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听说过无数遍这个故事，每一次传说都不尽相同。年代太久远了，故事的主人公们如果活着，应该有100多岁年纪了。尽管故事情节十分虚幻，但作为故事本身，却异常真实，有名有姓的人物和故事梗概永远不变。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个故事，那时听得毛骨悚然，那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冬夜，在灯塔里，由中尉说出。外面是不断咕咕呻吟着的海浪，乌云弥漫了整个海空，中尉在昏暗的灯光下，给我讲述这个在海南岛雅加大岭中传说已久的故事。他是有资格讲这个故事的真人之一，因为他和故事中的人一样有类似的经历，不过，他是把故事当作革命传说来讲述的，和民间流传的有很多出入。
坦桑没有被抓走，我也没有再问此事，倒是信宜老鬼摸不着头脑。待他弄清楚面前这个女人就是坦桑时，他反而快活非凡。他是个容易快乐的人。他咧开嘴大笑：“你把我们都骗了！我早就猜你不是男人。我还跟人打过赌，你看，我赌赢了。”他得意得很。不知为什么，我也很快乐。坦桑原本就应该是个女人才对的，你看她那媚眼。我在心里说。
“今天我明明看见你让大陆公安抓走了，怎么又没事啦？”信宜老鬼依然大大咧咧。
坦桑只是笑笑，笑得很勉强。看她那样子，我明白她被带走，或许也是迟早的事，我心中隐约有一种担忧，中尉就是她的前车之鉴。
我只是不明白，坦桑何以要女扮男装。大约六连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女人，而我们却一直把她当男人。
那天我们在碉楼里待了很久。坦桑给我们看了她许多照片。她当过兵，后来上了北大，读的是民族学。下放前在某民族研究所工作，主持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文革”开始前，她就已经受到批斗，罪名是“三反分子”。这个罪名最严重，三反分子的具体罪状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其实，这个罪名对谁都适应，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安上这个罪名。
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坦桑的书桌前，看到了史图博的《海南民族志》。这是上下册线装的油印本。中尉曾经给我讲过史图博这个人，说过这本书。
“你知道史图博？”坦桑见我注意这本书，便很庄重地问。“我知道这个作者，听说过他。他是德国人，我家里有一口德国造的小锅。”我把两件事连在一起说。信宜老鬼不明就里，坦桑却忍俊不禁。
“是吗？说来看看。”
我告诉她，有一个叫中尉的人，曾经给我说过史图博的事。
“有这种事？中尉？这本书没有公开出版，中译本是我们研究所组织人翻译的，从日文翻译过来，还没有德国原译本。你那个中尉是干什么的，也是搞民族研究吗？行外的人很少知道这本书这个人。”她很好奇。
“中尉是外号，人人都这么叫他。至于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父母知道他，我可以问问我爸妈。”
“哦……”她舒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
我努力回忆中尉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对我说过的话语，那是我来雅加之前，中尉在灯塔里为我饯行。那天晚上中尉喝了许多酒，他给我讲史图博并非本意。他为的是说一个人，那是一个和他的生命有直接关联的人。对了！他说到雅加，说到关于雅加的事时，他是很克制的。我此刻很想对坦桑说出我的想法，但又觉得世上决无此等巧事，中尉和坦桑之间，的确有某种关系吗？
我想凡是对雅加负有责任的人，都会知道史图博及这本《海南民族志》吧！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何况，中尉从没给我说过雅加的六连。我之来六连也不可能是中尉的安排。
