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又看见了这个传说。40多年过去了，传说依旧，但已物是人非。40多年间，这个故事作为梦的主题，以多种形式出现的频率，令我惊悸。它如此魂牵梦萦的道理何在？
在阴雨天无事可做的时日，不管身处何地，此时的光阴似乎融通了彼时的境界，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群鬼搀扶着跛行着，在烟雾濛濛中走出，从血肉模糊中渐渐清晰，那是一群身着各种军装的战士，从密林里，从河流的滩头上，簇拥着走来，脸上有血渍，身上有枪伤，无声无息，仿佛行进在无声的凝固之中。
看来今夜大部分时间要在车上过，到目的地至少也是凌晨的事，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我说，大家还是抓紧时间小睡一会儿吧！
雨天全无睡意，小王开车很闷，也需要有人和他说话，老符酒劲已过，没有酒补充，也愿意谈论酒的话题，过过干瘾，何况他还有许多族人关于酒的知识急于传播呢！平时没有表演的机会，此刻他谈兴正浓。
如果坦桑在场多好，她对酒一点儿也不陌生，在雅加的时间，她的精神导师就是雅加甘醇的酒液。那些痛楚的日日夜夜，酒曾经非常有效地缓解她心灵的痛苦。每一次和坦桑对饮，我都只关顾自己的情绪，而很少能够体味坦桑在那样情状下的心灵折磨。这是我在成人之后常常悔之莫及的地方。我承认对坦桑已经产生一种类似畸恋的情感，那种乱伦似的罪错在此后的岁月里，常常在半夜时分咬噬着我的灵魂。我很想大喊一声，让宇宙听见，让群鬼明白，让神灵别错怪我，让坦桑知道，有一个人，永远没有忘记她并且敢于在灵魂深处，以别一种方式悼念她。
那是人世间最为清洁的思念与感恩。可是她已经听不见了。我们曾经一起说过，去寻找那世间最甘醇最美妙的酒。至今我仍然没有找到，也许此生此世再无机会。雅加正在消失，雅加的文化也正在沦陷。而坦桑想望的事，我却无法为之完成。
汽车经过溪谷，车轮在乱石上辗过，把车里的人震得东倒西歪。刚才昏昏欲睡的雨天和老符又精神起来。出发前顾不上吃晚饭，只有老符多喝了几口酒。想必大家已饥肠辘辘。雨天心细，带了饼干。
吃了饼干，老符说明天晨酒一定要开怀，他看了看手表，说离晨酒大概还有五六小时。小王说如果真的饿了，找个有木薯的地方，挖几个木薯，烧了吃。
这个建议雨天第一个响应。在她看来，这不是个解决饥饿的问题，而是一个浪漫举动。小王说挖几个木薯没有关系，族人不会计较，也不算偷。我自然明白，在族人心目中，山里的一切没有公私之分，也没有异己之别，大自然赐予的一切，谁都可以接受，只要不心存邪念和糟蹋就心安。
在小河边烧起篝火，于小王、老符，包括我，都是家常便饭。篝火野地突然间使我感觉到年轻且精力充沛，有一种寻求扩张的弹性，至少有一种拥抱占领世界的欲望与野心。我明白这种感受，在城里、在人群中是决不会产生的，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野性的原野里，才有可能，那是年轻的源泉，也是力量速度和动力的基原。
坦桑就在附近，在那潺潺流水的溪谷之处。我独自离开篝火，木薯烧熟的香味弥散在溪谷的每个角落。雨早已停了。其实，山中的雨，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一里不同天，涉过一道小河，翻过一座山包丘陵，气象气候就全然不同，暴风骤雨和日丽风和是同一个概念，天地日月同和是雅加最美丽最纯粹的品格。
我分明听见了坦桑的咳嗽声，嘶哑但传播悠远，有一种唱歌的韵味与节奏。这是我在山里即使迷路，也能辨认坦桑和她的牛群去处的先导。它像牛铃铛一般清脆的声响，引导着我的灵魂去抵达某个福地。
我循着那声音，沿着黑暗的溪谷往上游走去。没有一丝亮光，而我却走得健步如飞，已经看不见篝火了，我还在溪谷中往前行走。直到听到雨天和老符焦急的呼喊，我才熟门熟路地转折回来。在黑暗中行走的感觉真的很奇妙，仿佛有一个灵魂在前方导引，双脚只需机械的迈动就可以了，不管是岩石是峭壁与藤蔓，都无从阻挡。
