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六世逃亡，这个持续六百年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轰然倾倒；俄罗斯与南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们比中国晚六年革命，却又早六年统一，实际意义上的内战只有三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发布了他臭名昭著的演讲，朝法西斯独裁稳步迈进。不只是中国像迷途的羔羊，许多国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李玉亭也在寻找道路。因为生意碰到了大麻烦。
随赵倜一同倒台的，还有淮盐缉私营统领、加中将衔的少将袁家骥。这个光明使者突然消失，一度使信阳陷入黑暗。其实光华电灯公司一直运行正常，李玉亭家里并未停电。是他自己眼前一黑。根由在于和盛钱店。
项克敏初来执掌和盛炉房时，依然穿着普通百姓不能穿的长衫，结一根长长的儒绦，类似秀才。这身打扮与官员的唯一区别，是他们只能用黑色，所谓青青子衿；官员则根据品级分用不同的颜色。虽然人已经离开户房，但项克敏的名字依旧留在卯册上，以便逃避徭役。这样的挂名书吏不在少数。到了民国十年，这些好处已成往事，他大约也不会在乎：不说薪酬，每年的分红便颇为可观。他已经买下不少田产。
财产别人看不见。田地也不能随身背着。陪同李玉亭吃西餐喝牛奶，更是独乐。这几年，项克敏身上最明显的变化，还是衣着。他也慢慢开始穿西装，头顶土耳其帽，手执文明棍。帽子和文明棍都是袁大少的随手馈赠，从上海带来的。从外表上看，项克敏与西方绅士的唯一区别，大约也在于烟。他不抽雪茄，只抽罐装的“绿炮台”。而那时多数人只抽得起软装大号的“哈德门”。本来他才是真正的钱鬼子，但大家都叫他“土耳其”。因为那顶帽子实在滑稽。这个国家在哪儿，与刚刚覆灭的奥斯曼帝国有何关系，多数人都不清楚，项克敏也是一派朦胧。但这不要紧，丝毫不影响他的标新立异。
这几年下来，和盛钱店的账面利润不断翻滚，总数令人咂舌。谁也想不到，连年战乱，生意居然还能像吹气球一般增长。钱店主要业务是兑换，零整兑换，银元铜元和纸币的兑换，另外还有短期存款。存款折息四厘半，欠账或者贷款折息一分零五，利差便是利润。
兑换银元颇有窍门。因各地发行的银元种类繁多，品质不一，洋钱亦能流通，比如墨西哥鹰洋。民国九年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南方支付的开拔费便是双毫小洋，面值二毫，也就是两角，六枚兑一块大洋。前面说过，购买火车票找零，站方使用的都是这类银角子，按照标称面额计算。
品种之间的兑换还好掌握，市面上有通行汇率。关键在于银元本身质地的差别。比如铸造年代，含银多寡，银元品相等等。像闷板、洗板、挫边儿、穿铜灌铅、外省凿字，全都伤秤。银元不要闷板，黄金则讲究这个。真金摔在洋灰地上回声沉闷，有声无韵，俗称死声；若品质不高，则声响尖长，略有回跳。黄货毕竟少见，主要还是银元，因而区分闷板颇为关键。怎么操作呢？也得朝洋灰地上摔。这一摔很有道道，很多钱鬼子事先备好低品质的银元，好的摔下去，次的捡起来，便斥为闷板，使劲压价。
项克敏当然不干这种勾当。李玉亭也不允许。他要的是面子嘛。败家子的名声如影随形，他可不想为之提供例证。尽管不作弊，但和盛钱店的生意依旧兴隆。这与项克敏的能力自然大有关联。他辨别银元就有一绝，用手指使劲一搓，再听听看看，便能定好成色；信手掂掂黄金，便能随口说出斤两，误差绝对不过百分之五。没点真本事，还真是做不到。
不过这回事情没坏在本事上，而坏在面子上。
