀诗歌的播种人之一。1942年，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他创作了长篇诗作《黎明风景》，以满怀胜利的信心去鼓舞苦战中的人民。此诗构思精巧、情节动人、旋律悲壮，因成功地表现了抗日斗争的生活而获得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鲁迅文艺奖”。1945年后他又创作了反映解放战争的诗篇《寄张家口》、《开上前线》、《一个战士的赞歌》、《两年》，等等。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其创作主要以战地通讯和思想杂谈为主，在诗歌、戏剧、小说方面也颇有收获。1950年至1958年间魏巍三次奔赴朝鲜前线，写下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及《战士和祖国》、《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并结集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不仅是魏巍的成名之作，也是整个抗美援朝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篇。它选材严格、精炼，挖掘深入，巧妙地将抒情、议论、叙事融为一体，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刻地揭示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主题。1951年，魏巍访问了苏联，创作了《红场夜景》、《登列宁山夜望莫斯科》、《美丽颂》等优美诗歌。他的诗歌创作始终没有间断，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了诗集《黎明风景》、《不断集》等。在诗歌、散文之外，魏巍还将笔触伸到了歌剧、文学剧本创作等方面：1952年魏巍与宋之的、丁毅合写了歌颂中朝友谊的大型歌剧《打击侵略者》，与白艾合作创作了中篇小说《长空怒风》；1956年他与钱小惠合作创作了反映“二七”大罢工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的风暴》；1963年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1965年，美国侵越战争升级，魏巍作为中国第一批访越作家奔赴越南，在三个多月的日子里，走访行程达4000公里，写出了越南战地报告系列——《人民战争花最红》。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魏巍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政治部顾问等职，有《魏巍文集》一至十卷问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战争三部曲——《火凤凰》、《东方》、《地球的红飘带》。作品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中华民族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作出的不懈抗争，书写了我国人民抗击日寇、解放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辉历史，不仅在军事文学中有深远的影响，也是革命历史题材中难得的巨著。《东方》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路标”奖和人民文学奖。此外，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报告文学系列《石油战线巡礼》、长篇专著《话说毛泽东》和政论《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这些作品关注社会、直面现实，表现出作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的理想主义情怀。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的朝鲜战地通讯集，包括《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与祖国》、《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十七篇文章，1951年出版，到1960年就三次再版，盛况空前。作者饱含深情，称我军抗美援朝将士为“最可爱的人”，反映了他们艰苦而光荣的战斗历程，抒写了他们对祖国、对朝鲜人民的爱，歌颂了中朝人民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在这部通讯集中，魏巍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写出了志愿兵战士的英勇行为，如松骨峰战斗中，烈士们有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有的握着涂满敌人脑浆的手榴弹，有的嘴里衔着敌人半块耳朵（《谁是最可爱的人》）；面对数十倍、数百倍于自己的敌军，两个战士靠两颗子弹坚守阵地（《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志愿军战士的英勇行为，表现了他们高尚的情操，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战场中和硝烟同时弥漫的是指战员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作战地图旁贴的是治淮工程和劳动英雄的照片；战壕里谈论的是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打坑道修工事喊的是为祖国建设增瓦添砖的号子……（《前进吧，祖国》）。志愿军将士在撤离朝鲜之前，把满腔的爱化作一连串具体入微的行动：修理营房、美化营地以迎接接防的朝鲜人民军战友；为朝鲜老乡修房子、抹锅台；给老人雕龙头拐杖，给小孩作滑冰小车……（《依依惜别的深情》）通过这些通讯，魏巍向我们展示了志愿军将士的崇高品质和博大胸怀。周扬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文中称之为“以其强烈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情感和对人民军队的热情赞颂，而传诵一时”，也正由于魏巍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叫做“最可爱的人”，所以，“最可爱的人”就成为我军战士的特称和昵称，沿用至今。