我还是对坦桑今夜的表现心存疑虑，我过于早慧的心灵直接地告知我，坦桑的反常包含着一个危险或者说是秘密。我来过许多次碉楼，却从未发现坦桑女儿身的蛛丝马迹。她几乎在所有人面前都遮蔽了她女儿身的真相，今夜她是怎么啦？信宜老鬼没有说谎。坦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她将从此离开这里？下放干部始终都是要离开的。而我们将永远在雅加生活下去，直至老死在这儿，想到这一些我不寒而栗。虽然我至今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没有人威逼我来雅加，是我自身的逃离。
知道坦桑的性别，我们之间的交往反而有些不自在。我对坦桑说出了这种顾虑：“我们以后还能经常到你这儿来吗？”我很唐突。
“在旧社会，我足可以做你们的母亲。有什么不可以的？想来就来，我很欢迎啊！”她说这话时长发飞扬，马灯的橙黄色光晕在她脸上变幻着斑驳光色，把她那妩媚的双目映衬得更加神采。
她拿出来一串鹿肉，放在火盆的炭火上烤，鹿肉上的油脂落在炭火上，发出了“滋滋”的呯响，碉楼里弥漫着诱人的肉香。也许是油脂燃烧的焦味刺激的缘故，她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她又拿出一瓶五加皮酒，让我们喝，她也喝。她一边咳嗽一边喝酒，看得我很过意不去。她本不该喝酒的。可是看得出来，她常常喝，只是喝得很优雅。
今夜的坦桑，美丽得无与伦比，一位成熟的风韵的女性，和两个少不更事的男孩，在雅加的碉楼里喝酒，这样的情景，也许此生不会再有。
已是满天夕阳，王佬龙没有来。致电宣传部长吧，关机。不一会儿，部长来电说抱歉正在开会，问王佬龙来了没有。县委书记的吩咐，马虎不得。听得出她有些着急。部长的态度与昨天有很大不同。大概是在书记那里领了圣旨。她见王佬龙还没到来，便说再派人去查查，并说要安排晚宴。我说沟谷是贫困县，书记又不在，还是免了。我刚从六连赶回来，也疲惫不堪。她热情不减，建议我们搬到迎宾馆去住。我想她也够累的，不想麻烦她，便婉拒。只是拜托她尽力寻找王佬龙，早些把向导给我们带过来，就功德圆满了。
放下电话，有人敲门，进来一个矮胖的汉子。自称是党史办的老符。他也是王艳丽部长派来的，还带来几箱此地山区特产小蟠桃。
老符同志很是殷勤，随手递过来几册书。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教授贤兄大正”之类的话语，看得出他是此地的文化名人。书是那种自费出版的杂集。汇有新闻报道、工作总结、古典诗词、现代政治抒情诗、文化掌故风物之类的散文，还有几篇读后感等等，杂七杂八，蔚为大观。
我对老符的到来，是甚为欢迎的。这种同志，在基层工作久了，第一手材料丰富，但筛选不够精辟，也缺乏高度，容易概念化，但是很好的索引和向导。他往往能把你带到有价值的田野调查现场。这就够了。我问起王佬龙，他说已派人去查找了，还没有结果，没关系的，有的是时间。基层的同志就是如此，对上级领导或上面来人，总是满腔热情，但操作起来却又不急不慢。老符见我很着意王佬龙，便安慰我道：“王佬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没什么文化，连话都说不明白，有我老符在，沟谷县内哪个地方包括雅加全境吧，哪儿都不是问题。”他说得很豪壮，就差拍胸膛对天盟誓。
老符纯朴得可爱，也天真得海阔天空。他忽然很神秘地凑过来：“到处都是兄弟，教授酒量不错吧？这点很重要哦！有酒就是兄弟，你想从他们口里掏出什么都不成问题。”老符不单见面熟，而且人来疯。他又转而对我的学生雨天说：“下乡调查没什么秘诀，多准备些酒，与民同乐，就OK啦！”这位老符真逗，弄得大家都挺乐的。
尽管老符强调没有王佬龙照样行，王佬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还是要求老符先带我们去王佬龙的村庄，掘地三尺，也得把王佬龙找出来。我有种强烈得不可思议的预感，想要的东西，都在王佬龙那儿。