我的神情恍惚，令雨天生疑，而老符却颇能理喻。他不但信鬼而且对行山打猎有一些心得，对族人神奇的民间传说也略知一二。
老符说教授可能让鬼给迷魂了，而且是女鬼。但不要紧，是鬼就不怕，让人给迷住那才可怕。这是老符的逻辑，可见老符也不是凡人。我有些错看他了。其实他的内涵深着呢！不仅仅是个酒鬼。但凡酒鬼既有可恨也一定有可敬之处，老符就是。我有一种寻觅到知音的感觉。
篝火的确非常浪漫。对雨天而言是这样，对我与老符就更有一番意味。坦桑的夜晚，几乎都是在火盆边的夜晚。那时雅加没有电灯。马灯的光亮太过涣散也很微弱，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倒是火盆的篝火，一拨亮就照亮了整个碉楼。而且燃烧着的是今天看来价值连城的雅加沉香。那深夜沉香的香味，足以使雅加的千年百年在烟雾中重生。
雨天对篝火钟情。这个将近而立之年的女博士，从学校到学校，从未过一天的社会生活，她对人生有一种惧怕的心理，对前途有许多的忧虑。我原以为她们这一代人会有许多比我们那时更为浪漫的憧憬与理想，殊不知她们考虑的东西更为实际。这是她的第一次篝火，以往的篝火对她而言就是烧烤盆里的炭火。所以她说这个夜晚对她而言有非凡的意义。我自然也愿意她这样认为。
尽管同样的事情，退回去40年，只能说是伤痛的纪念和残酷的写照。但是，那些印象和生存的方式，是无权也不能强加给她们这一代人的。同学们在讨论学问的时候，常常会接触到关于民族苦难的问题，这个问题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苦难对于个人的意义与价值，而每一代人对此的认知和体验都是不同的。正如坦桑和我的篝火，和雨天们烧烤盆里的城市的篝火，可以同日而语吗？如果不可以，理由又是什么？苦难在本质上对人类总体而言有何区别呢？群鬼在夜里整整一个世纪的游行，无头躯干在忏悔与分裂中尾随，究竟为着什么呢？这些话题对雨天对我对小王对老符，都同样深奥。
但是对坦桑呢？
我想，活得最真实的当推无头躯干。这话此刻我无法对任何人明说。
碉楼里开始有了微明的光亮，明天，不，应说是今天——已经是黎明的曙色光照大地了——一定是个艳阳天。火盆里的沉香烧得正旺，那香气浓郁得化不开。这一夜的功课是阅读史图博《海南民族志》的前言部分，油印本的前言很简略，坦桑说原本大部分文字涉及资产阶级的民族学理论，故不予译出。但是，坦桑自己另有全部译文的文字，她自己译出后，记在一本牛皮纸封面的抄本上。我记得那薄的封面上印有“牛皮抄”3个字，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印制，附送给作者的。坦桑说这样的牛皮抄几近绝迹，这本牛皮抄是她父亲留给她的纪念。
那天夜里我读的是史图博的前言全译本，那本牛皮抄里还有许多的旁批。老实说，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要读明白史图博的著作，决不是一件易事。其实起初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可能是因为坦桑对我的吸引，才使我常常跑到碉楼去。去碉楼，除了读书，我没有别的理由，这也是坦桑对我这个小知青的特别恩宠。
那时的坦桑，在我知道了她的身世与来历之后，她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神明。我的父亲早就已经是我童年的神明了，坦桑更是。设想一个充满憧憬又饱含忧伤的孩子，在坦桑这样的女性面前，是一种怎样的情状？何况那时我已经16岁了，正是情窦初开的季节，而坦桑的成熟与丰韵，是如何令人神迷，只是我没有也不敢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中进行，连信宜老鬼也不知晓，这是我与坦桑的约定。任何外泄的风声，于她于我都是危险的。
