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广州。阿里巴巴餐厅。
张真在这一天早上，突然想到给李斯特电话。
自从1979年回到广州，她就在各种报刊上不断读到李斯特的文章。关于李斯特的报道和文章的剪报，她已经积累了一大堆。但是，她从未萌想过给李斯特电话，与他联系。她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从李斯特上大学之后，她再也没有了李斯特的消息。
她一直想找李斯特，和他谈一个她认为很重要的问题，了却一件心事。她想也许只有李斯特能给林苹苹的生活带来奇迹。当然，她不知道李斯特见了林苹苹之后会怎样。昨天，张真到火车站送走了儿子，儿子到北京读大学。她自己一人从火车站回来，一路上，她孤单而又失落，整个人轻飘飘的，好像被抽了筋骨一般。牛高马大的儿子离自己而去，肩上好像卸下重任。在公共汽车上，往常熟悉的街市变得很陌生，她脑子空空的，不知忧虑也没有欢乐，这是一种极其奇怪的感觉。许多年了，什么都不敢去想，一心一意在儿子身上，盼望他长大成人。在放飞他的日子里，自己反而坠入一种难以言说的境地。于是，她拼命回忆，企图让往事来冲淡这种因为儿子离去的失落。
回到家里。儿子的房间依然凌乱，他从不收拾房间，怎么开导都没有用，房间的杂乱惨不忍睹。爱整洁的张真只能在心里叫苦，谁叫是自己的儿子呢？儿子这一代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是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不属于过去，对未来也是一种懵懂的自信。
她的心里空落而且有些凄凉。
她在家里到处走动，希望从中能够找到开解的办法。她拨了丈夫的手机，通了却又马上关掉，丈夫见了来电显示，又打了回来，她只说刚才拨错了，没什么事，就挂了。
她打开电视机，是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又是中东和谈，没完没了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了一堵“哭墙”在那儿千秋万代流血。她关上电视机，打开音响，是刘德华的《笨小孩》。她关上音响，但那环绕的音色久久不绝。她随手拿起电话，拨了女友伊宁的电话，永远占线。全世界都在忙，只有自己百无聊赖。她不知道自己心绪为何如此坏，是因为从此轻松了，还是因为生命之累刚刚开始。
她一直关注着李斯特的踪迹。虽然自1973年农场一别，再无联系。李斯特仿佛失踪了似的。
特别是林苹苹出事之后，她给他写过几封信，都无回音，她也就死了心，大凡男人都是这样，没心肝的。
李斯特1976年分配到大学时，张真成为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到粤北山区一所师专读书。
她在数学系读了三年书，那是最为屈辱的三年，他们这些末代工农兵学员，和恢复高考以后的七七级、七八级同学一起，他们像是一群弃妇，一群低能儿。她索然寡味熬过了那漫长的三年。好不容易才回到广州，在郊区一所戴帽小学教书。从一开始教初三一直退却到去教小学五年级。最后，连五年级也教不好的她只好被安排到出纳的岗位上。三年前，她下岗了。
她按图索骥把电话打到中文系办公室，没有找到李斯特。接电话的姑娘热情得很，把她询问了半天，说是见到李斯特让他回电给她。
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但没说自己是谁。
李斯特在这天晚上回电了，他没有想到是张真。在六连时，他们很少来往。
“是张真吗？”他十分吃惊，自然也十分陌生地问，“这么多年了，你都在哪儿工作呢！”
“哎呀！一言难尽，早就下岗了！找你谋口饭吃呗！”她依然快言快语，全然没有生分。这么多年不见，她不知李斯特变成什么模样！包括做派。但是，再变也是李斯特吧！大人物的李斯特也是从黎母山里的小人物走出来的。所以她用不着客套。
“你别害怕，不会找你要饭吃，你是大人物了，问个平安而已。”张真在李斯特面前，恢复了久违的好心情。
这个男人，他的声音一点没变，有一回她在电视上看到介绍他的专题，40多岁的中年人，一点也没有发福，还穿着牛仔裤T恤衫，像个二十好几的人那样干练。只是头发已经花白得差不多了。
“别大人物小人物的好不好！我算什么人物啊！和你一样，工农兵学员。”李斯特有意渲染气氛，他觉得张真似乎生活得不错，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好心情。
“怎么敢跟大教授比啊！别笑话我了。说正事吧，星期天我们六连的几个女知青聚会，大家希望你能光临，大家要你赠书，签名的哦！”张真灵机一动，星期天本无此安排，她随口编排出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机会见见李斯特，这种心情很微妙，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如此的机智。
李斯特在电话里支吾着，星期天他已约了人，但对几十年都没联系的农友他不好推辞，知青朋友难得有聚会，他也希望多联络些昔日农友。人一到一定年纪，就多少会怀旧起来。他答应张真星期天一定赴会。
张真放下电话，忙给女友伊宁打电话，让她赶快联络几位知青伙伴，她想不好要不要约上林苹苹。星期天一早到沙面的阿里巴巴餐馆。到时她将领着李斯特，让女知青们大吃一惊。
自从沙面临江的地方建了白天鹅宾馆之后，沙面面江临水的景致就打了极大的折扣，不去看珠江的沙面，而只看没有了珠江的沙面，沙面就不成其为曾经令世人瞩目的沙面了。沙面的古榕、弯曲的河涌和小桥，娇艳的旅人蕉和亚热带的棕榈，在那一座座华贵的法式洋楼别墅之间穿行。沙面和西关，构成广州城反差强烈的两极，殖民地化和中国古旧市井街市是旧广州保留于今最有价值的城市文明。这文明使旧日的广州在今天变得亲近和充满童年的怀想。
李斯特每次经过沙面，都有一种爱怜的感觉。人们太愿意遗忘，总是把旧日的东西任意抛掷。有一天，我们只能去欧阳山的《三家巷》里寻找沙面、西关和旧时代的广州胜景了。他在沙面转来转去地寻找阿里巴巴餐厅。
