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年初，乾陵博物馆刘向阳同志，将他完成的《唐代帝王陵墓》书稿示余征求意见，一寸厚16开本的书稿和它那沉甸甸丰富的内涵，使我为之惊喜！这是继陈安利同志《唐十八陵》问世后的又一部关于唐帝王陵研究的力作。这说明我省青年学子，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弘扬大唐雄风和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感与责任心，令人欣慰！
刘向阳同志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事、且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自供职于乾陵博物馆后，在其位而谋其事，即倾心于唐帝王陵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身居梁山之麓，而行踪遍于田野古垒之间，摩沙鉴古，积数年之功而终成洋洋数十万言之《唐代帝王陵墓》宏卷一册，殊堪赞许。
我详细地阅读了书稿全文，并倾听了作者关于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和意旨的谈论，深知他为此书付出的艰辛思虑和功力，是可贵而可嘉的，也是纯正而感人的。在《唐代帝王陵墓》中，作者是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并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为佐证，以唐代帝王皇位的更迭和主要历史事件为主轴线，并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出发，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的理论思想为指导，钩沉索隐，考核稽实，历史地、系统地渊述了唐代帝王陵墓的体制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盛衰演变的过程，并对陵园石雕艺术品，陪葬制度以及陵墓主人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是融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富涵教育思维和科学史观的历史知识读本，内容翔实，条理清晰，论述精辟，是一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专著。
一
作者对帝王陵墓的营建，特别是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的唐王朝时期，营造国之圣典的“万年寿域”的社会历史意义，作了较深刻的陈述：在那个历史时期，作为君权制度标志性的陵墓建造，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成就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古时代中国丧葬文化的集中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兴衰更迭的历史过程。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兴隆时期的典型代表，基于她那雄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基础营建起来的帝王陵寝，从文化史角度讲，是这一时期文化水平综合的卓越成就，代表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水平；从中国陵墓营建史的角度讲，唐陵的建制和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帝陵营建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中国帝王陵墓的基本体制和模式。在有唐一代的不同历史时期，随国力之盛衰与时势之变化，其陵制之形制内涵也基本体现了这一模式和规律。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即中西文化关系而言，她是当时中国和西方世界文化互惠交流的载体，包含着珍贵的中西方文化资料，《唐代帝王陵墓》一书，聚精荟萃地给我们浓缩了这一史程的精华，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和范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并取得成果以发展中国文化最辉煌的历史时代。研究、保护和开发唐陵资源，对我们今日的改革开放、西部开发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既可以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世界，也可以广通各国以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以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抓住机遇，与时奋进，就可以为西部开发这一创造性的历史活动，注入活力。
二
本书在陕西唐陵研究论著中，比较起来，它是较为完备的一部专著，并有所深化和扩展。
第一，它包括了所有唐代皇帝并与皇帝相关的帝陵级的陵墓在内。在陕西，即指“唐十八陵”，这是指埋在陕西境内的正式帝陵而言。唐代称帝的有20位皇帝，其中昭帝和陵和哀帝温陵，分别营造在河南偃师和山东菏泽，本书都包括在内。此外还将与唐王室有关，而后追封也按帝陵营造和对待的五座陵：即太祖李虎的永康陵、世祖李昞的兴宁陵、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让皇帝李宪的惠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这些陵都是以准帝陵规格营建。特别是杨氏顺陵，其规模和内涵远远超过十八陵中的一些帝陵，较为逊级的是惠陵，作者认为这些陵墓都应列入唐陵研究之内，这样唐陵应为25座，在陕西境内的为22座，并作了全面的论述和考证。