我说马上就出发，老符有些为难，说到乌烈，八九十公里山路，已是半夜，何不干脆在沟谷吃晚饭，他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喝一杯，明天一早赶早走。我坚持要走，他只好服从，说是回去打点行装，看来得走上十天半月，必须把工作交代一下。也对，便把他放走。等了约有一小时了，给老符打电话，没人接听，只好到党史办去找。党史办早已下班，没人。县城很小，但到处是人，去哪里找？也不好再去麻烦宣传部长，只好再等。学生雨天是个山东女孩，发牢骚：“这里的人怎么这样！简直是逃跑嘛！”
我说：“你们会经历更多这样的事。在基层、乡下工作，没什么谱。人热情，但没有秩序和规划，很随便，要学会适应。”我让雨天不停地给老符打电话，打到他不好意思非接电话不可。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只见老符边接电话边走过来，见了我们，连连作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遇到村里来的族胞，非得灌两口再让走人。教授们，多得罪了，久等呵！久等。”他满脸通红，满口酒气，已有几分醉意，开始说囫囵话。我倒不怎么反感，酒醉之人，必是豪爽之人，老符也大约如此。族人喜酒，性情慓悍，我从15岁时就已经深得其神韵，无可厚非。
司机小王也是族人，他倒是沉默寡言，有几分腼腆和木讷。老符偶尔会用生硬的族语和他交谈，小王常常听不明白老符的口音，于是支吾了事。族人的语言非常复杂，五个支系之间往往难以沟通，不知他们各属哪个支系。符姓族人往往是来自东部山地海边。
县城沟谷离乌烈还远。出发时已是夜里9时，路不好，到处在修路，车走得很慢，看样子要凌晨才能抵达，那时连歇息的地方都难找。老符却不以为意，说下乡嘛，在队部喝两盅天就亮了。乌烈那边有喝晨酒的习俗。
雨天笑说：“符主任家一定是做酒的！”
“做酒有什么难的？家家都煮酒呢！”老符很是自得。
老符说得不错，雅加高寒，地气湿热，山岚瘴气。酒既驱寒，又能祛邪气，确是山里族人除百病、健身养生的好东西。雨天他们这些孩子，对酒文化只知其一，不知其渊源，只知其文明世界里的酒色情性，不知文化世界人生世界里的酒气性情。我很想对他们从头说起，说说在荒僻的年月，酒与生存的关系。
老符其实是个性情中人，说起酒色，他便眉飞色舞，这种人做党史工作，应该是很适宜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哪里是老夫子的夫子之道，述而不作者所为呢？我见过好些县里的党史办主任。我曾经去采访一个历史事件，找到党史办主任，他递给我好些资料，我一看说不行啊！这些是文艺作品，是对这个事件的想象虚构然后拍出的电影、创作的小说。岂知他言之凿凿：“我们县里的革命史就是按照这些革命材料重新编制的，没有错。”
我说彻底错了，黄世仁、杨白劳那都是文艺人物不是历史人物，周扒皮半夜鸡叫也不是阶级斗争史料，是小说里的人物情节。那时我还有些年轻，党史办主任是个有些革命经历的半老同志，有些倚老卖老。他很严肃地批评我：“这位同志，你有没有党性原则！你说的那些人都是法定的阶级斗争人物，都是阶级敌人的代表。你可得注意阶级立场！看你还年轻，我这回就不与你道理，下次可就不是小事。”他批评得理直气壮，我明知无道理可讲，难怪这个县事情多多，原因皆出于这种观念。
阶级斗争还有法定的人物？这是哪门子哪家子的法？这位党史办同志看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了半辈子。最后我忍不住扔给他一句话：“共产党录用你这样的人真的很不幸，谁也不会饶恕无知篡改自己历史的人，何况是做方志工作的。”说得他恼怒异常，拿起电话要报公安局，把我当现行反革命抓起来。我也毫不妥协，明确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我问他是不是和“四人帮”同一伙。把他气得半死，真的当我的面报了警。至于公安会不会由他所愿来抓我，事实是，我至今好好的，从没见过公安的面。