在一间门面用裸砖砌起的门楼前，他终于找到了阿里巴巴餐厅。
中午的餐厅顾客很少，李斯特奇怪张真她们怎么会迟到，他抬腕看表，才发觉自己记错了时间，提早一个半小时到达。还得等一个半小时，想想也是，怎么会有人会在9时半开餐呢！
他只好择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从落地长窗的玻璃望出去，远处是被高架桥和楼宇半遮半掩着的天字码头，当年几十万广州知青就是从这儿乘“红卫轮”往海南岛去的。如今，天字码头只驳靠往返珠江两岸的渡轮。自从修了珠江桥后，大轮船就进不了天字码头。
不到10时，张真就到了。她一眼就认出了李斯特。她看李斯特时，眼睛有一丝难以觉察的忧伤，“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张真一见面就啧啧称奇。她大大咧咧里有着一种市井的粗俗和居委会大妈的关怀。
大家变化都太大了。李斯特简直无法从眼前的张真去追溯昔日的张真。韶华随风而逝，红润已无从寻找，她蜡黄的脸有些虚胖，腰身也显得臃肿，开始发硬的头发束成一个马尾，脸上略施脂粉，眉毛是文过的。她努力把自己往年轻妆扮，整个人不甚流畅，不甚清爽，镶嵌着一些不是这个年龄应有的东西。这怎么可能是张真呢？当年那个泼辣开朗的张真在哪里呢？李斯特心里直发苦。他很想告诉张真，一个迫近50岁的女人依然美丽的东西是什么，最应该珍视的又是什么。但她需要这种忠告吗？不过，这也难怪，她们最青春的年华，是与烈日骄阳为伍，荒山野火烧尽了她们作为少女的最后娇艳。待到年近半百，她们才有机会停下来喘息，是下岗使她们有许多的空余来研究早已粗糙发黄的脸庞，此刻，是连“小护士”化妆品也买不起了。
张真热情地问长问短，间或招呼服务小姐添茶添水。她一见如故地把李斯特当成小老弟，很恰如其分地调整着自己的角色。能够见到李斯特，是她生活中的一种满足，她太需要这种满足来填充自己对另一个女友往事的遗憾。她设计安排这次聚会的用心既是现实的，又非常浪漫。她希望李斯特能够为林苹苹当然也为自己参谋出日后生活的方向，或是选择一种谋生的方式。她自觉还不至于老到等死的地步，也许她难以掩饰心中一直没有熄灭的青春之火，毕竟在少女时代曾经有过梦想，那梦想因为林苹苹也因为妙英的突然受伤而夭折了，那个最后的机会擦肩而过。要不然，也许会使各自的生活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并非不可能。许多年来，她有过许多深夜的思索，对过去生活的思索，她固执地认为有些瞬间的事，是可以改变人一生走向的。那天，她没有去医院，她不知道妙英的事，她在贮木场等李斯特。那天傍晚，她在李斯特的门缝里塞了一张纸条，约他9点去贮木场，她用了妙英的名字。她一直等到深夜。回连队才知道妙英出事了。因为妙英，因为林苹苹。今天，她只想借这次聚会，重新回味证实一下遥远的已然消失的感觉，是否依然新鲜。
时间还早，文英华她们还没到，张真与李斯特在落地长窗前对饮。珠江已不是30年前的那条珠江了。它变得狭小而且拥挤，沙面失去了辽阔粗豪的珠江，自然也就黯然了许多。白天鹅高大的建筑并没有让沙面增添亮色，它遮蔽沙面并且把沙面挤迫到角落里去。李斯特是一个怀旧主义者。此刻的张真却兴趣盎然于现在。
“我喜欢现在的广州，你呢？”张真今天的情绪特别好，沙面的阳光也特别好。
“怎么说呢？太拥挤了，我还是喜爱黎母山，真的，阳光、洁净的水和空气，还有无边的大森林、辽远的山路，那是广州永远不会有的，你说呢？”李斯特的话令张真不以为然，她认为李斯特在故意调侃。
“怎么会呢！我是说真的。城市会越来越大，人会越来越多，空气会越来越混浊，可是森林却越来越少，再过几十年，你去哪里找那辽远的山路呢！还有空气、阳光和水。”
“别那么悲天悯人吧！”张真觉得跟李斯特在一起，话题总是新颖且令人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在农场时，那天晚会上，林苹苹跟他合唱《送别》她就有这种感觉，虽然是唱歌，他的歌声里有这种东西。这种在别的男人那里你难以捕捉到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吸引了她，许多年过去，什么东西都悄然离去，但这种感觉却顽强地保留下来。
“那我就到黎母山贩运阳光和水来广州批发，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当然，也许很快就会有人去做了。”李斯特认真地说，“说远了，还是谈谈你现在的情况吧！”
“我只想找一件适合自己的工作做做，孩子上大学了，家里挺冷清的。”她没有说到丈夫。
“先生呢？”
“先生不重要！”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重要。”
李斯特有些明白，他不再追问，许多人到了这个年龄都这样。
“读过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塔吉尼亚的小马》吗？”
“玛格丽特，是谁？”张真是读数学的，她不知道杜拉斯。
李斯特简要地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情节：“什么东西都会疲倦，包括爱情。钢铁也会老化的，这是物理现象。”
“人不是铁呀！”
“你现在就是！”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张真明白了，她一直不知道自己和丈夫之间有什么问题。从结婚的第一天，她就有一种疏离的倾向，她热烈不起来，她想热烈，但没有办法。她努力寻找丈夫的缺点，那种一般男人共有的缺点，在他身上是那么稀少。他没有脾气，他很勤劳，什么家务都做，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孩子、不打麻将，他是一个优秀的职员，甚至很白净很干净，可是她就是没有热情。跟他在一起，连做爱都有一种同性恋的感觉。她宁可去和一个相反的男人厮打，哪怕是轰轰烈烈厮打也好。她一米六的身躯里有流不完的血。她自己这样想，那些血天天在等待着一种沸腾。这种等待看来是此生无望了，她不禁有些黯然神伤。她有一种出走的冲动。也许那样，丈夫会勃然而起吗？她没有这种把握。
