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报上连续看到《复活的军团——秦帝国的虎狼之师》。里边写的，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多少年来，我不太明白的事情，这篇报道回答了。而且说得对，说的很清楚。比如，当年的秦军为什么能够打败六国？荆轲刺秦始皇的剑是什么样子？为什么那样长？司马迁对荆轲刺杀秦始皇的描写写得对不对？这些问题，我都从那篇报道中找到了答案。
看着报道，我想起了当年。
现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如今参观兵马俑的人数，国内游客3000多万，国外游客数百万；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近百位，已经成为陕西省最重要、国内外有名的旅游景观。
那么，在我们新闻界，是谁最先公开报道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的呢？我听人说，最早发《内参》的，是家住陕西临潼的一位新闻记者。那年，他从北京回到家乡，听说了此事，立即调查了解，他回到北京就发了《内参》。可是，是谁公开报道这一重大发现的呢？我手头资料有限，不可断言。但是从全国的广播电台来说，最先报道这一重大发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就是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首先报道这一发现的记者，就是本人——贺俊文。
那个时候的新闻单位，被“四人帮”严密控制着。一道一道的禁令，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新闻工作。像陶俑陶马这样的文物古迹，属于“四旧”，或者说没有“政治”内容，新闻单位根本不敢公开报道。我深知这一点，就没有给对内部发稿，所以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内就没有公开报道。但对外能不能报道，我也吃不准，也没有主动采访。1975年夏天，在中央台记者部工作的邓法奇先生来陕西了解陕西记者站的住房情况。我陪他去华清池游览，顺便参观了刚刚在秦始皇陵旁发现的陶俑坑。当时还没有“兵马俑”这个名字。参观中，他说：“你写个稿，发给对外部。”我问：“能发出去吗？”他说：“试试看。”送走他后，我立即采访，并发去了专稿《秦始皇陶俑坑参观记》，不久稿子发出来了。因为稿件上未写发稿日期，所以我现在说不准发稿的具体时间。但我记得，当时是夏天，柿子树上的叶子绿绿的，叶子不大。陶俑坑周围生长着很多柿子树。临潼的火晶柿子是有名的。
当时中央台对外部（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油印通稿，印出来就发给各语言组。但油印通稿印出来后，还用钢笔作了多处改动。第一，把《秦始皇陶俑坑参观记》，改成了《秦始皇陶俑坑见闻记》。那时还没有秦兵马俑博物馆，只是平地上挖了个坑，叫陶俑坑。至于为什么把“参观记”改为“见闻记”，从稿件后边的改动连起来看，连“参观”也不能写，只能写成“见闻”。那时候的编辑和记者，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什么地方稿件处理不当，不知不觉犯了错误。写成记者“参观”，也怕别人指责记者有自我表现之意，不如干脆写成“见闻”。至于谁的“见闻”，可以是记者，也可以是任何人，就没有记者自我表现的意思了。第二，稿件里“本台记者参观了发掘现场”一句，不但把“参观”二字划掉了，连“本台记者”4个字都划掉了，因为当时规定，记者不能在稿件中署本人的名字，连“本台记者”这个笼统的称谓也不能写，否则，是变相的追逐名利。现在的青年记者听了，也许不能理解，或者不相信竟是这样。我当时就是这样，写稿从来不敢署名。偶尔写上“本台记者”，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署名“本台记者”不可以，但只写“记者”二字，则可以。因为你是哪个单位的记者？谁也不知道，那就不是追名求利了。第三，我在稿件中说，“从这一情况判断：全坑共出土和未出土的武士俑大约六千个左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阅兵式的场面。”通稿印出后，又把“大约六千左右”改成“可能有数千个左右”。这是最后审稿人害怕万一不是六千，出了错怎么办？审稿人不是不相信考古人员的考证，而是以不出错为好；当时虽然只挖了极少一部分，但从坑内的组成来看，大约有“六千兵马俑”，这个结论是经过考证，是科学可靠的。直到现在，秦兵马俑一号坑的内涵仍然是六千多个兵马俑（那时还没有发现第二、第三号坑）。从这些改动看，可知当时“四人帮”对广播电台的控制是何等的严啊！不但记者害怕，连审稿人也是提心吊胆地在工作。在正常情况下，中央台对外部（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油印通稿，一经印出，就直接送语言组播出，不再改动。可这篇稿，油印成通稿以后，还要经过这么多的修改。