我把这事说给老符，全车的人都笑翻了天，以至于那些天关于黄世仁和杨白劳那些事那些人，谁是谁非，是欠账不还有理还是仗势欺人罪恶的讨论，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老符听了很是尴尬，他说这个党史办主任是哪个县的？他非得问个所以然。“真是丢脸，真是丢脸啊！”老符很是正义和知性。他除了在酒的问题上非常偏执外，其余一切皆为中庸，也很一分为二。他反过来宽慰开解我们，说民族干部立场坚定，但水平低，别见怪。我连忙纠正他，说此人绝对是正版的汉族，连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族人血统都没有。这不是立场问题，也与阶级觉悟无关，是个知识水平和思想意识的问题。
老符很是谦恭地说：“我们是得加强学问修养，提高提高，全靠你们这些教授啦！”
老符是个很意思的人，随性，好脾气，也知情解意，纯朴，头脑并不复杂。相处几日，大家都很喜欢他。连沉默寡言的小王司机，开始时说老符是个假族人，很有些轻视，后来也其乐融融，几杯酒交杯，彼此便兄弟兄弟。
雨天惊奇于酒的魅力，我说酒是人性的一种表达。我跟她说：“世界上最名贵的酒，并不是人酿造的。你信吗？”
“不信！”我看她一脸困惑，便问老符：“你说呢？”
老符会意。凡是在雅加生长的人，都知道最好的酒从哪里来，是什么。老符附会我，说教授说得没错。
“难道是鬼做的酒最好？有鬼吗？”雨天突然望着车外黑黝黝的山野。说到鬼，车突然颠了一下，她惊叫起来。
“什么叫鬼斧神工？但凡宝贵神奇，一定和鬼神相关，族人信鬼不信神，鬼和人生有关，是人的一部分。自然可信，神是上天的，和人生无关，是敬仰崇拜的，是虚无缥缈，仰望星空。这点，对于一位博士生而言，无须多说吧？”
老符也听得入迷：“教授真有学问。我也信鬼的，但从来就说不出这等道理，教授你收我做学生好了。”
司机小王也听得很有兴味，他阻止老符：“你别太多话，让教授说。我们族人是信鬼不信神，我也不知什么道理。”
雨天缩起肩膀，抱紧前胸：“小王，车窗上锁没有？别让鬼进来啊！姥姥说，白天不能说人，夜里不能说鬼。要不然，说鬼鬼就到了。”
“放心。雅加的鬼都是善鬼，没有恶鬼和厉鬼，否则，我活不到今天。”我笑说，“窗口就贴着一个鬼脸呢！”
雨天发出瘆人的惊叫：“教授你别吓人！”她缩成一团，挤在行李中间。
“还是说酒吧，酒比较温暖。”我想缓和一下气氛。天下起小雨，雨扑在车窗玻璃上，风声雨声有些凄厉，四野没有半点星火。汽车在山道上小心行驶，窗外是树影山影，山间有流水，有风雨的夜晚看不到鬼火，真是可惜。此刻我的思绪有些游走，我想起坦桑和雅加山里的那些人，包括救我一命的知青朋友，坏家伙信宜老鬼李前平，他们有的早已不在人世，真的是成鬼成仙成神明了。我有些伤感。每回抵达雅加，或在城市里梦回雅加，都禁不住要感伤几日乃至几月，真正体味了死是生者的痛苦，是死者的幸福这个道理。而这些，雨天他们是不甚体会的，老符也如是，他活得现实也活得实在，包括那位把文艺当作现实的某县党史办主任，他也活得有滋有味，别有一番欢喜与信念，不像坦桑和中尉。
那些过早逝去的人，是因为上天怕他们太痛苦，所以早早把他们收去了吧？信宜老鬼，听说他也早早的先我而去，他活着时是快乐的，变鬼也一样机灵、无畏的快乐吧？他现在也还快活吗？我的伤感就是沉默。无言是最好的良药。突然的寂静让车里的人觉到奇怪与压抑。
“老师你还没说完呢！我还想听听最好的酒，鬼是如何造出来的。”雨天好像已经不怕鬼了，她敢于对鬼直呼其名。
我深深地呼吸，缓过气来：“雨天，你想想，哪种动物有鬼气，最精灵，又接近人类？”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可是雨天想得太复杂了。她说了好几种只有国外才有的动物。那些动物确实有灵性，对人类也很友好，诸如她所说的各种宠物，哈巴狗等等。
我说哈巴狗怎可与鬼联系在一起呢？它们不是狗，是人的玩偶。而鬼绝对不是人的玩偶，他们是与人同行和人一样的神祇。他们和人一样有一种平等的意识。千万不要把鬼和人隔绝起来，这种学理上的问题，我想做民族学的雨天是明白的。