李斯特一直在注视着张真。一个48岁的男人，他应该能够一眼看穿面前这个女性的心思。他在心里忖度张真在此之前的全部生活，尽管他在情感上从来就没有与张真有过触电的交流。
但是他看出这个女人，在历尽了人生苦辛之后，那熊熊燃烧的青春之火，正在做最后的挣扎。那种挣扎的跳动是令人感动的也是哀伤的。
唉，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都在追逐理想和感情，而这种追逐又过多地残留着青年时代的遗迹，以致老之将至，变得不合时宜，却依然如青春年少般容易冲动和憧憬，总是追逐那难以追逐的，总是梦想那难以梦想的。浪漫的李斯特，又记起一本书中的这两句话。
即便是非常现实的张真，有时也是离现实很远的。
他们谈了许多，但很奇怪，谁也没有主动提到妙英和林苹苹。而李斯特在面对张真时，他却在心里拿妙英和林苹苹比照。如果妙英和林苹苹今天也在的话，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他在心里叹气，一种油然而生的失望。这种失望不是具体的，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而是非常迷茫非常空虚的。他很想从目前下岗的张真身上发现知青张真和林苹苹，哪怕是一丁点的相似之处也好，但是没有，从外表到内心，他找不到能说服自己的依据。有一种东西，在改变着人，让人服从它的调遣，是什么东西呢？李斯特想寻找的正是这东西。
张真从不去细究生活，就连那天突然约会李斯特，她也没有顾及妙英、林苹苹以及会有什么后果，她认为爱一个人是没有道理也不受约束的。生活如此，她只按自己喜欢的去做，她所学的数学不是她喜欢的专业，她因此便也从没有认真地学到数学，那3年是在屈辱中混过去的，有了那3年的经历，她再也没有了读书的兴趣。
他虽想把话题扯到张真他们这些知青的切身问题上去，这是出于对他不想提起的林苹苹的关爱，他觉得张真太像个不经事的小女孩，这种被突然激发起来的情状，令李斯特很为她担心，这种担心自然是多余的，李斯特不会不明白，但是，他还是对张真说：“我们都老了，世界是青年们的，没有这种明智不行，我常常在告诫自己老了，就要50岁了，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年轻，而这种年轻才是坚实的。”他终于说出了自以为能让张真觉悟的话。
张真就是不觉悟，鸡同鸭讲，李斯特的好笑之处正在这里。
文英华她们来了。
令李斯特真正吃惊的，是小巫见大巫。48岁的文英华完全变了一个人。长发披肩，本来平板得如同板鸭的身体裹着一条连衣裙，胸部异常丰满，隆胸了吗？连衣裙的花色是那种曾经流行过一段很短时间的来自西北的大红花。红花绿叶，都是出奇的夸张，是那红艳，非常的汹涌，穿金戴银。看来她的日子不错，但神色似乎也很劳累。
田佩萱也是六连的，是个割胶能手，她的事迹在70年代初上过《人民日报》，《人民画报》
上也刊登过她的照片，那幅著名的《割胶姑娘》就是她。她瘦弱而且似乎害过或正在害哮喘病，气短急促的样子，总是不断地呼气。她穿着很朴素近乎老土，嘴唇也是描过的，原来青紫的嘴唇显得红润。她穿着一条直筒裤和T恤，那T恤是“青岛啤酒”的广告衫。
文英华见面就大惊小怪，热情得大呼小叫，嘴里一个劲地叫着：“大教授，大作家，电视人物！”一口气叫出许多耸人听闻的称号，令李斯特喷饭。李斯特对文英华印象不太深刻，只觉她平时不大吭气，身体扁平得像个没有发育好的男孩子，见人总很腼腆，到连部办事都得让张真陪着。
文英华一到，就风风火火地安排午宴，原来阿里巴巴餐厅的老板是文英华的朋友，也是海南知青。不一会文英华领着老板来了。也许是在沙面生活久了的缘故，老板颇为洋气，温文尔雅，50出头了，虽然也略显发福，但一袭黑衣黑裙，那丝织的高级衣料，极为熨帖，看得出她是经常健美的，步态举止轻盈。她在文英华引领下，语言得体地与李斯特寒暄。
“经常听张真她们说起，你真了不起，我是五师的，在那大那边，离黎母山不远。”说着，递过来名片，“请多多关照！”真是什么样的水土养什么人。她的名字很特别，叫史五一。
“人家也是大学生，现在是老板，你看，生意做得多大！”张真几分炫耀、几分羡慕、几分讨好地说，仿佛在说，我的朋友也几有档次呢？
“不好意思，都还给老师了，我是西北大学的。”
“好啊！知识分子下海，餐厅都开得有文化。”李斯特发自内心地说，“几时我也辞去工作开个餐厅，对着珠江喝酒做梦，多好。”
“可别，做哪行看不起哪行，我都后悔当时没在西北大学坚持下去，我留校工作了五年，还是回广州了。你想，在海南那么多年，又去了西北，这辈子不是森林就是黄土，于心不甘，现在想起来，还是大学里好，做个大学教师，又受尊重，又清闲哩。不过，那碗饭也不好吃，不像李教授，我是无名小卒……”她挺能说的，难怪餐厅开得那么好。说着，进来几个洋人，老远就和老板“哈罗”，看得出他们很熟，史五一便说声“告辞”，去接待洋人了。
她的黑色身影在优雅的淡色调的餐厅里显得非常突出，是那么明艳的突出。张真见老板与李斯特很有话说，她一直没有言语：人与人就是不同，大家年龄相仿，史五一可一点也没见老，她轻描淡写，令人舒服，张真心里有些感触。
酒菜陆续上来，小份小碟，做得颇为精致，李斯特建议来一瓶红酒，张真十分赞成，吩咐招待小姐去取，法国南部的，她说了一句英语品牌，十分内行。史五一也来了，她举着酒杯：
“我请客，欢迎教授光临。”她一饮而尽。
大家一饮而尽，只有田佩萱意思了一下：“对不起，我不能喝酒的。”张真把她的酒拿过来：“我替你喝了！”她关切地让给田佩萱来一份鲜榨果汁。
秋天中午的阳光，和暖地投射在玻璃窗上，柔和而又浪漫，阳光因为在雅静的沙面，也显得与众不同，它是经过这个曾经是洋风浸染的殖民地租界过滤的。童年的李斯特，是怎样也想不起有一天会在沙面这种地方，和几位生活在人生边缘的老知青喝正午的红酒，在一个叫“阿里巴巴”而不是叫“财记”或“逢源”的餐厅。