魏巍的文艺通讯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英雄激情赢得好评。这与他准确把握时代精神，挖掘生活本质，高扬时代主旋律，塑造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密不可分。周恩来总理在二次文代会上指出：“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颂歌。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这无疑是对魏巍的高度肯定。20世纪50、60年代的主旋律是祖国建设和抗美援朝。魏巍是共产党员，是优秀的军事作家，因此他的散文作品，无不体现出个人理想与时代理想的统一。作品的基调一开始便定在高昂的时代主旋律上，高唱时代的赞歌，使作品充满了崇高之美。魏巍曾在《这就是我们的哲学》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核心’还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我们的主题，我们上演的这出戏的题目，就是‘共产主义之歌’，或者说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创业之歌’”。这种对理想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的审美把握，使《谁是最可爱的人》得以站在理想的制高点上，唱出最美最嘹亮的英雄赞歌。谈到志愿军战士形象的塑造，魏巍认为，写战士想要写生动，“不仅应写战士的英雄行为，还要写出战士英雄行为中的英雄的思想感情”。魏巍的文艺通讯及散文，所选典型材料紧扣主题，深入事物的本质，生动地再现了志愿军战士——“最可爱的人”的博大宽广的心灵世界。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战士说：“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一文中，战士辛九思说：“我看见朝鲜老百姓被美国鬼子害得那么苦，我哭了。现在，已经春天了，老百姓的地还没有种上，他们将来吃什么呢？假若美国鬼子打到我们的祖国，像这样的炸，像这样的烧，咱们国又不比朝鲜，人是那样的多，村庄又是那样的稠密呵……”志愿军战士在艰苦卓绝的前线出生入死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祖国人民，是朝鲜人民，这是何等的胸怀，这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情怀，更是“共产主义”的信念！正是这些贴近心灵的谈话，魏巍笔下的志愿军战士才不是作战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最可爱的人”，成为具有个性特征的时代典型人物。
选材精到是魏巍散文的突出特点。新闻写作最重要的是提炼主题，提炼主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技巧问题，而是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把握能力，是记者的世界观、记者的综合素质的一种反映。魏巍认为新闻不是有闻必录，不是捡破烂，好的往里拣，不好的也往里拣，而是从实际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魏巍到朝鲜战场后，与战士的感情越来越深，更加体会到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丁玲说：“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并且同自己的灵魂融合在一块，以无穷的感动和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
魏巍称赞志愿军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这是魏巍的真切感受，也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这部通讯集的主题和总纲。主题一确立，选材就成为关键。有论者认为：“真实、朴素地写出自己的见闻、感受，让读者来分享自己的欢乐与思考，这便是当时散文创作的审美共求。与此相应，当时散文创作艺术技巧之全部，几乎就在于素材的精选与语言的表达。”
魏巍的散文作品，对选材颇具独到之处。他说：“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清楚明白的，也会是突出的。”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日报》1951年8月19日。
《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初稿写有20多个事例，后来删去了若干，仅剩最能体现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精神本质的三个典型事例：松骨峰战斗，汉江岸马玉祥冒着烈火抢救朝鲜儿童，战斗间隙作者同志愿军战士的谈话。这三个例子围绕“谁是最可爱的人”，分别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志愿军战士的光辉形象。《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也是选了三个例子：以戴笃伯的故事和两个女青年的故事来说明青年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什么样的青春才是最美丽的。这样，主题由于选材精当而更加突出，选材由于主题提炼而更加得当。