第二，作者对唐陵的形制体制及其特点的渊源、演变和历史定位作了简述：
唐陵是继承汉陵的体制而发展下来的，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皇陵发展从土陵到山陵定制的过渡时期。汉代的皇陵均为积土为陵，所谓“高坟厚垅，珍物毕备”，都建在渭河两岸的第一道黄土高原上，这种“高坟厚垅”实则是将地上宫殿浓缩在高坟之下的厚垅之中而成地下宫室建筑，唐代初期即承其遗续。分散在各地的汉代的诸侯王陵，多依山为陵，籍山势，凿洞窟以营寝宫。太宗时，自选昭陵陵址，取依山为陵，即取凿山穿穴以营寝宫，其意旨：
一是为了俭约，二是要达到“奸盗息心”的目的。我想这可能是自汉末，经魏晋六朝之变乱后，至唐代，积土为陵的皇陵多遭盗劫破坏，而各地的诸侯王山陵保存完好的这一历史经验的启示而采取的措施。因山为陵，是从太宗营昭陵开始，至高宗与则天皇后之营乾陵始成定制，并从此奠定了后世山陵体制之基本模式。关中唐十八陵中有14座依山为陵，所以它是唐陵建制的主体和主流。关中唐代山陵是集山川灵秀与文化蕴含相融铸而成的一部大手笔的历史杰作。自然界鬼斧神工的造化，给关中渭北高原的南沿，自乾县至蒲城广袤三百余里的750至1200米高程之间，形成了一道曲折蜿蜒形貌独特的山丘形胜。山峦相望，群峰竞秀，在西部沟壑深谷之间，崭成一个个排立或相连的巍峨、峭拔的锥状山峰，而东部则由多条突起的山脊和山梁相联缀而成展翅飞翔的凤翦，这一组组优美、俊秀颇富风水理念的自然形胜，被唐统治者选作营造“万年寿域”的山陵。以都城长安为中心，以102度的视角向东西两翼分布。这里背依桥山，前临秦川，经泾、渭而南与大明宫相属望，体现了唐帝王山陵的巍峨、威严、肃穆与唐王朝的博大胸怀和宏阔气势。
第三，唐陵结构分三个部分：即山陵主体、陵园和陪葬墓区，作者将每一部分的形制、特点及相关设施和标志性纪念建筑物等作了周详而扼要的考述：
因山为陵的营造，是以自然的山峰和凤翦形的山体为依托，在其山腰或凤脊和腹心部分穿埏道以营寝宫，放置棺椁及随葬品，工程浩大，封闭严密后围绕山体以筑陵园。唐代帝王陵园，仿京都长安城的格局设计，内营诸多楼阁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是唐陵的一大特点。陵园依陵山体势，坐北朝南，与京城相仿，南北中轴线分东西两部对称布局，兆域内的玄宫、神道和乳台至鹊台之间依次作三级台阶状，应属风水中的三台山之兆。陵寝所在的玄宫偏北，四周夯筑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平面形状以山势而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南三门方位较正规，正对玄宫，北门因地形而筑，方位不正；积土为陵的陵园为正方形，内城四门正对陵台。
唐太宗在为其父高祖制定陵寝规制时，也沿袭了汉代特允皇亲重臣随葬皇陵的陪葬制度，作为“义同舟楫”、“克成鸿业”的恩宠和赏赐。在皇陵旁建立了庞大的陪葬墓群，作为帝陵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依例：对陪葬者要赏赐葬地，给东园秘器，并由官家提供丧葬费用。其后并允自请陪葬，并允其子孙沿袭祔葬。从史籍及考古发掘中获知：陪葬者多为皇室亲王、妃嫔、公主、重臣、将相及忠顺的蕃邦将领。陪葬体制有严格的规制，其地位和规格，依死者生前的嫡庶亲疏关系、品位高低、功勋次第，给予不同的礼遇。少数“号墓为陵”或依山为陵者，较为优厚高大。这种陪葬墓，也具体而微地建有墓园，树立华表和人物动物雕像，对特别有贡献的大臣，如李勣死后，高宗就极备哀荣，特加恩宠，仿汉卫、霍故事，修山陵以像阴山、铁山、鸟德键山以崇其对社稷之功勋。这种陪葬制度以初盛唐为隆盛，中晚唐稍逊而逐渐消失。据现在了解，陪葬献陵的为52座，昭陵最多为194座，乾陵17座，桥陵10余座，泰陵仅高力士1座。
唐陵建置的另一部分，也是唐陵的特点之一，是陵园及其四门之外和神道两侧列陈各类硕大的石雕群像，上承六朝而有所发展，这些雕像有圆雕、浮雕和线雕三种，其题材之广、数量之多、雕刻技艺之精，都远远超过前代。自献陵始，经昭陵而至乾陵遂成定制。这群石雕被誉为“唐代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作者从石雕种类、特点、组合的发展变化，对不同人物、动物和标志性纪念物的名称给以考实，并为树王者之威德和以彰吉祥辟邪之涵义作了详确的历史论述，揭示其随着唐代国势之兴盛、衰微，其各种载体之形体与工艺由精大到粗小的演化之迹，反映了有唐一代由盛转衰的境况。如初盛唐时代显其高大魁梧，威武雄壮，富有开拓精神的雄伟气势，中唐时代则雍容华贵，生气活泼，赋有完美高雅的艺术风格，晚期则表现为粗小简陋而又草率的衰败景象，这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之变化相依为托的读者只要见其原物或将所陈诸史迹遗物作以比较即可释然于心了。
唐陵的又一个特点是陵域广阔、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像“历代诸皇陵之冠”的乾陵，陵园内城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南北墙各长1450米，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楼阁、碑亭及朝臣画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378间。占地面积也大，昭陵和贞陵周围60公里，乾陵40公里，泰陵38公里，其他13个陵都是20公里左右，以积土为陵的献陵最小仅10公里，其陵周之大小和建筑之多少与其国势之兴衰是相关联的。其规模之宏伟即世界亦罕有其比。
三