李斯特很留意田佩萱，这几人中，也许是她生活得最不好，事业和身体都处于一种窘迫的状态。她沉默寡言，似有无限心事。当年，她可是红透大江南北的知青标兵。李斯特见她郁郁寡欢，便主动与她碰杯，并关照地说：“你不必真喝。”也许很少有人关心过她，她有些脸红，欠了一下身子，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李斯特有些醉卧花丛的感觉，他有些难以招架，他很想把肖邦召来。张真马上说：“是宣传队的那位帅哥啊！我在六连见过他，几年前他的《知青人信札》在天河签名卖书，我还去捧场，来，电话？我去打。”张真热情有加。
肖邦没有来，李斯特几次想走，但张真她们热情正酣，又电召来几位李斯特不认识的知青朋友。一直到珠江暮色苍茫，华灯四起。
除了田佩萱，其他几位都颇能喝酒，尤其是阿里巴巴的老板史五一，喝混酒，白的红的一起来。他们的热情全在过去，仿佛过去的苦难，如今已成为精神生活的支撑。
历史和生活是多么相似啊，李斯特想起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小酒馆里那几个二战的老兵。
送走了文英华她们，李斯特与张真告别，张真却说：“我有话对你说，走吧！”他们沿着珠江边的长堤路往海珠广场走去……
1983年。广州。华南大学。
李斯特上任十多天都没有什么动静。他每天早上到系办公室去半个小时，然后到系里各年级的教室里去转一圈。他会很准时地在课间时分抵达一个课室，和准备上课的老师寒暄几句，然后恭敬地提出听课，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老师难以婉拒，十几天下来，他基本上把系里本学期十几位任课老师的课都认真听了一遍。老师们明显不好说什么，系主任听课，是用不着招呼的，私下里却很有些看法，各种评述都有，有的反映到吴校长那里，说李斯特搞突然袭击，这是对知识分子不尊重。吴校长不置可否，笑说：“那怕什么呢？共同切磋嘛！有真本事，怕什么突然袭击，我也袭击过李老师呢。”校长都这么说了，看来是坐一条板凳的。
最恼火的是张泓。
那天李斯特又准时到达502，张泓正准备上课，李斯特客气地和他搭讪。张泓早知李斯特的把戏，他一直在努力回避。本也不怕什么，只是有些虚，有些不自在而已。教师一踏上讲台，什么鬼也装不下去的。此刻，他只能硬着头皮笑说：“欢迎李主任不吝赐教，在下诚惶诚恐。”心想，“相煎何太急呢？好歹是同行。”他脸上有些不大好看。李斯特管不了那么多，自己当系主任，自然要抓教学，大学的课堂，好混也不好混，就看你怎样抓了。张泓自知混也难混，可走又难舍。一周3节现代文学，应付过去，不是很清闲吗？现在李大主任看来要来点真的。
这一课简直糟透了。他想照着讲稿慢慢念，又想离开讲稿有所发挥，努力显得潇洒自如一点，结果是念也念不好，发挥也发挥不到哪儿去，平时他总是靠讲些文坛小道、作家轶事来填充课时，当下不行了，行家就坐在后排角落。
学生发的课本是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念的讲稿是王瑶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李斯特把课听完，他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平时只知张泓老师的课不怎么样，没想到这么糟。这一节讲的是沈从文，沈从文说自己是一个“乡下人”，张泓当真把沈从文当作一个乡下人。他无法解释沈从文的本意和真正本质上的乡下人的区别。
沈从文当真是个乡下人吗？从精神气质抑或学识修养乃至阶级立场，究竟是从哪种意义上去界定呢？李斯特听得火起，他在心里哀叹，这样的仁兄何以还能混得下去。饶老先生是个老好人，他怕是早已知道张泓的底细，但他容忍他抑或漠视他，让他混不下去自己走人。会吗？下课后，张泓心绪有些紧张，他想栽在李斯特手里了。自从李斯特上任那一天起，他就知道克星来了。他就在等这一天，他只是不知道这个工农兵学员出手会重到什么程度。李斯特尽管还是个助教，但他的评价是重要的，在现当代学术界，他还能说上几句话的，张泓自然不敢否认。
他们一起走下楼梯，一路无话，李斯特在心里组织着语言，他想用什么样的话语才能表达心中的意思，又让张泓不太难堪。是干脆就劝他转行呢，还是提请他去进修？他拿不定该怎么说。
“小李……”张泓欲言又止，他尽量轻松而且亲近。这之前，他都是从心里把李斯特当猴耍的。可现在，他露馅了，他不想造次，只求得与李斯特真诚地谈一次，摸一下他的底细，他自知逃不过去，但还是期望小老弟能手下留情。他曾闪念，心一横，管他呢，大不了走人，到机关里去；可细想，到机关里去也不能背着被放逐的罪名啊！他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思索过，还是应该真诚地与小老弟交流一下感情，大丈夫能屈能伸，人家是系主任，又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你看不起他也得承认他。
李斯特见张泓沉默，心想大约他会有话说的，他僵持着等他发话。
张泓终于憋不住，他坦率地说：“小李啊，你听了课，多少给个评价吧！”
“是真话呢还是假话？”李斯特单刀直入。
张泓略显犹豫，又故作爽朗地说：“当然是真话，谁跟谁呀，老弟。”
“那么，我就直说了，不一定对，大家都是同行，同行看门道，对不对？”
“那是当然。”
“我觉得张老师没有读透作家作品，只是在一本文学史书里面打转，得到的都是文学史书里的最终评价。结论式的评述，对于老师而言，是一种绳索，而不是自由。归根到底，不熟悉作家作品，只知书名而不研读作品，恐怕是最大问题吧！你说呢？”李斯特一针见血。张泓确实很取巧，不读十年作品，真的不解其中味。没有研究心得，体察文学精神，如何传授解惑？
张泓辩解：“作品那么多，哪能本本都精读呢？李老弟，想必你也办不到吧！”
“你怎么知道？我屋子的灯哪晚是在凌晨3点以前熄的？我不能跟你比，我是工农兵学员，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虽说只读了一年文化课，但基础比我强多了吧！我是笨鸟先飞，不敢怠慢啊！”李斯特有些感慨。人与人不同，自己资历低微，而且现在工农兵学员是众矢之的，不补考过不了关，大量留校当教师的工农兵学员都纷纷转行到机关，有本事有抱负的纷纷考研，改换门庭。