那时的史图博，应该是中国人的罪人。他私自闯入雅加，以一个德国鬼子的身份，对族人的文化进行“歪曲”描述。这是那时人们的看法。而坦桑却把这个人的著作，传播给一个无辜的知青。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事。以当时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虽然，那时的我，并不被公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连人民都不是，只是一个被流放到雅加的狗崽子。我时刻记住自己这种身份而从不敢有所造次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种卑贱的合理性，早已根深蒂固根植在我的意识里。我并无奢望去改变这种卑贱与卑微的身份。尽管在每次填表时，我都心存疑虑地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填上“自由职业”，却也知道到了组织那儿，有一个更糟糕也更确切的名目在更正这个出身，那就是“地主”。地主本意应是土地的主人。拥有土地已然成为一种罪恶。财富本身就是政治与罪错。
史图博这篇“后记”，我读了好几天。坦桑一一为我讲述了史图博这本书的意义与内容，我慢慢喜欢上这些文字，喜欢上这本牛皮抄。
每次读后，坦桑会把牛皮抄和油印本认真藏好，藏在碉楼墙后的一个树洞里。那儿有好几本这样的油印本。
每每遇到疑难的问题，坦桑会站在我后面，把脑袋探到书桌前。在碉楼里，她已经不再缠乌结了，她的长发会拂着我的脸庞，我便会有一种说不出，也不好说出的快感。她的头发经常是湿湿的。白天雅加的太阳很大，她又缠着乌结，所以每天晚上回到碉楼，她照例都会用洗米水洗头发。我在碉楼的时候，几乎从没见到坦桑的长发是干的，每回都是湿漉漉的。
女人的湿发似乎也是一种暗示。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尽管这种暗示在那时也许仅仅是一种并不存在的巧合。今天我反而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人生的一切美好，都应该予以尽情表达。只是人类在更多时候，太少去理会这种表达对于生命的积极意义，反而常常无端地去压制或扼制它。
坦桑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看到了雅加以外更大的天地。雅加在我心目中，也不再仅仅是一片美丽多情的流放地了。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在坦桑的碉楼上眺望到大海和船桅，尽管有无数个阳光灿烂的晴天，万里无云的晴天。我想坦桑所看见的大海，一定是她心中的影像，而不是真的看得见大海。但是，每每坦桑问我看到了吗？她指着远处的青黛色的云中山峦：“那儿就是大海。”她的肯定令我更为肯定地回答她。“是的，我看见海，还有灯塔，船桅甚至渔人。”我会把狡黠的笑容给她。她总是很高兴。
我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伐木队，到雅加中学去读高中。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坦桑，坦桑无语。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坦桑记住了我的愿望。第二天，她给了我一本《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她让我好好读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我是读过的，早在小学六年级我就读过这本书。我明白她的用意。