魏巍的散文无论是结构布局、遣词造句、酝酿情趣还是营造意境，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三个各自独立的故事或场景，采取了钩玄提要的写法，近似于诗歌的熔裁与提炼，每个片断都言尽而意无穷，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尤其是文章的结尾，作者激情澎湃，直抒胸臆，与读者娓娓而谈，既深化了意境，又升华了主题：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这段文字，既表达了作者的激情，又和读者产生互动，使读者既深刻地理解了志愿军战士的高尚情怀，又领会到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从而更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在《依依惜别的深情》的末尾，作者将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景意境化：“这时的队伍，已经不分行列，不分军民，不分男女，错错落落，五光十色，互相搀着扶着，边说边走。这是什么队伍呵！也许这不像队伍吧，可是这确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队伍，这是心连着心、肩并着肩的友谊的巨流！这支巨流，行进着，行进着，越过了一道道水，一道道山，他们行进在枫林烧红的山野，行进在社会主义的东方……”意境亦虚亦实，虚实相生。这类亦真亦幻的意境，既符合人们当时激动恍惚的心情，又使作品灵动飞扬、意犹未尽。
第三节 华山的特写《劈山太行侧》
华山（1920—1985年），广西南宁人，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1935年，15岁的他就在上海参加学生救亡运动。1938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任华北抗日根据地《新华日报》（华北版）、《冀察热辽日报》、《东北日报》记者，见证了抗日战争全过程，写出了《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等作品，记录和歌颂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随军记者赴东北前线，写出了《踏破辽河千里雪》、《我们还要回来的》、《英雄的十月》等战地通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总社记者、《人民日报》编辑。20世纪50年代赴朝鲜战场，写有《清川江畔》、《歼灭性的打击》等朝鲜战地通讯。之后，写有反映祖国建设的《童话的时代》、《大戈壁之夜》、《山中海路》等报告文学。20世纪60年代初来到林县，一住近十年，1965年在林县长期深入生活后，写出反映林县人民修建太行山上红旗渠的长篇报告文学《劈山太行侧》。
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据史料记载：从明正统元年（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其间514个春秋，林县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达到30次。连年大旱，河干井涸，颗粒无收，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悬釜待炊。据《红旗渠志》记载：林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7个村人畜吃水困难，其中跑2.5公里以外取水吃的有181个村，跑5公里以外取水吃的有94个村，跑5～10公里吃水的有30个村，跑10～20公里吃水的有两个村……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贫困，林县人民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原称“引漳入林”工程），并于1969年7月竣工。整个工程历时10年，建成了全长1500多公里，由一条总干渠（70.6公里）和若干支干渠以及更多的分渠构成的一个水利网络。人们形容该工程是“劈开太行山”，凿成了“人工天河”。在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林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艰苦的施工条件下，奋战于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修建过程中削平山头1250个，架设渡槽152个，凿通隧道211个，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方1516万立方米，创造了历史上的奇迹。
《劈山太行侧》就是纪录红旗渠伟大工程的史诗。20世纪60年代初期，物质和精神严重失衡：人民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共产主义精神却空前高涨，报告文学的时代主题，便集中在对艰苦的物质生活和大自然的挑战以及对共产主义精神与风格的歌颂上。《劈山太行侧》便是林县人民同大自然斗争的颂歌。
《劈山太行侧》共分七部分，开篇即以雄健的笔触引出红旗渠，回顾了林县缺水的辛酸历史，道出了林县人民修筑红旗渠的雄心壮志：“但得流水村前过，我敢砸碎崖头闹翻天！”他们制定战略目标：“到山西去，把漳河水硬赶过来”；修订战略方案：“缩短战线，打歼灭战”；在困难面前豪气冲天：“顶着困难上，越干气越壮”，“修渠就得闯山，闯山就得狠心干；摆副软架子，打啥硬石头？”在红旗渠精神的鼓动下，林县人民乘胜追击，红旗渠工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文章饱含激情，报道了林县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不等不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修建红旗渠的丰功伟绩，歌颂了林县人民的共产主义风格和精神。
注重主题的熔铸与提炼，是《劈山太行侧》的首要特色。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材料进行挖掘提炼，找出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主题，以反映人物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劈山太行侧》中，作者集中写林县人民在极为艰苦的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毅然修建红旗渠的壮举，为了挖掘红旗渠所蕴涵的时代精神，作者深入调查，反复思考修建红旗渠的意义：它到底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最关键最深远的内涵是什么？作者认为应该深入研究，不能只简单地说这是为革命、为人民。经过反复思考、修改，最终提炼出红旗渠的精神实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杨贵语）。