张泓承认李斯特说的是实话。这小老弟在学校里之所以让人佩服，他的刻苦勤奋人所共知。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张泓到底被说动了，过去他不是完全看不起李斯特，只是面对工农兵学员，自己有一份优越，作为文革中的老五届大学生，在他们前辈面前无话可说，毕竟大学都没上过几天，但还挂了个正经的牌子；可在工农兵学员面前，就具有双重优越，一是文革前正式高考入学的大学生，二是毕业文凭是过得硬的，也没有人清算他们上少了几年课，要他们补考之说。现在栽在小老弟手上了。他本打算强人硬上弓的。
“在中文系，我还是佩服你的，我就是太懒，比不得你老弟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张泓自我解嘲。
李斯特也不想多说，他自以为已说到点子上了，张泓有自知之明的话，他知道应该怎么办。
他认定张泓是不适合在教师岗位上的。
教师并非人人都能当。可是，目前社会正忽略这一点。
李斯特在系里七八年，哪位老师怎么样，早就明白三分。经过这十几天的听课，他知道下次在系的教学会议上，应该怎样说、说些什么了。
张泓常说“系主任算个鸟”，也是的，只要不把它当个官，随时准备解甲归田，还当真怕甚鸟呢？
李斯特下定决心，不干则罢，既然干了，就破釜沉舟，把它干到最好，大不了随时下台，做自己的学问，哪怕去当个自由撰稿人，像肖邦那样。他突然想起黎母山田野上那位放鸭的老人，一个一辈子在山野间云游的放鸭老人。那是一种多么自由的日子啊！
他和张泓在岔道口分手。一路上好些人和他打招呼，都知道他当了系主任。他觉得人的位置一发生变化，好像什么也都在变。官这个东西太怪了。当真人的价值是因为官的大小来确定的吗？
李斯特以为他一当系主任，就会有许多人来找他谈工作谈问题，没有，一个也没有，好像中文系一下子平静无波了。饶老先生当系主任时，可是每晚高朋满座。李乔当总支书记也是被烦得无可奈何。谈职称工资，谈福利，谈子女升学，谈计划生育，谈评先进，谈教材选择，谈出差，谈加入某某学会，谈国外访问学者，谈国内进修，谈课时补贴，谈个没完没了。就是不谈学问不谈学术。
他想这可能不是好事，但平静无波也许只是假象，很快就会惊涛骇浪。所以他并不着急，乐得有时间坐下来思考。
李乔那儿是门庭益发热闹。人们不太习惯来找李斯特，对他总有一种怪怪的隔膜。是称他李主任好呢，还是依然叫他小李？光这个问题就令人为难。干脆找李乔，熟门熟路，这个琼崖纵队的红小鬼，古道热肠，他虽然烦得很，但也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几句话就能把他煽动得热火朝天。
李斯特知道那些资深教师面子上还转不过来，同龄人中也有这个问题，并非对他有什么成见。自己必须以实际的政绩和治系方略来打通这种僵局，所以他并不想跟往常的新官上任那样，先家访笼络感情。没有这个必要。
李斯特是系主任，自然也就荣升了总支副书记。李乔打电话来，有事要找他谈。他奉命到李乔家。
李乔家很乱，妻子住在市里教育局的宿舍，一双儿女两边跑，他一个人长住学校，屋子每星期夫人来收拾一次，所以自星期一开始，由整洁到脏乱依次递增，星期天的脏乱达到顶峰，这天是星期六。满是碗碟的饭桌旁已积了十多个白酒和啤酒瓶子。战争给他落下了残疾，埋在肉里的弹片像他一样嗜酒，没有酒喂养它们，它们就在他身上造反，弄得全身酸疼。他离不开酒。夫人离开他到市里去住，感情自然也有问题，他们的离婚动议从1968年一直拖到现在，将近20年都实现不了，大家都老了，也就不再提了。
李斯特是李乔家的熟客，每个角落他都熟悉无比，他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顺手把一些杂物摆放到原位，清理出一方天地。
“妈的！”李乔还是琼纵做派，他愤愤地，“告状信写到高教局去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李斯特比李乔沉着多了。他不以为然，当官不是他的理想，他也明知自己最不合适的就是当官。还是张泓明白：“系主任算个鸟。”在这点上，张泓是可爱的。
“我李老头算个鸟啊！”李乔圆睁怒目，李斯特笑说：“李老师，你犯不着动肝火，这是必然的事，不这样才怪，我人微言轻，系主任也是当几天而已。待到什么时候，中国可以民主竞选了，我再来认认真真地干一场吧！”
“现在可不行，从现在开始，就当一场硬仗来打，把中文系工作搞上去，搞出名堂来，让大家评说去吧！”李乔冷静下来，他担心李斯特挺不住，见李斯特这种态度，他放心了。
“这可是保密的，不要外传啊，你是总支副书记，所以我有责任把这些事告诉你。”李乔党性很强。
李斯特心中更有底了。各种矛盾都摸清了，无私无畏吧！干它几仗再说。
他与李乔已商量了几项下周决定实施的工作措施，其中包括教师挂牌上课，让学生选教师，以及科研任务量化管理。估计这两项措施会在系里引起轩然大波，真正实行起来有很大阻力，会被说是中文系别出心裁。枪打出头鸟。但在这一点上李斯特很坚决，他做了流产的准备。这是很可能的。
李乔十分赞同李斯特的想法，他对李斯特的出手很满意。饶老先生当系主任时，是老者风范，许多事情顾虑甚多，也就慢慢搁置起来，李斯特经过十几天的听课调研，他自认是可以出手的时候了。那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教师会无课可上。
但是，这个方案还需经全体教师开会评议，再报校长办公室会议通过，最后由党委会审批。
在哪一关卡壳，都会令这个方案流产。
周一，李斯特把方案交刘杏打印，并嘱咐她打印后分发给各位老师，周四下午全体教师开会讨论。
周二一早，吴校长特意到中文系办公室来：“李老师！”吴克俭见办公室里只有刘杏和李斯特，便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李斯特知道吴校长一大早亲临中文系办公室，一定有大事要谈。他想不到吴校长开口便指那个尚未实行的方案。李斯特忙让刘杏到教务处去查找几本教学参考书。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人。李斯特关上门。吴校长手里已有一份方案。