坦桑又一次不辞而别。老雷吩咐我和信宜老鬼，在坦桑回来之前，要好好放牛，出了差错，就把我们枪毙。这是老雷的原话。他话里有许多无法发泄的不满。我看出了这一点，却无法看出事情的原委：是对坦桑离去的不满呢，还是对坦桑即将发生的事情不满？总之，在我看来，老雷的态度和心情很是复杂。他心烦意躁的样子非常可怕。他一定知道一些不能明说的东西。我想问题一定非常严重，连向来粗暴简单无所畏惧的老军阀都隐忍地发泄。那几天，六连的气氛很奇怪，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可又没有丝毫风声，而我却蒙在鼓里。
碉楼的门被打烂了，几件简单的家具七零八落地瘫在角落里。坦桑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屋子里唯一能代表人类住过的东西，就是毛主席像。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挂在屋子正中央，老人家慈祥地注视着这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空无长物的屋子，显得特别的寂寞。
火盆里有烧过字纸的灰烬，寒风从门口吹进来，掀起火盆里的灰烬，在屋子里卷扬着。坦桑离开还不到十天，可这屋子阴冷得如同坟墓。
这是一次精心的抄家，没有落下哪怕是一张纸，凡是可作为证据的东西，都被精心地搜查过同时带走了。这是我对抄家的经验。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我太明白这种抄家的性质及其结果，这是早有结论、查证过程的搜查。坦桑犯了什么罪？
我想着坦桑那张比《在烈火中永生》江姐的表演者于蓝还要端庄、还要漂亮的脸此刻的神情，她妩媚的眼睛此刻的情状。她会像江姐一样，在中美合作所里受尽严刑拷问吗？像江姐一样唱歌，唱《红梅颂》？对狱友说“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我的思维完全混乱了，我对我的想法感到害怕。坦桑是现行反革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正如父亲是“三反分子”一样。这才是现实。
平日里碉楼的温韾与温暖已荡然无存，那种因为坦桑而有的淡淡的令人沉迷的气味也无处可寻，像坟墓，压迫着周围的一切。碉楼已成了四面通风，如废弃多年的废墟。我害怕风会把墙上的毛主席像撕裂，那可是无法饶恕的罪行，而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碉楼的人，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取下毛主席像，将它小心地卷起来带好。
我又在碉楼里细细地寻觅，希望能带走一点可能保存纪念或是记忆的东西，坦桑或是龚伟的东西。可是没有，除了我的记忆，碉楼里没有留下任何人的东西。这里关于人的所有踪迹，都被无情地抹去。包括曾经吸附在碉楼的每个角落里的思想，吸附坦桑和龚伟声音的板壁，全部让冷寂清洗了一遍。这儿压根就没有人住过，或说没有住过叫坦桑的女人和她的儿子。多年之后，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状以及那些想法，我依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颤抖。
在坦桑遇难之后的第37年，许多人为她祭奠，雅加的党报也发表了纪念文章，称她为“雅加的张志新”。以革命烈士的名义吊唁她。这个年份的隆重纪念，令人感怀。坦桑是在37岁的时候遇难的。如果她还活着，应该是74岁的老人了。74岁的老太太，依然还有着一双摄人魂魄的天赐媚眼，那是怎样的人间风景？
在坦桑忌日那天，我下意识地找出那张珍藏了几十年的毛主席像，这是最后的碉楼恩赐给我的，有关坦桑，有关碉楼，有关那段岁月的唯一珍藏。
这是一帧1966年版的毛主席标准像。他是那时唯一目睹抓捕坦桑现场的人。他和坦桑目光的最后交流，一定是饱含忧郁，无边的忧郁。他目睹了一位誓死保卫他，最终却以革命的名义被处决了的年轻女性的离去，碉楼的离去。
血水来了，雅加河又成了血河。
那年春天，人们看见平日里清澈见底的雅加河水，翻滚着红色波浪，如血般赤红的河水，从雅加的千山万壑中汇入雅加河。