本书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作者用重墨书写了与陵墓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其演化过程。以其可读性、趣味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将人们吸引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之中。作者将唐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整合起来，以人繁事，分成不同的时段、场面和过程，在相关的章节中具体而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里，作者依学术规范、史论体例，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中，将帝王作为独特的历史形象，置于唐史长河的波浥云潏之中加以评说，从纷繁错杂的历史事件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史实，结合与陵墓主人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代与个人、政治与情感、亲情与权力、背景与心理等诸多因素糅合在一起，了解它复杂的轨迹，考其演化脉络，寻绎它的发展规律，真切而规律地反映这一历史时代的图景。在这个历史画卷里：
1.你可以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生动事迹的描述中，取得史鉴性的教育功能：这些像明君贤臣相谐治理下的升平盛世足可资以厚德敦行的那些嘉言彭行。作者在叙述帝王的生平事迹时，特别重现他在政绩、治术和有关德行方面的优长之处，将其有益于民、嘉惠于世的德行叙录其中，既可明治乱得失之道，亦可昭炯戒以明世则，如白居易对太宗功业之赞颂词；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送给高宗的《太平颂》；特别是魏征病逝后，太宗那种顿失“人镜”之痛感，李勃与高宗君臣之义与手足腹心之情结，以及狄仁杰等60贤臣祠堂之建立与表彰等设施，都一再说明。在当时尊贤重业、重才尚德的优良传统下，所以能创造开元天宝盛世，际此，亦可知其所以致之之由了。
2.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而取得硕果的一个时代，在丧葬文化中也充分的体现出来。唐代所以能创造一个繁荣鼎盛的治世，也是她的亲亲抚远的民族和睦政策取得的成果之一。唐初除对皇亲重臣陪葬外，还对邻近国家亲善的首领雕像以侍陵右，“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太宗陵上的十四尊蕃酋像、高宗陵上的六十一尊蕃酋像，都是怀德远来崇拜圣朝的活生生事例，表现出四海升平八方来朝的全盛景象。唐代不修长城，而以德威作长城以固社稷。所以唐太宗曾讥讽：隋炀帝不用贤良安抚边疆，而修长城以御外患，实出下策，他用李彭治并州，广布德威，回绝闻之远遁，他自得地说：这样“内可以息寇治世，外可以协和万邦，岂不远胜修长城耶”。
3.从社会发展动力之一的内部斗争而言，有唐一代表现的也是十分典型而剧烈的，几乎贯穿于唐政权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唐代初期表现为皇室内部的传位之争和权臣与官宦之间的权力之争，如玄武门之变、武后篡权、韦后事件及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骨肉相残、血风腥雨的酷烈斗争，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这些刀光剑影交融在社会发展但不协调的协助曲中。作者在谈到最后两个皇帝，即昭帝和陵和哀帝温陵时，侧重说了这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即李唐衰退的凄惨景况。这时，李唐衰退之象已显，正是朝臣、宦官和藩镇三者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实际是争夺江山的斗争，作者较详细的叙述了错综复杂的政权更迭的斗争情况和过程。这个时期，昭宗虽有力挽狂澜、重振唐纲之意志，然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花落去，作者以陵墓为依托，在此，对唐王朝的兴衰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作者对历史上存疑而有争议的问题，像无字碑的存在及其功能作了辩证，历史上对武则天合葬乾陵及其功过之评议均存在争议，武则天是一位颇富时慧，既识时势而又能驾驭局势的女杰，在她秉政的数十年中，转唐为周，而后又去周复唐，终保全节，其历史地位和社会舆论必有争议，自是意料中事。从碑迹遗存看，当时有碑文而未刻，其原因，作者认为中宗碍于朝议之争而未能上石之论当是。研究乾陵多年的宋继超先生说：他已搜集考证得碑文全文，我想在他发表后，我们当知时人对武后之公议了。
作者根据自己调查研究所掌握的资料，对一些难以确定的问题提出质疑，如众所传诵坐落在曹州的哀帝温陵，今无一物可以为证，而附近何姓人家却当自己祖坟扫墓祭祀，究竟何属，需要进一步勘查考证。
本书的一个优长之处，是对相关的山川形胜、陵园景观、石刻造像及史建遗迹和出土文物，配以精美的照片和插图，以图证史，图文并茂，史论兼集，使中国古代“左图右史”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配以现代化的影像艺术，更能显示其深邃的历史意蕴，以直观真实的生动形象，当会取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必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本书最后附录了有关唐陵的六条重要资料以作查考：唐代世系；各代皇帝的陵名、庙号、年号、谥号；关中十八陵的建陵时间、地址、形制、大小和陪葬墓数量；各陵原置和现存石雕的数目、名称；乾陵六十一蕃酋石像群已知36人情况所及有关资料；昭陵陪葬墓中已确定墓主身份名录等，为读者查阅及研究参考十分方便，使唐陵有关资料备此一览无遗。
四
“关中胜迹，唐陵最著”，《唐代帝王陵墓》的显世和《唐十八陵》的问世一样，将会引起社会各界对唐代帝陵的更大关注。