李玉亭接印视事之后不久，某日正在整理财税，项克敏忽然手持账本前来请罪。起初李玉亭颇为惊讶，不年不月，不必交账，此为何故？正惊异间，项克敏又是一记长揖几乎到地。李玉亭的心随即扑通扑通一阵狂跳。他知道肯定不是好事，却不知道竟然如此严重。
和盛钱店出现了巨额亏空，因为袁大少的匆匆逃亡。
很多钱店的亏空，都源于经理的欺瞒。怎么说呢？走死避亡的账目他不开除，继续搁在账上生息空转。最终外欠是虚，内欠属实。也就是说，许多数字看似好生意，实则呆坏账。反正东家不能细问，也未必掌握内情。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此时经理大不了撂挑子走人，因为每年的分红他都已提走，店面生死与他关系不大。要不怎么叫他们钱鬼子呢。
袁大少的情况与之类似。迄今为止，他是和盛钱店最大的债务人。贷款时便已经说明，是要到上海的租界做生意，而大舞台、大旅社、华新浴池以及光华电灯公司，都需要资金周转。战事一起，他奉命率领缉私营进攻靳云鹗所部，但很快就被击溃。仓皇之中，他抛下部队不知去向。
李玉亭无法确定项克敏究竟有无欺瞒之心，或者有多大程度的欺瞒。堂堂一个加中将衔的少将，在信阳驻节已久，谁能预见到会是这种结局？然而他的欠款数目如此巨大，项克敏理应如同他的名字，更加敏锐敏感才对。袁大少一走，他就应该立即调查其资产状况，结果却拖拉了一个多月。此时再查，别说光华电灯公司和大舞台大旅社，就连本钱最小的华新浴池，也基本跟他脱钩。他的股份早已抵押变卖，所剩无几。如今他在信阳的资产，也就是城内的袁家花园和鸡公山上的袁家楼。即便都转给李玉亭，也不足欠款之三成。况且此时尚不清楚，他在别处欠账之有无与多少。一句话，他本人不来结账，一切便都是空想。
钱店的实力突然折损过半，自是晴天霹雳。尽管不能化铸银子，李玉亭的兴趣已经降低许多，但这毕竟关系到整个延福堂百十口人的生计。他还有叔父，以及众多的兄弟子侄，这些人可都是满眼期望地看着他呢。
“如此大事，你怎不早说？”
“他这么个大人物，谁知道也会突然倒闭呢？”项克敏满脸都是那种死者整容化妆后的红色。
李玉亭明白还是面子问题。项克敏抹不开面子，他也抹不开面子。面子就像层窗户纸，谁都不想主动戳破。他想，若非自己当了县知事，这事恐怕现在也不会说开，至少要等到年底交红账。事已至此，除了认赔，还能如何。项克敏执意辞职，但李玉亭没有答应。回到家中，他跟夏先生商量商量，决定申斥项克敏一顿，年底扣发红利，让他戴罪立功。至于巨额亏空，要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省府的通知正式下达汝阳道。汝阳道内二十七县，共需分摊军费八十万。以此类推，整个河南的负担大约三百万。听起来似乎是个小数目，但当时全省每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尚不足千万。可以想象，那是极尽盘剥、敲骨吸髓后的数目。凭空再加三成，慢说百姓，地皮又如何承受？如果你还嫌这种对比失之抽象，不够直观，那就不妨这么想想：就在春上的信阳城内，一块银元还能随便买个饥饿的女孩儿。
当时信阳全县人口接近四十万。既是州城和道署所在地，可以想见实力算是好的。也就是说，李玉亭的负担不是平均数，而是最高分：五万块。省府索款甚急，必须先叫商会垫上，然后再全县盘剥。
县署还在过去的州府衙门。除了仪仗已经撤下，其余陈设照旧。大堂牌楼的横匾上，依旧悬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字样。这地方李玉亭过去常来，并不生疏，但此时再来，感受完全不同。他得好好想想税赋问题。
当时税赋的种类倒是不多：田赋及附加，屠宰税及附加，房捐，娱乐税，契税，营业税。田赋就是土地使用税，只向地主征收，城镇居民则需要缴纳房捐，实质也是土地使用税。起初规定够三百户的聚集地才征收，如今已降至百户。娱乐税向酒楼戏院征收，包含花捐，收妓院的。宰杀猪牛羊三牲，则须缴纳屠宰税。前面说过，正税用于信阳女子师范的办学经费，另外还有附加。
