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辑
2009年，天津开了一个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在当时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气氛下，显得颇为另类——当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推倒、驱逐的不正是包括“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在内的这些旧文学？翻翻那时的文章，从陈独秀、胡适到鲁迅、茅盾、周作人……一代新文学作家谁人没骂过“谬种”、“妖孽”？正是五四，使通俗文学遇到第一次重创。
五四之后，白话风行，新文学高视阔步，执掌时代的话语权；通俗文学低眉垂首但却默默生存，悄然风行于巷陌市井。最能说明此种情形的就是新文学大家鲁迅，他的母亲喜欢看通俗小说倒比看儿子的书更来劲；鲁迅常替母亲购买，三十年代还从上海一本一本地寄张恨水的小说给老人家消遣。还有些传闻掌故，比如说张恨水与世界书局老板一顿饭“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元稿费，在北京买下一座王府”，也可见当时通俗文学自有他的风光与热闹。
那时候写新文学不如写通俗小说赚钱，通俗小说读者多。新文学作家里没几个人能单靠创作维持生计，他们大都兼职，或做官，当教授，或者革命去，反正都是留洋归来的文化精英，革命先锋，总有各自出路。而一般写作者无产无业，转而写通俗小说谋生。像那一次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关注的几位武侠小说家：写《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写《十二金钱镖》的宫白羽、写《卧虎藏龙》的王度庐等人，他们写作武侠小说最初都声称是为了糊口。宫白羽有一次为《妇女界》写一万多字仅得4元稿酬，一怒撂笔，后转写武侠小说。就是这位，早年还曾以本名宫竹心与鲁迅通信十来封，得周氏兄弟指导，写作新文学，翻译契诃夫。后来写武侠小说，就没有再与鲁迅联系了。50年代他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倒霉的作家。作为一个鲁迅信徒而变成了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我成功了，然而我丢人了。”像王度庐，这个笔名隐着“混一混”，“度”过艰辛时日的意思。他晚年在沈阳当中学语文老师，从不谈自己写通俗小说这件事。
写通俗小说，在作者本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耀之事，他们在新文学面前，先自怯了，觉得矮人一头，不登大雅之堂。或者在自己的旧小说里寻找新思想——看，我也写了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社会不公——时有攀附新文学之意。或者也负气叫板：抗战时我们保守旧道德的旧文学作家可是没一个给日本人当汉奸的！好在还有众多武侠迷追捧，好在还有自己笔下侠的江湖，可以暂时忘却世俗纷扰……
彻底灭了旧文学还是解放后。据学者考证，解放初期文化部门大清缴，将民间流行的种种版本的旧小说，黄色的、反动的、荒诞的……除存档外统统销毁。收缴工作在当时还比较和风细雨，并不是粗暴没收，对于书店、租书摊交上来的旧书都有经济上的适当补偿。新中国新气象，一时间廓清寰宇，茫茫大地真干净。
旧文学作家们深感自己跟不上形势，而且生计又成了问题。还珠楼主过去收入很好，现在出版商在看风色，不像过去那样抢着印他的小说了。虽然革命同志鼓励他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但他总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老友贾植芳问计，这位几年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新文学工作者出主意，让他试试写农民起义，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后来他写了以张献忠为题材的《独手丐》，在该书前言中，他表示已将行销20年、能顾全家生活的《蜀山》、《青城》等带有神怪性的武侠小说，毅然停止了续作，今后将“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
应该说，在大形势下，旧小说家的境遇还是好的，像还珠楼主，解放后随剧团参了军做编导，还戒了鸦片瘾；像宫白羽，曾以通俗文学作家身份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还经常在大专院校作鲁迅研究报告。那些年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只要想一想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批丁玲，新文学作家都这样了，旧文学家还能怎样？
反右时，还珠楼主因在整风中三缄其口，躲过去；不料1958年6月他偶然看到《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一文，突发脑溢血，两年后病逝。宫白羽50年代有几年没职业，在家糊纸盒，一个一分钱。1966年宫白羽去世。
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学史没有他们的位置。80年代后一度盛行武侠小说，在梁羽生、金庸、古龙的书丛中，偶尔冒出一本来历不明的《蜀山剑侠传》，盗印本，小字密密麻麻，厚厚一大本。前些年，因为李安导演、周润发、章子怡、杨紫琼等明星大腕加盟的电影《卧虎藏龙》，王度庐的大名，当代人才知道得多些，其他，如果提及“还珠迷”，很可能被认为是琼瑶的《还珠格格》迷呢。而这几位可说是金庸、梁羽生的前辈和老师。梁羽生曾在致宫白羽的儿子宫以仁的信中写道：“我最初写武侠小说，亦是受令尊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