他静等吴校长的意见。
“你慎重考虑过了？估计能通过教师讨论？”
“吴校长，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教学相长，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吃大锅饭，不求进取，老教师需要知识更新，新教师要敬业勤业。我想，这种方式也许可以促进师资建设。”他想尽力以最简洁的方式给校长一个明确的印象，“谁反对这个方案，只能说明他不敢面对挑战，我自己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是说，怎样使老师们能通过这个方案。”吴校长依然不对这个方案表态，他关心的是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是否能顺利通过。他想知道李斯特在这方面的考虑。
“我想三分之二的人应该能赞成这种做法！”
“依据呢？”
“我已经全员听课，合格率勉强在三分之二弱一些。”
“只有少数最有把握和极具民主思想的人才会坚决赞成，三分之一强的人会坚决反对，中间状态的人会偏向三分之一强的人群。那么，这个方案的结果可能是只有少数人会坚决支持。
还没有考虑知识分子的人情因素的作用。”吴校长善于用统计的方式来认识民主的作用。“校长办公室和党委会也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值得一试，这个想法很大胆。”吴校长终于表态肯定。
李斯特有些奇怪吴校长消息这么灵通，一大早就找上门来。吴克俭似看出他的疑惑，便说：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他大笑起来，“有想法，但是要准备失败，尤其是没有先例的事情！好了，我走了，不打扰你了。”他很客气地说。
李斯特送他到走廊上。回到办公室，他觉得中文系的事情真不简单，肯定有人到校长那里告状。管他呢！
周四下午，中文系办公室。李乔没有来，他有意让李斯特唱独角戏，另外两位副主任，老赵到学校参加行政会议，老马主持会议，他极其简练地宣布开会：“老师们，今天下午的议题是李主任提议、党总支通过的一项中文系改革措施，《方案》已经人手一册，发下去3天了，现在请李主任讲话，等会大家讨论讨论。请李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掌声零落，不甚热烈。
这是李斯特意料中的。他被逼上梁山了。这是他上任十几天来，第一次真正的讲话，人们拭目以待，昔日的小字辈扛了大梁之后的杀手锏令人刮目相看，但十有八九的人是准备来看好戏的。
“老师们，我的话大部分都在《方案》上写着了，这种改革的意义、做法等等无须我再饶舌。上段时间我全面听了老师们的课，收益许多，有些科目我是外行，自然也就说不上有什么见解，但听课心得和体会还是有的。综合学生意见，总体来说，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这个改革，目的是针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通过竞争达到一个更高水准，也是对师资水平的总体检验。当然，做法上还可做多方面考虑，有些同志说这是整老师，有的说这是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说损坏安定团结，有的说这是树立个人等等，什么意见都有它的理由。今天请老师们讨论，目的就是要检验论证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我的话完了。”
沉默，死一般沉默，没有一点声息，连喘息的声音也没有。马副主任闭目养神，他是教古典文学的。李斯特不知道他的真实态度，他是不会表态支持的，这点李斯特清楚。
有人咳嗽，在清喉咙，这意味着有人要发言。又归于寂静，可怕的沉默。
谁也不愿当出头鸟。谁也不愿明确表示对这个方案的反对意见，明摆着，谁坚决反对，谁就意味着他害怕被选择掉。这是一个很难的问答。
教文艺理论的老刘课上得不错，他不担心自己会失业，他有这个信心。“这个方案精神是不错的，确实应该这样做。如果没人上我的课，我是否工资照发？”他提出一个实际问题，这可不是系里能主宰的，“如果学生都选我的课，我一周至少增加两倍工作量，那么，又将如何计酬？”会场开始有了嗡嗡声，人们交头接耳，气氛开始活跃。
李斯特想过这个问题，他想再听些意见再发言。
张泓看了一眼李斯特：“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没人听课就只好回家种红薯呗。”他说得轻松俏皮，人们弄不清他的真意。他是很有情绪，还是另有所指？连李斯特都听不出来，他本想最反对的会是张泓。
几位青年教师在那里交头接耳，他们自知资历太浅，现在也正在见习阶段，没有发言的资格，他们觉得李主任这一手很厉害，以后谁还敢打麻将，认真备课吧！
杨家驹又是出人意表：“办法是好，能者多劳嘛，工资照发，我看没有问题。”他离退休不远，也懒得去讨论什么。自从李斯特当系主任，他才认识到自己确实真的老了。半辈子都耽误了，最后还较什么劲，所以他一改平日的自尊自贵，显得通情达理。
“我看行不通，多余的老师怎么办？课时全集中到少数教师身上谁能担得住。再说中文系有这个必要搞这种改革吗？就二十几个人，并不富余啊，我坚决反对。”说话的是教写作的云老师，他课上得一般，嫌教写作没出息，多次向饶老先生要求改教古典文学。饶老先生很干脆：“只要我当系主任，你就老老实实教写作，古典文学不是谁都可以教的。”在中文系，有两门课最受人轻视：写作和大学语文。云老师快人快语，他来自海南农村中学，随迁来到广州，他梦想着改变专业提高地位。这是一个机会。