这些有关唐陵论著的出版，不论学界还是广大读者无疑都会增加和重视对唐陵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考古的范畴而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始于汉而盛于唐。历史地说，唐代是中国走向并认识世界（东方和西方），也是世界正视和认识中国，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契机，才使中国文明奠定了在东方文明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考古工作者的锄头，使那些埋藏在各种文化载体中约曾在中外文明长河中闪耀出奇光异彩的文化创造不断地出土而显耀于世，增加了西方文化在这一历史行程中的内涵和重力。从这一史实来说，中纂义磷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文明中包含了西方世界文明中极其珍贵的文化创造品。这些文化品多保存或埋藏在唐文崛史迹中，特别是唐帝王陵之中。从这一角度考虑，唐帝王陵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而且涵盖较广的与唐文化相并存并有联系的东西方文化中的世界性课题，有重要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人们重视唐帝王陵研究的要旨之一。
正因为如此，唐代帝王陵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巨大而艰巨的系列工程和重要研究课题。自建国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考古文物界前辈，都很重视并关注这一工程的进展情况。陕西地区的同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作了一些调查、试掘、发掘和研究工作：不同层级地勘查了唐十八陵，特别对乾陵、耀陵和桥陵等作了较深入的勘查试掘工作，发掘了数十座贵族陪葬墓，试掘了乾陵墓道，并发掘了最近被盗劫的靖陵和惠陵，都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起一大宗珍贵的史料，使我们对唐陵有了较多的认识，并使这一工作进入了理性的研究阶段：即进行有关唐陵的体制、内涵和意义的研究，标志着这一新的研究时代的开始——研究、开发和利用。本书正是在这一时代面世，它的出版必将有助于人们对现在唐陵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我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西部开发的巨大进展，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层探索使趋同异化的分野日益明显之际，唐陵的文化资源会日益显示愈来愈重要和需要。我想那时，会有时代巨臂作好这一篇开发利用的大文章的。对我们有志于唐陵、唐文化研究的年轻朋友来说，还是锲而不舍的勤奋努力，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以创新的开拓意识，把我们的研究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以适应时代赋予的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光荣使命。
2002年6月28日于省考古所
引言
人终有一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在君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封建社会，身为天下至尊的封建皇帝，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当死神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延续现世生活的强烈欲望无法比拟。于是，在他们生前，一方面凭借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巨大的财富去寻求长生不死的神仙奇药，以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运用堪舆之术选择“风水宝地”，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营建“事死如事生”的“万年寿域”——帝王陵寝，以期把他们生前所能享受的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带入到来世或另一个世界中继续享受。
中国人是最能为死者操心的民族。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中国人都会采取各种方式把死者生前享用的一切，甚至是企望享受的一切以各种形式纳入墓中，以寄托对死者的无限哀思。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死者寄托哀思的主要方式是厚葬，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朝代，不但厚葬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规模亦极其宏大。生死一体化的观念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得以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帝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些地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的生与死，往往系一朝一代的更迭盛衰和国家社稷之安危成败。而作为中国古代帝王“万年寿域”的陵寝建筑及其制度是与中国古代帝王及君主专制制度相伴随而出现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代表和集中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代的兴盛、衰亡与更迭。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基于雄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基础而营建起来的帝王陵寝成就，代表了这一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水平，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营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皇陵继秦汉帝陵之后的第二次大发展。