正是这种红旗渠精神，教育和鼓舞着干部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战胜一个个困难，迎来一个个胜利。即使到了今天，红旗渠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其次，《劈山太行侧》虽是事件报告，却塑造了修渠英雄的群体形象。华山在林县一住近十年，对林县人民和红旗渠精神深为了解。他饱含激情，为那些“曾经战斗着的人和正在战斗着的人”谱写颂歌，塑造了红旗渠人的光辉形象。和同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同，《劈山太行侧》塑造的不是某一位、几位英雄，而是英雄的群体雕像。那跑遍恶堑险峰，50天就交出设计方案的土专家；那一摆70公里的修渠大军；那截流工程、劈山工程、渡槽工程的建设者；那300人的青年突击队……作品中很少出现他们的名字，无论是对话，还是心理活动，也都没有专门标明。他们只是林县人民的一员，是红旗渠精神的缔造者。这些没有名字的人民，是祖国的建设者，是奇迹的创造者，是历史的推动者……这些英雄虽然没有名字，但形象却生动丰满、栩栩如生，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这得归功于小说因素的应用。20世纪60年代的报告文学，由于“典型化”的影响，往往以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旨归，在表现艺术和审美格局上，更多地向小说倾斜，更多地借鉴了小说的写作技巧，如矛盾冲突、心理刻画、人物语言个性化，等等。
《劈山太行侧》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文中有三类矛盾冲突：第一类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太行山这倔脾气啊！挖旱池，天不给水；打水井，地不给水；修水库，河不给水。”人们没有被吓倒，反而向大自然提出了挑战：“问石头要水！问石头要粮”，“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由此林县人民开始修建红旗渠工程，在和大自然的斗争过程中，林县人民斗智斗勇，土专家搞设计、人体截流、飞崖劈山、飞架渡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第二类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红旗渠工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修建伊始，就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山太高”，“工程艰巨、技术复杂”，“光是设计，就得两年”，但是林县人民顶住了：山高正好多浇地，工程再艰巨再复杂，不就是打石头吗？啥设计，画条线，要两年，咱自己画！在修建过程中，反对意见有增无减：“没有勘探，不能施工！没有设计，不能施工，没有批准，不能施工……”林县人胆大心细，既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又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他们心想，开山破石，垒砌个样儿，无非就是石匠活吧。“好石头，坏石头，一动土就看出啥石头了。费那事勘探个啥？画图咱不会，可是做成个啥楞啥样，多大多小，咋起咋落，一块块石头都亮真真的搁在心里颠来倒去摆谱儿哩！”到工程第三年，资金耗尽，林县人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和阻力，阵阵冷风刮来：“国家那么困难，修恁大个工程”！“死抱住红旗不放”！“给县委修纪念碑！”林县人又顶住了：“修渠就得闯山，闯山就得狠心干；摆副软架子，打啥硬石头。”正是在与各种反对意见的较量中，林县人经起了考验，走向了成熟。第三类矛盾是心理矛盾。困难时期，当反对意见四起时，县委领导内心的矛盾真实反映了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和风格：“可是国家有困难，就不干，干不了，叫啥自力更生呢？正是困难的时候，不狠劲打粮食，支援国家，壮大集体，又咋奋发图强呢？不死抱住红旗，又抱啥旗呢？猛听得‘给县委修纪念碑’，眼泪都迸出来了。‘算了吧，何必迎着顶头风走呢？’有时也想，‘天塌下来大家顶着就是了’。可是这么一想，自己也觉得羞愧了。不，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话。”是退是进，在这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中，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物语言个性化也是《劈山太行侧》的特色之一。文章中的人物有英雄群体、县委领导、反对势力，等等，依类划分，大多没有名字，但是听那个性化的语言，就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太行山这脾气，你小手小脚，就是掏不出水来”，闻其声，一个饱经忧患的农民形象立现眼前；“渠道修在老山岩上，就能垮了？渠底渠墙，都是楞对楞，缝咬缝，灌了灰浆的，就能漏了？大不了崩掉半拉山，左不过垮个一截截，总不能把七十公里全毁了；垮了不会重修？淤积问题，倒是个大事：漳河水浑，给咱淤上一渠泥，咋往外掏呀？”一琢磨，又在渠底设计了几道冲淤闸门，至此，一群不怕困难、坚强自信、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国家那么困难，修恁大个工程！”“死抱住红旗不放！”“给县委修纪念碑！”我们听到了冷言冷语，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遇困难就趴下，刮歪风、放冷箭不良习气的庸者。作者依据不同类型人物的不同身份，以不同语言、语势、语气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既有时代特色，又符合人物身份。