太阳当空，天空无比的湛蓝，没有一丝云彩，也不像上游下过大雨的样子。有胆子大的捧起河水尝了尝。河水涩涩的、腥腥的，有血的味道。
在阶级斗争的年月，人们并不敢公开谈论此事。族人们在私底下轻描淡写，他们心中有数，虽然说不出科学道理，但他们有关于血河的神话传说。千百年来他们见怪不怪。归根到底是人们对天不敬！诡异的气氛流遍雅加每一个角落。做过道公的八公却很是泰然，他对老雷说：“天出血，这是真有的事。是人在哪儿又做错事了。天一生气，天眼就出血，流下血泪，天上几滴血，地上就流成血海。”
老雷理论上是个无神论者，他在淮海战场杀敌无数，他并不相信八公的鬼话。但骨子里，他依然是个农民，中国农民无法摆脱因果报应的迷信心理。他口头上批评八公妖言惑众，心底里还是忐忑不安。虽然雅加血河的事，他不是第一次见识，来六连十多年间，有过那么七八回。他细细回忆，每回事前事后都发生了什么？想不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但每次总是让人不安。这种奇怪的天象，依然令人担忧。他也不敢向上级报告，弄不好被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雅加河水是红是白，关六连屌事？反正也毒不死人。他也不多和八公讨论此事，既然不是人可以解释，就与阶级斗争无关。
我去碉楼找坦桑，想问问她血河的事。
在碉楼的河边，我见到老雷正在和坦桑说话。坦桑远远地望见我，便把我唤去。我站在一边，老雷见状，说：“你也过来听听。”我遵命走上前去。
他们说什么，我不想听。
坦桑今天非常美丽，她穿着那件丝质柔滑的红背心，军上衣草草地披在身上，半只袖子还耷拉着，露出浑圆光洁的肩膀。她并不在意自己的装束在两个男人面前有什么不雅。而我却觉得很不自在。我的不自在可能让坦桑有些觉察，只见她不经意地耸了耸肩，拉好了上衣，令人销魂的肩膀消失了。
脚下是翻滚的血河，如此逼近地目睹血一般的河水，我努力遏止心中的恐慌。我想起八公关于天出血的说法。
老雷是来向坦桑讨教血河的事。在他心目中，坦桑既然是从事民族研究的，她理应对血河有个解释。
我曾在坦桑这儿听到关于血河的传说。这是一个美丽而悲哀的传说，一对族人男女在三月三对歌相爱，将在雅加桥上相会。有一位恶人嫉妒，于是乎在桥桩上做了手脚，相会的男女跌入河中，鲜血染红河水……传说归传说，无人会相信，两个人的鲜血会染红一条河流。
老雷问坦桑：“你相信这个故事？”
坦桑说：“我相信。”
老雷很诧异：“你没事吧？坦老师。”
“我没事啊。我怎么会有事？神话传说嘛，没有什么信不信的。”坦桑很轻松地说。她的话里有一种怪怪的意味。
“我想知道的是科学道理。”老雷自言自语。
“科学道理？当然会有。也许……”坦桑欲言又止，“也许是植物所致，或者矿物造成，要实地调查，请教专家才行。”
“得给个说法，要不人心惶惶。”老雷很忧虑。
“去哪里寻找说法啊？雷连长，人作孽，天要收。没有办法的事。”坦桑话中有话，连我都听得出来，老雷不会不明白。只见他有些警觉地瞄了坦桑一眼。此前他一直没有直视坦桑，在坦桑面前，我觉得粗豪的老雷有些腼腆，很不自在的样子。
“八公也是这么说的。但这是什么道理啊？文化大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啊！”老雷突然就冒出今天看来很无厘头的话来。我有些忍俊不禁。坦桑大笑：“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坦桑的笑声被河水卷扬而去，传得很远。
顷刻间大家静默，无话可说。
突然间，我听到岭顶有人在唱歌。血河是从岭上流来，血河之源，有人在唱歌。
“听见吗？有人在唱歌！”我与坦桑对视，轻声说。
“是有人在唱歌。”坦桑也轻声回应。
“谁？什么人？在唱歌？唱什么歌？”老雷已让血河折磨得有些神经兮兮。他不明就里，紧张地问。
坦桑含笑不语。
“老雷，要不一起上去喝茶。”
老雷连忙推辞，抬脚就走了。
天气有些热，坦桑把军上衣脱下来挽在手臂，红背心紧紧地裹着她火焰般燃烧着的躯体，像山林里暗夜中的火把，要把黑暗的原始森林烧透一般。我顿时感到周围一片灼热，仿佛空气也燃烧起来。我看见沼地的天空一片血红，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四处奔突，嘶鸣着生命的嚎叫。难道血河也冲击了沼地？