农业国家，田赋当然是大头。按照道理，附加不能超过正赋的三成，但其实名目之繁，令人眼晕：漕粮、地丁、租课、屯饷、草束、差徭、垦赋、杂征、教育、堤土、保安。这还不算完，地丁里面有正款、副款、火耗、平余，漕粮下分本色、折色、漕耗、漕项，租课细分官租、学租、酒课、茶课、盐课。
老百姓管不了这么多，只能照数交钱。李玉亭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当时地亩数量的依据，竟然还是大明洪武年间制定的鱼鳞册和费册，以及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制定的赋役全书。鱼鳞册以土地为钢，上缀户主名称；费册以业户为主，附注土地面积与位置。赋役全书呢，记载着赋役的具体执行规则。
三百年前的标准必定与现实脱节。最主要的问题是粮田分离。穷人明明卖掉土地，但田赋还在头上；富人大量购买田地，不以本名，而落在别人或者堂号名下。同一块地的收租人和完粮人不同，几年之后便会陷入混乱；有些没落的读书人家，为保有子女参加科举的资格，田地实际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卖掉，但田赋还背着，尽管不甚情愿。
说起赋则，更不合理。制定之初，按照田亩丰瘠分为三等九则，如今历年既久，变化必多。有些良田因为水土流失，或者湖沙淹没，已经大幅减产甚至绝产；有些地亩属于新近开发，未曾入账。明代信阳州有民田四十二万零四百三十二亩，王室藩地六百七十亩，信阳卫驻军垦地五十九万三千一百三十七小亩，按照四折一的比例，折合十四万八千二百亩；清顺治三年，在原额民田的基础上，又开垦无主荒地十七万九千五百亩，康熙三年增报隐瞒土地八十五亩，加上明朝王室藩地和驻军垦地，总计七十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七亩。从康熙三年至今，又是二百多年。期间的地亩粮田变化丝毫不予考虑，岂能合理。
这些问题，李玉亭早有风闻。不论大李还是小李，田地都很广阔，自然深知个中三昧。依据大明还是大清都无问题，民国草创，制度不多，可以理解。最荒诞的是，这些原始数据县署竟然找不到，一本都没有。在哪儿呢？都在胥吏手中。以户房书吏为主，税课司的经办人员中也有一些。多少年来，都是他们具体经办，原始档案因而也被私相授受地垄断，成为他们的收入来源。
李玉亭将刘景向请到签押房，熟筹此事。就那时的情形看，一年半载国家难以统一，这等事肯定只是开头，远非结尾。若不能整理税务，日子必然更加难过。李玉亭的意思，是请刘景向兼任税务局长。这个肥缺以往必须明码标价地竞争，但刘景向却连连摇头。作为县教育局长兼豫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与李玉亭合作他自然乐意，但就此掌管税务，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只对书本感兴趣，对钱不感兴趣。我又不是钱鬼子！”
“你要是钱鬼子，我敢放你掌管税务吗？”
说来说去，刘景向总不肯点头。李玉亭无奈，转头又找项克敏要鱼鳞册、费册与赋役全书。别的书吏手中也有，但是不白给，你得拿钱买。这叫卖书缺。最贵的索价超过千元。可李玉亭刚刚接手这个空摊子，多年寅吃卯粮，哪还有一千块钱可资挥霍？
这些事情原本不必县知事过问。接印期间李培元根本没提。无意整理税赋，自然不必淘这个神。可李玉亭没有想到，刚刚给他造成巨大亏空，理当心怀内疚的项克敏，竟也不肯松口，也有经济要求。只是考虑到多年朋友的面子，他同意打个七折。
项克敏当时的样子，让李玉亭对钱鬼子这个绰号，印象前所未有地深刻。对于他而言，这最多是个荣誉称号，华而不实；而用在项克敏头上，却是名副其实。当然，要是没有他的鬼，和盛钱店可能也不会有如今的规模。