第四节 穆青的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穆青（1921—2003年），回族，原名穆亚才，原籍河南杞县，著名新闻记者、摄影家。自幼跟从中过举人的祖父学习古文，后入杞县大同中学读书，其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利用空闲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曾一度担任学校的进步团体“文学艺术同盟”的主席，并出版文艺刊物《群鸥》，开始用穆青的笔名发表文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6岁的穆青来到了山西临汾，进入八路军学兵队学习，不久留在师部的宣传部门做宣传工作。1938年8月，穆青发表了前线通讯《岛国的呐喊》。这篇通讯写在夜袭雁北榆林站的一次战斗中，我军缴获了日军士兵的日记和家信，这些日记和家信充分反映了日军的反战恋乡情绪和日本国内人民生活的困苦。文章不仅揭露了敌人侵略战争的性质，而且表现了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1939年5月穆青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2年8月调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1942年9月，穆青发表了人物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以生动的笔触，详细描摹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的风采，在当地引起轰动。这篇通讯的成功，增强了穆青献身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写作的信心，也引起了人们对穆青写作才能的关注。1949年3月，穆青随解放大军南下，先后写出了《飞驰在南线的汽车兵团》、《穿过大别山麓》、《良田镇的无名女英雄》、《狂欢之夜》、《十里长鞭》、《热情澎湃的长沙城》、《白匪主力溃灭的狼狈相》等多篇战地通讯，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胜利的足迹。在其后的“土改”运动中，他又相继写了《因为分配了土地》、《抢财神》、《谁养黄牛谁发财》等新闻作品。他的新闻通讯报道浓缩了伟大时代的壮阔图景，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叙写了时代激流，读来引人入胜。以其早年的战地题材作品而言，它们或是表现战斗的激烈，或者反映革命战士日常生活，诸如《狂欢之夜——长沙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速写》、《五峰山上的俘虏图》、《月夜寒箫——记长春城外中秋夜》等，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等职。1992年底穆青离休。穆青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生前曾任中国记者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出版的作品集有《南征散记》、《穆青散文选》、《彩色的世界》、《新闻散论》、《十个共产党员》，摄影集《九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等。
穆青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42年9月，穆青写了《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赵占魁同志》等报道，开创了整个解放区报纸、通讯社重视报道先进人物的新风气。1943年，采写《雁翎队》，记录了白洋淀人民抗击日寇的英雄业绩。1946年担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穆青参加了围困孤城长春战役，写下了《空中飞来的哀音》等十余篇战地通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1949年，穆青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军南下，记录了党和军队胜利的光辉进程，采写了反映解放军南下进军的《淮河两岸》、《狂欢之夜》，歌颂党的领导的《二十年不屈的斗争》、《湘江的红旗》，赞扬军民鱼水情的《十里长鞭》、《界岭夜雨》等战地通讯。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他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探讨新闻学理论、指导年轻记者们从事新闻工作。作品有《在分社领导岗位上》、《看稿琐记》、《记者需要怎样的指导》、《改进采访与写作》等。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察和反映时代精神，与冯健、周原一起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采写了《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历史的审判》等报道。改革开放时期，穆青发表《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设想》一文，提出加强经济宣传，改变报道形式，发展“自由活泼的散文式”报道结构的建议，拉开了新闻改革的序幕，同时写下了《抢财神》、《金字塔夕照》、《河南农村见闻》、《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等文章。穆青的通讯史诗般展现了中国从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他的人物通讯，塑造了一个个时代精神的体现者、一个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领会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报道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展现宏伟壮阔的历史画面，是穆青人物通讯的首要特色。20世纪60年代初，穆青指出：“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必须充分反映我国人民伟大的精神面貌和革命朝气，用先进人物的活生生的榜样，为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
“我们今天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能否高瞻远瞩地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表现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就成为决定人物通讯成败、优劣的关键。”因此他的人物通讯，注意把握社会关注点，塑造具有高度典型性的时代人物，从而推动各项党政国策的贯彻和实施。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关焦裕禄事迹的报道。