一个在少年时代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的知青，想去读书，在那个时代简直是异想天开。我也明白，是坦桑使我的心变得阔大。一个卑微的男孩，能够在他和毛泽东之间找到平衡吗？不管如何，我还是领会了她的好意。
春天的沼地上长满了各种颜色的野花，沼地成了一片花的海洋。那样无边无际的花海，在雅加并非随处可见。那些娇艳的野花不但迷惑了牛群，连雅加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禁不住自投罗网。沼地里每天都传出动物的哀嚎，大大小小的野生动物，包括体形硕大的红翅凤头鹃鸟，都会忘情地一头扎进花海里去，发出尖厉的清晰的哀鸣。
这种雄鸟很是漂亮，头顶着黑色闪着幽蓝的羽冠，身体羽毛上半部黑得油亮，翅膀上覆盖着栗红色的羽毛，下半部却呈现白色带栗红的颜色，后颈有白色的半圆形羽环，背和内侧复羽、飞羽则是黑色并带有绿色光泽，尾部漆黑闪着蓝辉，还镶着橙色的边。这种绝顶美丽的红翅凤头鹃鸟生命力极强，被沼地的泥泞粘住，往往几天几夜哀鸣不已，最后力竭而死。
我常常近距离地目睹这些小动物在沼地里的挣扎，有时我会用长长的竹竿去拨救它们，但是没用。鸟的忠贞是人类无法比拟的。一只红翅凤头鹃雄鸟误入花海，另一只雌鸟会跟随着扑向伴侣，守在它身边。在它身边的花枝上不停地腾跃，用那尖厉的喙去亲吻雄鸟的羽毛。最后双双力竭而死。这种在悄无声息的微观世界里，惊心动魄的生死故事，人类往往无缘相遇。而在雅加的沼地，几乎年年春天，我都会以凄凉的目光，目送这种神灵一般的圣鸟，从沼地的泥泞，直达天堂。
春天自然是坦桑最为烦忧的日子，她的牛群也常常误闯沼地。
春天的沼地隐伏着美丽的危机。它生机勃勃的花海迷惑了这个世界。平日里深深浅浅、凹凸不平的水洼和冻土，在春水的浸泡下变得异常松软。冬天的严寒，牢牢地封存了秋天飘落在冻土和水洼深处的种子，那些有着坚硬外壳的种子，经过一个冬天地底下温暖的浸泡，自我开裂让温暖松弛了的硬壳，开始爆出胚芽。一场春雨过后，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沼地土壤里的胚芽，是最早感受到这种春天阳光的热力的。三两天的工夫，沼地上便铺垫上一片鹅绒绒的新绿。不到半个月，原本萧飒的沼地荒原，就变成一片汪洋恣肆的花海。
春天的风雨催生着花海的蔓延。金灿灿的矢车菊是最先占领沼地的，它无处不在的花籽在沼地地表的严寒和地底温热的双重煎熬下，迫不及待地舒张它们虽然弱小但是野蛮的秉性，天生有一种侵略扩张占地为王的野心。它们伸枝展蔓，把粗糙长满鳞爪似的枝叶，向所有还在惺忪的土地上摇头晃脑，弄不清楚状况的胚芽们，开始了无情的绞杀。
同样不甘示弱的花草是那种叫苦花的五色梅。它和矢车菊一样，有细碎的小花，矢车菊的花色只有金色一种，而苦花不单有金黄色花，同一植株上还盛开着浅红、绛红和白色花。这是一种非常吊诡的花树，它的枝蔓长满尖厉如蒺藜一般的刺。它最喜欢长在埋有死尸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叫它死人草或死人花。它的花色非常迷人，在阳光下常常会自然地变幻着色彩。这种苦花给人一种不祥的有如女巫一般的印象，它总是令人想起一些恐怖的夜晚、怪异的事件。可是春天的沼地如果没有这些花草，沼地就会变得没有故事同时缺少惊悚的情节。
沼地上的草甸，每天都在加深着矢车菊金灿灿的颜色。而苦花丰富复杂的颜色也毫不畏惧地争夺着地盘和天空。于是，诡异的金色和红色每天都在延伸和扩大，沼地变幻无穷好似魔鬼的面目一般。
沼地从雅加河套那儿向森林延伸过来。它紧连着雅加河上游的河漫滩沼地，是最危险的地带。呼啸飞溅而来的瀑布在河套这儿变得温婉舒缓，大量的河水在这儿转了一个大弯，留下了各种丰富的沉积物。千百年来的沉积物，包括动物的尸骸和各种让雷火风雨摧折的珍贵树木，诸如海南黄花梨、海南美丽梧桐、血树和猴喜欢树等等。它们沉入深深的河底，在千万年缺氧的地底下，被锻造成永远不朽的阴沉木。这些在暗无天日的千年变迁中的沉积，变成了神话与传说，在岁月的湮没中四处流传。那些都是开天辟地之时，很久很久以前的从前，关于天火，关于地煞，关于初民们的荒诞故事。