岭上真的有人在唱歌。我听出那歌的旋律，是那首在雅加流传了许多年的民歌：
五指山咧五条河
你知哪条流水多罗
你知哪条流下海
你知哪条流回来
五指山咧五条河
西边那条流水多
蒋家兵败流下海
父母胜利流回来……
歌词是新的，而旋律却已经流传了千百年，每个时代，人们都给这古老的旋律以新的内容。
此刻，这古老的旋律里有血的味道，从岭顶飘然而至。我听见血河在呼吸，它带血的呼吸在风中呜咽。我努力分辨着歌谣飘来的节律，它和着河流的血泪，汩汩地流淌着。
我跟着坦桑上了碉楼。坦桑把军衣扔到床上，她端起水壶，对着壶嘴，咕噜咕噜地饮水。之后，她站到窗口，对着碉楼下奔流而去的雅加河血红的流水，轻声地唱起英文歌。那时，我的英文很烂，小时候听过教英文的母亲唱过英文歌，她也教给我几首，而我总是没能完整地唱完一首英文歌。我只能够断断续续的听懂坦桑歌里的单词。
坦桑转过身来，背对着窗户，目光注视着我。她像是一个演员，对着我一个观众，她表情丰富地唱着那时我还不知所以的英文歌。
坦桑早已不在。我时时努力地回忆坦桑那时的英文歌，是一首怎样的歌？
许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北京的一个酒吧里，偶然听到有些熟悉的旋律，我突然意会到，这正是坦桑当年唱的英文歌，原来它是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
一个男人
必须走过多少路
他才可以被称为男人？
一个人得有多少耳朵
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
一个人要转多少次头
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要有多少尸体，他才会知道
已经有太多人死去？
我的朋友啊，
答案就飘在茫茫风中
这是1963年初，21岁的美国青年鲍勃·迪伦，在村子的咖啡店中，写下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
同年8月28日，在美国百万人民权大游行中，马丁·路德·金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就站在鲍勃·迪伦身边。他和多位黑人、白人歌手一起合唱了《答案在风中飘》。这首歌成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圣歌。
这首歌传遍全世界。
那时的坦桑，如何能够唱这一首歌？她是如何知道这首歌的？她知道马丁·路德·金，也知道鲍勃·迪伦。那时，我也知道马丁·路德·金，《人民日报》发了消息的，可是我并不知道鲍勃·迪伦和这首歌。
我迅速找来鲍勃·迪伦的歌《暴雨将至》《像一块滚石》《重游61号公路》《在洪水到来之前》《哦，老天》《回到根源》《我将会自由》……
但是，我只要《答案在风中飘》就足够了。因为这是我在60年代末，在雅加的碉楼上，听一位美丽女性对着我唱的英文歌。
她唱着迪伦的歌，却像是在描写迪伦的心境，而迪伦的心境如同我的心境。自卑同时脆弱，因敏感而缺失安全感，青春期拖拉得了无止境，并以叛逆抵挡着这个无望的世界。那时我自然不能如此深味自己。
中国许多人完全不知道迪伦的时代，坦桑已经在唱鲍勃·迪伦的歌了。这也许正是坦桑悲剧的原因之一。有梦想的人从来都是叛逆的，尤其是内心的叛逆。坦桑曾对我说起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那时她说了许多，但我大多并不明白。后来我看到迪伦的传记，他曾经说过：“我确实从来都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我忽然就明白了坦桑对我说过的所有关于迪伦的话。那些话都与人的内心激情与叛逆有关。迪伦抗议了一个时代，坦桑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