20世纪60年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群众生活困难，精神涣散，要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一批优秀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当时《人民日报》正进行县委书记革命化的讨论，如何使县委班子革命化，带领群众迎难而上，是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穆青说：“现在，我们非常需要在工人农民中间、基层干部中间，选择一些先进典型进行报道。特别要注意报道那些先公后私、先国家后自己、大公无私、克勤克俭的农村基层干部或社员。”
时代需要树立一个不怕困难，能带领群众前进的好干部形象。穆青根据这一时代需要深入基层采访，抓住了县委书记焦裕禄这个典型，采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提炼出“困难面前逞英雄”这一时代主题，塑造了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光辉形象，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这篇报告文学发挥了新闻报道的功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斗志，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增强了社会凝聚力。穆青的典型报道紧跟时代精神，既弘扬了主旋律，又直接促成或间接推动了政治运动的开展。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穆青的典型报道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而且伴随着政治运动的同时，它也成了构建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工具”。改革开放后，20世纪90年代初，穆青、冯健和周原重访兰考故地，他们欣喜地看到兰考的巨大变化，同时也看到某些干部作风不正、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他们联系国家当前干部廉政建设这个大局，写出了《人民呼唤焦裕禄》，喊出了群众的呼声，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焦裕禄成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的象征。
新闻性与文学性的融合也是穆青报告文学的重要特点。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要求真实，首先是新闻报道的事实完全真实。穆青认为“用事实讲话，这是新闻报道的原则”。一篇优秀的新闻作品，“其所以具有强烈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量，重要原因之一，也正由于它写的是真人真事，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榜样”。他写的每一篇报道都凸显新闻五要素，恪守新闻事实客观真实的原则。他说他报道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他们是有通讯地址的……读者可以和他们通信，甚至可以亲自去访问他们，看看他们的业绩，听听他们的讲话”，因此，他的每一篇报道登报后，都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那么，在新闻事实真实的基础上，还要不要严格遵循细节真实的原则呢？关于这一点，穆青坚持新闻作品“不能有任何的虚构，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是真实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办公室藤椅上的破洞，钢笔从发抖的手指间滑落，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经过深入采访，仔细观察，从生活中实录下来的。穆青认为“一篇人物通讯哪怕只有很微小的一点虚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假，必然会对整个通讯产生怀疑”。新闻真实性还要求本质的真实，这就需要记者要有高度的记者素养，不就事论事，而是透过表象，揭示事物复杂的内在联系——事物的本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从一系列繁杂的事实中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挖掘材料的深层意蕴，从而塑造出焦裕禄真实动人的形象。优秀的新闻作品，除了新闻性，还应该有审美性，应该是新闻性和文学性的融合。穆青的新闻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在于他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对新闻的体例又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兼顾到了作品的文学性。穆青说：“在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一切可用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文学的、政论的乃至电影艺术的某些表现手法，都可以适当地吸收到人物通讯的写作中来，为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服务。”