教古汉语的黄老师，慢条斯理地说：“我谈个看法吧，挂牌上课，肯定没人选我的。”她说得轻松而且笑意盎然。她自知课上得不理想，她是为解决随军家属安排进来的。所以她并无在中文系久留的长远打算，过几天丈夫开拔，她就又不知到哪儿去。她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只是个工作罢了，最没有顾虑的就是她。
张泓唯恐天下不乱，他趁着气氛活跃，便将了马副主任一军：“我倒想听听马副主任意见。
”他知道老马的课也不怎么受学生欢迎。
老马没想到张泓会当众捣鬼，他十分有风度地打哈哈：“还是听老师们的意见吧！刚才讨论得就很活跃，很好嘛。”他在副主任任上已经当了两三届了。今年刚刚评上的讲师，他做梦都想转正当主任，怎么闯出匹黑马李斯特来，他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总认为李斯特肯定有什么背景。否则一个工农兵学员，无论如何不会让党委下这么大的决心。
他观颜察色，心中已有谱，这个方案必流产无疑，学校也还没开明到如此程度，别的学校先行，学校跟得上就不错了，他深知这种改革的难度。他心里也很矛盾，一时拿不定是该坚决支持呢还是有保留地保持中立。他决定今晚到主管中文系的副校长那儿去探探口风，再做表态不迟，反正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见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便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大家讨论很热烈，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看时间不早，各教研室再分头讨论一个小时，汇总后系里再做决定向学校汇报。”他转向李斯特，“李主任，你说呢？”
还说什么呢？马老师倚老卖老，这点李斯特并不在意，但讨论这样草草收场，似乎不是办法。对老马的征询，他不表示反对，老马便宣布各找地点分组讨论。
张泓在会后给李斯特递了调动报告，希望到机关工作。
另一位工农兵学员史红卫递交了去北大进修的申请报告，北大新近开办了助教进修班。李斯特毫不犹豫地把报告批给师资科、财务处请假请款。
李斯特感觉到陈晨今天没有来。
1972年。海南岛。黎母山团部医院。
妙英在黎明时醒过来，她醒来时不知自己在何处，呻吟着无人应答。守候了一夜的肖邦刚好到车站去送李斯特上海口的早班车，早班车是6时准点发出。肖邦5时半便到车站去。他回来时已经是6时一刻了。
只有他坚信妙英一定会活转来的，他对口水点灯的老人的神迷程度，是用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和23位战友的生命代价换取的。
肖邦回到太平间，妙英已经消肿了。昨夜，他守候了一夜，半醒半睡，妙英没有动静，他便也不十分在意。曙色照在妙英脸上，肿已经消去大半，脸的轮廓和五官初现。妙英的呼吸也逐渐均匀起来，她睁开无神的眼睛正直勾勾地望着肖邦。
肖邦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泪流满面。许多年来，他已经不会流泪了，但是此刻，他心中充满酸楚。李斯特，你当真是妙英的克星吗，你才一走，妙英就复苏了，阴差阳错的命数啊！
肖邦过去握住妙英的手，那手几近复原，有些热气，也能动弹。妙英口里发出轻微的声音，那声音很奇怪，像是一个人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是那种无字的呢喃。
应该是李斯特来抚摸妙英的手，而不是自己；应该是李斯特此刻守候在妙英的身边，而不是自己。这个年轻貌美的女知青，命有多苦。
太平间里有了光亮，肖邦忘了去喊医生，他欣喜而又酸楚地注视着妙英，妙英也像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肖邦。她不知道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劫难。她不知道有一群知青为了她的生命在医院瞎闹，她更不知道有一个叫老雅南的口水点灯的苗族老人，是他把她的生命从阴间拉了回来。她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她只想知道，李斯特在哪里。
李斯特在去海口的班车上，班车上挤满了回广州潮汕的知青，知青压抑不住探家的喜悦，在车上一路引吭高歌。五花八门的歌声随风飘荡。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妙英的逝去，沉沉地压在心头，他努力排遣这种疼痛的咬噬。他放眼车窗外蜿蜒的群山，也许是永别了。海南岛，还会再回来吗？也许那会是另外的风景。一丝宽慰压倒了妙英带来的伤恸。他有些自责，本不该这么就走了的，延误就延误！在妙英生命的终点，自己是否显得太无情无义？
但是，兵团的纪律，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违背组织纪律的。他宽慰自己原谅不了自己。拜托了肖邦。
整整24个小时过去，濒死的妙英奇迹般地慢慢恢复。肖邦从迷茫的狂喜中回过神来，他忙去喊医生。医生护士们赶来时，妙英已经能够说话了。
“简直不可思议！”主治医生十分感叹。昨天他对那苗族老人并不抱任何幻想，在黎母山生活久了，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民间草医，解决大问题的几乎没有。这个苗族老人用的究竟是什么神药！他连忙解开妙英头上包扎的绷带，那些老人咀嚼过的草药还贴在伤口上。他小心翼翼地取下那些草药，草药上浸透了妙英伤口的脓血。这是一种具有强大吸附力的草药。他顾不上草药的脓血，把草药铺在手掌上，细细地辨认着成色，那些草药让老人咀嚼得非常烂，完全无法辨认。他问肖邦，“那老人呢？”
肖邦回答：“早就回去了。”心里想，这些医生太低能！肖邦没有兴趣理他。
有什么办法告诉李斯特呢？只有等李斯特从中山大学写信来，才能联络了。
中午时分，妙英已能下地行走，她几天水米不沾，但气色还好，她决意要回六连。连里便派了一辆东方红拖拉机来。