李玉亭突然灵机一动：“你来干税务局长，怎么样？”
项克敏略一思忖，拱手施礼：“如此多谢知事大人栽培。”
“那好，你赶紧把钱店的账目交给夏先生，然后挑人上任。加紧整理税赋，以纾民困。”
这项人事安排省了点钱，但是不多。因为项克敏手中的鱼鳞册只有三个乡，其余部分依旧要出资购买。虽然已是民国十年，但这规矩一直未破。三班衙役和六房师爷也多数还在，依旧要靠这个吃饭。
这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玉亭寻求新奇的冲动已经大大减弱。辛亥年那一枪的阴影，无法彻底消除。可入主签押房后，他突然又觉得豪情万丈。二堂里的那副对联，令他没齿难忘：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含义浅显易懂，即便他未曾进学，也不须多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既然干了这个差事，那就得想法干好。当下尤其如此。他再也没有情绪触动翻看柳媚如同植物花苞一样向外张放的睫毛与身体。晚上躺在柳媚旁边，他老实得简直如同尸体，丝毫不敢惹事。既然晚上没本事，白天就必须得有本事。
大户田多税低，穷人田少税重，这并非秘密。历朝历代，莫不如此。金钱与权力，从来都是近亲。这其实也是李玉亭跟项克敏认识的起因。那时的胥吏，与大家族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若无利益瓜葛基础，那种貌似天然的密切又从何谈起。而今既想挖掘税源，那就只能磨刀霍霍向大户。把他们跑冒滴漏飞洒诡寄的税额收归国有，便能救急一时。听起来这很公平，但大户们肯定不干。而且客观地说，这部分税额他们并非完全白占，也有成本。很多账没法细算。他们花在知州同知师爷胥吏身上的钱，没法详细归类到哪个条目。过去李玉亭不当家，如今主要精力也没放在田地上，但那些细账，夏先生心里有数。
既然要杀大户，那就只能先朝自己开刀。李玉亭吩咐夏先生找出自家的田粮账册，细挖旧账。夏先生噼里啪啦打一顿算盘，随即报出一个数目：每年漏缴三百余元。绝对数目不大，关键在于连年叠加。具体数目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面子：大户人家无不以隐瞒钱粮为荣。这是权势与地位的象征，与行善无关。
生意人全年收账三次，五月八月腊月；钱粮征收则分春秋两季。李玉亭决定从当年秋粮开始，全面清查大户。当然，不像后来上海，要求工商业主从民国元年开始补税。李玉亭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只向前看。具体谁占了谁的便宜，也严格保密，不翻老账。
召集各乡乡长开会时，李玉亭首先报出自家田亩清理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还是遭遇全面抵制。最激烈的反对，还不是来自于二陈，而是大李。败家子败家子，李玉亭直接拿自己开刀，不是败家子，又是什么？
散会很久之后，李玉亭依然感觉冷言冷语环绕在头。乘坐绿呢官轿回家时，他不断运功调息，好容易才安定心神。入主县衙之初，他没有装修办公室，但官轿仔细收拾过，自费。虽是旧的，却也是老树新花，不乏气派。李玉亭坐于帘后，在有节奏的颠簸之中，慢慢找回了平衡。
首先，这账理当补缴，并非苛捐杂税，革命嘛；其次，他征收得越公平，越有效率，对玉帅的支持越明显，国家就能越早安定。到那时，铁路股权算得了什么？即便连本带息全部归还，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天底下哪有比这更大的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