唐王朝自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建国至907年哀帝李柷灭亡，前后290年间，共历21位皇帝，除昭宗李晔和陵在河南偃师，哀帝李柷温陵在山东菏泽以外，其余19位均埋葬在陕西渭河以北的第二道黄土高原和北山山脉各主峰之南麓，因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高宗李治合葬一处，所以成陵18座，陵园分布在西起乾县，中经礼泉、泾阳、三原、富平，东至蒲城的6个县境内，东西绵延150多公里，在地理位置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以唐京都长安为中心而平铺于渭河以北呈102度的扇面形，人们称之为“渭北唐十八陵”或“关中唐十八陵”。
唐十八陵集中分布于唐京都长安城以北的第二道黄土高原和北山山岭之主峰，是因为长安城以北的第一道高原——咸阳原早已成为秦、汉两朝帝王的陵地和陵愚，际此，唐代帝王陵墓的构筑不得不向北发展。由于渭北黄土高原和山岳形胜的不同，唐代帝王陵墓的构筑分为“积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形式。营建于三原县北荆原和徐术原的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和营建于乾县北原的僖宗靖陵，属于积土为陵，它们都是选择海拔500至800米左右的高阜之地，这里原高土厚，便于深挖砖筑地宫，即所谓“高坟厚珑，珍物毕备”。营建于渭北山脉岛伏山丘地带的太宗昭陵、高宗与则天女皇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文宗章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等14座陵墓，其山脉海拔750至1200米，山峰南北多为陡坡，东西为沟壑深谷，多属于圆锥形的孤山。这种背依山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局，既体现了帝王陵山的高大、威严、肃穆，又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在因山为陵的14座陵寝中，只有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是墓主人生前亲自选定的，其余的都是死后由后世皇帝选定的。
唐代帝王陵墓最突出的特点是因山为陵。所谓“因山为陵”即是选择一个自然、巍峨、峭拔的山峰，绕山筑城，在其主峰南部山腰地段凿石洞为“埏道”（墓道），通进山腹营造地下石宫殿，以安放“棺椁”和随葬器物，这是唐代皇陵建制的主流。“因山为陵”起始于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据文献记载，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唐太宗李世民遵照其“请困山而葬”、“俭薄送终”的遗嘱，汲取“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的古训，亲自选定孤耸回绝的九峸山主峰为陵址，营建昭陵玄宫，此举既实现了文德皇后俭葬的遗愿，又能使“奸盗息心”，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这一埋葬形式到高宗与女皇武则天的乾陵时成为定制。由于以整个山头作为陵冢，开山凿洞营造寝宫，“埏道”全部用石条填封，使得陵寝工程异常繁难浩大，从而达到“奸盗息心”的目的，以使地下“宫室制度阂丽，不异人间”。
陵园仿唐京都长安城格局设计，内有由诸多殿宇楼阁组成的规模宏大雄伟的建筑群是唐代帝陵的又一个特点。唐代帝王陵园皆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中轴线南北向，东西对称布局。兆域内玄官、神道和乳台至鹊台之间作三级台阶状，似属风水中的三台山之兆。陵寝所在的内城偏北，居高临下，四周夯筑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四面各辟一门。因山为陵者，内城呈不规则多边形，南、东、西三门大多正对玄宫，北门多因地形而筑，方位不正。积土为陵者，内城多为方形，四门正对陵台。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的乾陵，其内城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南北墙各长1450米，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碑亭、狄仁杰等60朝臣画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修葺前世帝陵时，乾陵造屋378间，这是女皇武则天合葬乾陵92年后的陵园建筑规模。