这些故事和沼地一样古老、一样神秘，无人能够完整地把一个故事讲完，或者说无从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天衣无缝的故事。沼地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它每天都在变幻着色彩和面目。就连风的颜色和味道，也是天天、时时不同的。无人能准确地辨认来自沼地风的颜色与味道。你站在沼地面前，你就只有听天由命，你甚至无法选择你对沼地的行动。你可以对着它吼叫、对着它宣誓，甚至向它掷出你的全部愤怒和决心。但是，你将什么也得不到。沼地无时无刻都在以它的方式嘲笑人类。
六连曾经想改造这片无边的沼地，筑堤疏堵，引雅加河的大水冲淤，全都无济于事，最终以牺牲几条生命，埋葬几十头水牛为代价了事。沼地依然无动于衷地流传着它的故事，每天我行我素，在繁花似锦的花海里，添加了更多的危险。
牛群是六连最宝贵的财产，伐木队的主要运输，全靠牛把木头从山里拉出来。坦桑的工作就是把牛养好，不断为伐木队输送强壮的水牛，又不断接受从伐木队退下来的伤牛，把它们调养好，再送回伐木队。
坦桑一个人管不住春天的牛群。沼地的花海是一个危险，而春天牛群发情，平日温顺的公牛母牛会变得凶猛而且疯狂。连长下令从伐木队调2名队员，帮坦桑放牛。这虽然看起来是个美差，放牛总比伐木省力得多，但伐木队每天可补贴一斤大米。放牛却什么补贴都没有，为了一斤大米，许多知青还是愿意待在伐木队。我说服了信宜老鬼，我们俩一起跟着坦桑放牛。
信宜老鬼很够朋友，他对我的要求满口应允，但条件是在月底发工资时，送给他一包南海牌香烟和一包大钟牌香烟，那时的南海牌香烟是每包3角8分钱，大钟是1角6分钱。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那个月发工资时，我拿了5角4分钱给了信宜老鬼。信宜老鬼在镇上饭馆请我喝了一杯1角钱的苦咖啡和一碗1角5分钱的面条。
我把此事禀告坦桑。坦桑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你知道54分钱意味着什么吗？我说的是54这个数字。”
5角4分，54分，我不明白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之处。坦桑让我想想，我想了几天，想不出什么奥妙。
我反过来去问信宜老鬼，信宜老鬼一头雾水，不明白其中有什么玄奥：“不就是南海和大钟么？”
如果是南海和大钟，还须去问信宜老鬼么？我很想从坦桑那儿知道54究竟是什么，却憋了许多时日，我想坦桑有一天会告诉我的。我想让她自己主动告诉我。
我和信宜老鬼本是生存在不同世界的人。我们俩虽然也没有什么话说，但在伐木队，跟他在一起，我总有一份安全感和勇敢。他在雅加土生土长，到处都是他的世界，又很有本事，总是能够空手套白狼。他几乎天天都能赤手空拳就捕获到野物，大鱼、鳖或者松鼠、山羊之类的东西。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度过那些心烦意乱的空虚时间。
信宜老鬼从小就跟着父母亲流落在雅加的山林之中，是从大陆逃荒到雅加谋生的流民。雅加的大山里，有不少这样的流民，原是大陆居民，因为种种原因，在雅加山中落地生根，有的家庭已经是第二、第三代人了。这些人没有户口、没有档案，几户一群，散落在深山里。他们在大陆是贱民，在雅加却是隐者。他们轻易不出山门，和周围族人保持良好关系，隐忍地生活着。
信宜老鬼在雅加出生，他对雅加的每一处地方，都熟悉无比。他之成为兵团战士也颇为传奇。
他们家就在六连附近的山谷里，一家人和六连的领导职工都很熟悉，经常有来往。他的父亲李同知道六连到大陆招知青，便给老雷送去一只刚刚猎获的山猪，那山猪足足有200多斤重。