我统计了一下，这篇稿子印好后又修改8处，才正式发出。不过我们还要感谢编辑同志和审稿人，在那个时候，敢于把这样重大的发现向世界公布出来，使中央台对外部（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为全国对外报道这一发现的第一家广播电台，这是了不起的。那时中央台的对内部（即现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不敢报道这个属于“四旧”内容的消息的。我虽然有现成的稿子，也没敢给对内部发。当时，我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在一个院子生活，在一层楼办公，经常交谈报道方面的情况，经常互用稿件。我知道，他们没有报道，也不敢报道。全国其他电台连发现兵马俑的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我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就是全国广播电台中播出兵马俑稿件的第一家。
我记得，大约是1976年的6月，宝成铁路通车20周年，编辑部要我们记者站和四川记者站合作采访一篇通讯。我们站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和四川记者站的同志合作，辛辛苦苦跑了一路，写成录音通讯《千里蜀道千里春》，稿子写得相当不错。发到北京，对外部很快发出来了。可对内部没有用，枪毙了。后来打电话问原因，编辑说，当时要求每篇稿都要有“批邓”的内容，这篇没有“批邓”，所以没有用。记者当时很不服气，说：“什么都要‘批邓’，铁路通车和‘批邓’能联系起来吗？”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想，今后记者大概永远不会在稿子中署自己的名字了。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老记者王焕斗同志在私底下对我说：“不会的。再过不了几年，就会恢复记者署名的。”我听了，不大相信，认为是天方夜谭。
后来，真的没过多久，打倒了“四人帮”，新闻界拨乱反正，走上了正轨，又恢复了记者署名。听说国际台专稿组第一个署名的记者，就是贺俊文。那倒不是贺俊文写的稿子好，而是因为刚刚开始恢复署名，编辑部的同志不好意思从自己开始。那从哪儿开始呢？从谁开始呢？就从记者开始吧（一位编辑当时是这样告诉我的）。恰巧，一个编辑刚刚编辑完贺俊文的一篇稿子，那就从贺俊文开始。
这么重大的发现，要是在今天，各种媒体的记者会一窝蜂地围上去，使用各种采访手段，尽快地做详细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只能如此。
1980年12月，我陪友人去临潼参观游览。途中听人说，秦始皇陵西侧又发现了宝物。我们随即去秦始皇陵，看到陵墓的西侧围了一群人。到跟前一看，顺地掘开一条沟，沟底横七竖八原地堆放着一堆金属物。但能清清楚楚看到两匹金属马的头和身。太阳快落山了，他们准备收工。工地上，我见到熟悉的袁仲一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他们两人满身泥土，灰尘仆仆。刚从坑下工作上来。我请他们介绍发掘情况，并说明只发《内参》，不公开报道。老袁和老程的眉毛、鼻子、脸庞，布满尘土。但是熟悉的朋友来了，不好拒绝。他们就席地坐在坑边，向我们介绍。返回西安，我连夜写成《内参》，传到北京。可广播电台搞《内参》的同志，把稿子给了中央台新闻部。新闻部同志一看，这么重大的发现，就发出来了。那天晚上，我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忽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紧张起来。我发的是《内参》，怎么变成了公开报道？
果然，第二天一早，国家文物局打来电话，问陕西文物局，是谁批准发消息的？陕西省文物局又打电话问记者站，并约站长去谈情况，然后向国家文物局汇报。我们站的叶勇前站长去了陕西省文物局，向陕西文物局杨达局长介绍了真实情况，说明记者站发的的确是《内参》，是北京公开发表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国家文物局又追问了中央台。果真如此，此事就算了结了。过后有人问陕西省文物局长杨达同志。杨达说：“记者发的确是《内参》，记者没有责任。”
就这样，编辑部的一次差错，使贺俊文由发铜车马《内参》的第一人，变成了公开报道铜车马的第一人。
那时，对于记者来说，宣传纪律一定要遵守。应发《内参》的绝对不能公开。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一贯的做法，记者绝对不能自己弄错了，把责任推给编辑部。此稿先发《内参》比较合适。因为当时还没有弄清它的内涵，各种数据还未搞准，过早公开出去，如果错了，再去更正，影响不好。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刊登于《亚洲之声》2004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