穆青的人物通讯既有真实感，又有艺术性，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具体手法上，以激烈的矛盾冲突、真实的细节描写、典型的环境衬托及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是穆青人物通讯的突出特点。穆青认为，矛盾冲突反映了历史真实，回避这些矛盾就会导致人物形象的一般化、概念化，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和人物的真实思想。只有真实具体地再现特定的历史环境，才能发挥通讯的实录作用，刻画出真实人物。焦裕禄的形象是在同兰考日渐严重的自然灾害、同少数干部的思想错误、同自己晚期肝癌的斗争中显现的。这些矛盾冲突从不同侧面塑造出焦裕禄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光辉形象。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使穆青的人物通讯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更具浓郁的文学色彩，因此，他的作品才能突破新闻自身时效性的限制，穿越时空，赢得长久的生命力。
细节体现着事物的本质。真实感人的细节描写能使人物的形象生动、丰满、真实。穆青认为，获得细节，处理细节，是记者的思想水平、新闻敏感、采访经验、写作技巧等能力的综合反映。穆青对焦裕禄的塑造就是通过一系列真实感人的细节描写实现的。风雪夜的兰考车站之行，焦裕禄看到“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身为干部不能领导群众战胜灾荒，他感到羞耻和痛心……到金营大队考察洪水，吃饭时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又向风雨中走去。焦裕禄对群众的关切、深情可见一斑。焦裕禄风雪中访问无依无靠的老人时说：“我是你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你老人家的。”他的赤子之心感人肺腑。因为病痛，焦裕禄经常左手揣在怀里，“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这些细节使焦裕禄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感人肺腑，显示了作者作为一名优秀记者的综合素养。
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穆青认为这个命题也适合于报告文学：“在区别新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前提下，恩格斯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物通讯。我们认为，人物通讯所要再现的典型环境，主要是人物所处的特定时代的重大矛盾冲突。”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在文章开篇，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竟是这样一幅景象！这段文字一方面勾画了焦裕禄“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为焦裕禄的悲壮人生作了烘托渲染。兰考车站的环境深深地触动了焦裕禄：“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兰考人民正在逃离故土。夜访车站对焦裕禄是个触动，对他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物语言个性化，是穆青人物通讯艺术美的另一特点。通讯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这些人物所处的时间、环境不同，其个人的生活经历、性格爱好、文学素养各异，因此他们的语言也决不会雷同。焦裕禄上任第二天，就给大家鼓干劲：“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他不顾同志们的劝告，带病在风雨中奔波：“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在县委会议上，他讲述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救灾前和同志们开会：“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这些语言，既有时代感，又符合焦裕禄的身份和性格。
最后，穆青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悲壮沉郁的美学风格。穆青的通讯作品唱响了时代的慷慨悲歌，他笔下的人物是英雄的人物，时代是悲壮的时代，悲壮沉郁就成为他作品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作者自身的经历、学养、秉性、气质，一方面来自所报道人物的英雄气概。穆青早年投笔从戎，毕生投身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他曾填词《金缕曲》一首抒怀：“文章不为千金卖，沥肝胆，青史巍巍，冰雪皑皑。光明顶上啸长风，着我炎黄气概。对群峦，心潮澎湃。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鬓堆霜，丹心在。”这种胸襟气度和赤子情怀，使穆青充满了英雄气概，因此在写作时，往往和笔下的英雄人物产生共鸣，形成悲壮沉郁的美学风格。在采写焦裕禄事迹时穆青感动得失声痛哭。他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从没有这样哭过，这次是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焦裕禄精神太感人了。”当穆青满怀激情，如实写下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时，其作品本身便必然带有悲壮沉郁的风格，比如：文章开篇对兰考灾区的环境描写，于苍凉中透出悲壮。结尾焦裕禄的遗言更是悲凉沉郁：“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至此，文章达到高潮，读之催人泪下。据说，当年播音员齐越在播音时曾一再哽咽，致使播音工作不得不再三中断，足以说明穆青作品的感人之处。他所报道的英雄人物连同那悲壮沉郁的美学风格，将一起载入史册。
另外，穆青在致力于新闻创作的同时，也不忘理论建设。1996年出版的《新闻散论》收集了他各个时期新闻研究的主要成果。纵观穆青的一生，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坚持从群众观点出发、走群众路线，强调深入实际调查，规范和领导了新华社的改革创新和整体发展，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