老雷毫不客气地收下山猪，却对李同说：“兵团是什么地方？是革命队伍！要想进兵团，哼……”有些话老雷没有说出来，李同却已听得明白。他知道自己的出身，信宜乡下的大地主，能够在六连的领地上苟且偷生，就是人民政府宽大为怀的结果，这里面也少不了老雷的恩典。老实委顿的李同不敢多言，诚惶诚恐地离开了凶神恶煞的老雷。临走时不忘多看了那肥硕的山猪几眼，老雷也不理会，李同便悻悻地走了，此后终日唉声叹气。
信宜老鬼那年已经18岁了。说是流民，不如说是在六连长大的。他从小就天天泡在六连。他听说后马上跑到连部，找到老雷，开口便问老雷讨回那头老山猪。
老雷乐了，大笑，拍着桌子：“你小子想翻天？老子李同贿赂革命，小子老鬼想破坏革命！来人啊！把这反革命狗崽子抓到保卫处，就地正法。”
果然有几个警通班的战士，闻讯把信宜老鬼捆了起来。信宜老鬼也不怕，这些战士他哪个不熟悉？平日里一起下河捕鱼，上树掏鸟。他并不挣扎，老老实实束手就擒，却冷冷地说：
“把我枪毙了，也得要回山猪！”他理直气壮。他很清楚老雷。
“拉出去毙了！弄得干净点啊。”老雷收起笑声，严厉地发话。
信宜老鬼狠狠地瞪着老雷，他知道老雷故意在唬他，但这是1967年！他心很虚，双脚开始发抖，忙向老雷求饶：“放我回去！山猪不要了。再也不到六连来了。”
“当真？好吧，放了他。谁再见到老鬼出现在六连，立马把他毙掉，啊！”
信宜老鬼逃出了老雷的魔窟。
晚上，李同收到老雷送来的一份山猪肉，有10斤左右，山猪肉包裹在野芭蕉叶里，血红的血滴了一路。李同受宠若惊。他把老雷六连的通讯员纪小豪送出去几里路远，一路上喋喋不休，请他在老雷面前多多美言，让儿子到六连当兵团战士。
纪小豪很烦李同，但马上有山猪肉吃，心情不错，便对李同说：“连长让你明天去连部找他。”
李同很警觉：“好事还是坏事？”他谄媚地问，倒把纪小豪给恭维得气派起来。
“我哪里知道。让连长找去，有什么好事？莫不是让你再弄头山猪来？老李，谁不知你是打山猪老手啊！山猪是国家财产，你打山猪是犯法的！打到了，马上送到连里来。要不，就地正法。”他像大领导一般教训李同。把李同弄得心惊肉跳的。
这一晚，李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搞不清楚老雷的把戏，叫他去连部不会有什么好事。打山猪本来是犯法的，可是六连和族人哪个不打？何况山猪又送给老雷了，他想不出个头绪。和儿子在六连被捆绑的事联在一起，李同顿感事情闹大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个老军阀！不会把送山猪的事，当阶级斗争新动向给办了吧？这年头，谁也看不懂形势。人都变得比鬼还精了。
李同如期到连部，到处找不到老雷，通讯员纪小豪一会儿说老雷去河边看地，一会又说他去了山上伐木场，从早上朝霞满天到傍晚日落西山，雅加河上传来各种动物的鸣叫，李同才在一处茅草地里找到老雷。老雷诧异地问李同：“听说你整天到处找我，干吗？”
李同更是诧异：这个老军阀搞什么鬼？
老雷真的忘了叫李同来连部的事。他忽然想起来了，恍然大悟，拍了拍脑袋，朗声大笑，然后对着李同，面授机宜。
几天后，李同带领家人回到久别多年的老家信宜。那几日，县里正在动员学生和社会青年到海南上山下乡。信宜老鬼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他的户口就在信宜。他作为信宜适龄青年，终于报上名。信宜虽然也是落后地区，但人们对海南雅加并无好印象，皆以为那儿是不开化的红番地。但地主家的子孙居然能参上军，让村民们大惑不解。李同把去兵团当知青，添油加醋说成去参加解放军，村民们将信将疑。既然李同已经请村庄里的元老们喝了酒，人们也不多追究。
李同一家凯旋雅加之时，信宜老鬼便正式成了六连的战士。李同表示儿子既然光荣入伍，要求老雷让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老雷也不客气，把信宜老鬼派给最危险的工种，上原始森林伐木。
一头山猪终于换来了信宜老鬼的名分，也改变了李同一家在雅加的地位。李同一家不再被称为流民，也即盲流，而名正言顺地成了六连革命职工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