人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妙英。
她没有问起李斯特，她只是在人群中寻找李斯特。林苹苹怀拥着妙英，坐在拖拉机卡里。她心情复杂，李斯特大约已经到海口了，她在心里深深地叹气，未来究竟怎样？谁也说不清楚。
【另类档案】
追寻昨天的传说
1996年10月2日晴无风
我到六连的时候，连部没有人，已经下班了，办公室的门锁着。我找到河边一户人家，有一对40多岁的夫妻和两个小孩。
这家人的瓦房就盖在河边的高地上，瓦房的两边各盖着几间草房，养了许多鸡，鸡在草屋里“咯咯咯”闹腾。用栅栏围起的菜地里，种着各种青葱的蔬菜。菜园里还有一口小小的水塘。
我敲着栅栏，屋子里窜出一只狗，毛色乌黑，像火炭一样，那眼睛也是乌黑的，它咬着栅栏的铁链，又跳又窜的，似乎很兴奋，它是迎客呢，还是要咬陌生人？主人听见狗吠，吆喝着，走出来。
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并不打招呼，他在等着我说话。我看到窗户玻璃上映出两张孩子的脸，一男一女，大约八九岁的模样。屋子里又走出女人，大约是这男人的妻子，脸色蜡黄蜡黄的。她怀里抱着个簸箕，到草屋去喂鸡。夕阳照在河面上，河里一群水牛和一些男孩女孩，光着屁股站在牛背上往河水里跳，互相打闹嬉戏。
我像看电影一样，在头脑里演出了母亲当年的生活。一切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山水草木依旧，也许情趣和观念改变了，但人性的交融没变。
我问那等着我说话的男人：“对不起，请问连长住在哪里？”
“你从哪里来？找连长？”他有些警惕地问。
“从广州，是找领导，这里是六连吗？”
“现在叫六分场，场长开会去，要很晚才回！”男人很友善。那女人从草屋里出来：“进来坐吧！”
我望着那黑炭似的狗。
她笑了：“不咬人的。”她唤过那狗，把狗搂在怀里，窗户里的男孩女孩跑了出来。
我这才发现，院子里已经摆好了餐桌，用木板架起的餐桌上摆着鱼、肉和青菜，还有一个酒盅。
我把迈进院子去的脚又抽了出来，不便打扰他们晚餐。
也许知道我是来找场长的，那男人便没了戒备，他爽快地招呼我：“一起吃饭吧！随便呢！
”
我很想通过吃饭和他们聊聊。场长看来没有那么快可以见到。这家人的友善使我很快乐。
我把香口胶分给两个孩子，他们腼腆地不敢接，妈妈便笑说：“谢谢叔叔，快说！”
孩子很乖巧地说了。
小女孩吃着香口胶，身子便不自觉地靠过来，我一手搭着她的肩膀，一边跟她说话。
小男孩有些怕生，始终偎在母亲怀里，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掏出一只口琴送给他，他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很想要，但不敢。母亲说：“不行，叔叔自己用的。”
我说：“小玩意，给孩子玩。”
母亲不说什么，我把口琴塞在孩子手里，他有些推，还是经不住诱惑，拿了。他玩弄着，忽然挣脱母亲的怀抱，一溜烟跑到外面。
在远远的河边，传来口琴“呜呜呜”的单音。那个小男孩在河边独奏。
我心中很感动，那是世上最纯洁的音乐。
男人请我喝酒，小女孩把酒碗推到我面前，她瞄着酒碗，用小手一点点地推，像推汽车一样。从河那边过来一些从镇上赶街回来的工人，他们和这家主人打着招呼。我这才知道这男人是分场的书记，姓赵，那口音好像是山东人。
我有些不好意思：“赵书记，我是来采风的。”我把来意说了。
“多久的事了，不过，那些知青我全认得。我一直就在六连，没走动过。我上小学的老师全是广州知青。苦啦！”他感叹非常。
我问他岁数，他答：“38！”
我还以为他最少45了呢，有些老相。
“认识妙英吗？”
“冯妙英？”
“对！”
“很漂亮，死得惨啊！”
我无言，这是我早已料到的。这是一个不能揭开的伤疤，人们努力在忘掉这一些，可我为什么还要来寻找这些已经沉没的陈年旧事呢？
“不能想啊，想起来都睡不着啊！”他神色仓皇，“也不知怎么的，就烧起来，几天几夜，没法救的。唉，你问这些干啥？不是写文章的记者吧！别提了。”
那时，他也就十一二岁，正在读小学五年级。
“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都死了，连队学校死了四五位老师。”赵书记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你知道冯妙英？”
“我随便问问！”
“喝酒！”我喝了半碗，把另外半碗酒洒在地上祭奠妈妈。妈妈，你知道我来到了你身边吗？我在心里呼唤着。
那孩子吹口琴的“呜呜”声又在耳畔响起。
夜色渐浓。我请赵书记在场里给我安排住处，我打算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就在我这儿吧！场长回来，到我这里聊天也方便。”
他见我有些犹豫，便说：“山里的条件就这样，你别介意才好，我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
去年运动30年（知青运动），广州知青来了200多人，都住到各家里去，闹了一个星期呢！
你看，那边学校的小楼房就是知青集资盖的。”
就这样，我在赵书记家住下了。
这一夜，赵书记和我谈了许多知青们当年旧事。他很骄傲地历数了六连出去的知青的成就，大多是当了官、做了作家教授的。
我心里头真正想知道的，是那些死去的和还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知青们，他们是如何评价他们的过去和那场知青运动的。
我睡在赵书记孩子住的房间里，小男孩和我住。还不到半夜，他又跑到父母那边去。
我望着窗外黑黝黝的群山。山坡上有一星灯光。我怕看花了，是有灯光。那里不会是一个连队，也许是看林人的小屋。
赵书记在客厅里和人谈话，我走过去问他，那灯光是什么地方。他突然有了别样的神色，缄口不语，过了好久，只是说：“过几天再告诉你！”
我很疑惑，这里有什么秘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