唐代帝陵的特点还反映在陵园四门之外和神道两侧列置的众多硕大精美的石雕刻群上。唐代皇陵设置石刻，各陵皆有，形式包括圆雕、浮雕和线雕三种。其题材之广，数量之多，雕琢技艺之精都远远超过前代，被誉为“唐代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唐陵石刻以陵园内城南门外神道两侧列置的石刻数量最多，种类最繁。唐初献陵和昭陵的石刻虽然形体高大雄浑，但题材、数量和陈设位置等并无定制。到唐乾陵时，不但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而且组合形式也基本成为定制，即陵墓四周之外置石蹲狮，北门置仗马及驭手，神道两侧列华表、翼马（天马或瑞兽）、鸵鸟、仗马及牵马人、石人（或称翁仲或直阁将军）、蕃臣石像群等。此后的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基本遵从此制，石刻仍保持前期风格，但雕刻技术却更为精湛。
唐代皇陵的特点还体现在陵域广阔，有庞大的陪葬墓群和以唐三彩镇墓俑兽、墓室壁画、石椁线刻画等为主的众多精美的随葬品。
唐代各帝陵的占地面积很大。据文献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60公里，乾陵周围40公里，泰陵周围38公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简、靖等13座陵周围20公里，献陵最小，周围仅10公里。唐代功臣密戚陪葬皇陵始于高祖献陵。高祖李渊驾崩后，太宗李世民在为其父制定造陵规制的同时，承继汉代将相死后陪葬帝陵的制度，制定了功臣密戚陪葬皇陵制度，作为对“义同舟楫”、“克成鸿业”者的赏赐。为了建立庞大的陪葬墓群，他不仅赐朝臣葬地位置，给东园秘器，而且丧事葬事所需多令官给，以鼓励大臣们积极参与陪葬。贞观末，又准许功臣幕僚自请陪葬，并允许其子孙从祖、父祔葬。所以，当时的朝臣皆以陪葬皇陵为荣。金石著录和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唐代陪葬皇陵以唐初为多，盛唐次之，中唐甚少，到晚唐基本上消失。文献记载，献陵有陪葬墓25座（调查有52座），到太宗昭陵时，陪葬皇陵达到极盛，据考古调查，昭陵现有陪葬墓194座，可以明其姓名、身份者73座。太宗之后，乾陵、桥陵等也有不少陪葬墓。从目前已发掘的陪葬墓来看，陪葬者身份多为唐室诸王、妃嫔、公主、著名将领和臣僚等，墓葬位置大都依照死者生前的嫡庶亲疏和品级高低采用不同的形制，少数依山为陵或“号墓为陵”，多数积土为墓。其封土堆外形有覆斗形、圆形、山字形等。皇室成员一般为覆斗形，周有围墙，四角筑角阙，南门外筑双阙，阙南置石狮、石人、石羊、石虎、华表等石刻。昭陵陪葬墓大都分布在陵山主峰以南，陵山居高，众多陪葬墓临下，“譬若拱辰”，衬托出帝王陵山的高大雄伟。从已发掘的近百座墓葬来看，其地下部分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墓室（双室或单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和甬道用砖筑砌，方砖墁地，墓室顶为穹窿顶。墓道和墓室内绘有大量反映宫廷生活场面等内容的壁画。虽然都曾被盗，但仍出土了以唐三彩镇墓俑兽、金玉饰器、三彩生活器皿、唐墓壁画和石雕线刻画等为主的珍贵文物数以万计，显示了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艺术发展的高超水平，为研究唐朝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唐代帝王陵墓》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为依据，以唐代位的更迭和主要历史事件为主轴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钩沉索隐，考核稽实，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角度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地阐述唐代帝王陵墓的产生、发展及陵园的地理位置、陵园建制、石刻特征、陪葬墓的设置及陵墓主人的生平功过，以分析探讨唐代帝王陵墓的特点及其盛衰变化的原因。运用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社会历史是本书的主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探讨一朝一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艺术发展过程，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国家对文物古迹的重视和《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特别是由于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将沉入或掩埋于土壤中的曾在中华民族文明历史长河中闪烁过奇光异彩的古老文化遗存取之重见天日，公诸于世，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补充纠正了金石著录和文献记载的阙误，给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可靠而丰富的资料，从而引起治史者对文物古迹资源和出土实物资料的重视。
唐代帝王陵墓是唐代社会历史的见证，是极为丰富的唐代文化艺术的宝库，是我国特别是陕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旅游资源。其规模宏大的古陵园遗址，布局严谨的陵垣建筑，精美绝伦的大型石雕刻，诸多陪葬墓出土的斑驳陆离的三彩镇墓兽俑，姿态迥异的贴金彩绘铠甲骑马俑，艳丽夺目的墓室壁画，精湛细微的石椁线刻画等稀有的艺术珍品，构成了一座座天然的文物宝库，成为人们了解历史，弘扬民族文化和访古览胜的幽然境地。唐代帝王陵墓浓缩了唐王朝290年的历史精华，揭示了有唐一代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和原因，丰富了唐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为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和文化艺术成就，弘扬民族文化，开发文物古迹资源服务于当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