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群人，其中女人特别多，围在举行婚礼的灯火通明的教堂四周。那些没来得及钻到中间去的人全都蜂拥在窗前，推挤着，争吵着，透过窗子栏杆向里面窥望。
已经有二十多辆马车在宪兵们的指挥下停靠在街道两旁。一个警官不畏严寒，穿着那身闪闪发亮的制服，站立在教堂门口。还有许多车辆不停地驶来，一会儿来些戴花儿的手提着裙摆的太太们，一会儿来些男宾，军帽或黑礼帽都脱下来拿在手上，大家走进教堂。教堂内已经燃起一对枝形大吊灯，四面悬挂的许多圣像前都燃起了蜡烛。圣像红色背景上的金色光环，圣像身上的金色雕花，枝形灯架和烛台上的银饰，铺地的石板，一块块地毯，唱诗班头顶上的神幡，讲经台的台阶，一本本发黑的旧书，神父们的法衣，——所有的一切全都一片辉煌。暖和的教堂里，人群聚集在右侧一边，燕尾服，白领带，制服，花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朵，裸露的肩、臂，长长的手套，从中发出的压低而又活跃的话音在高高的拱顶下奇异地回响着。每当大门被人吱的一声推开，人群中的说话声便静止下来，人们都抬头张望，想要看见走进来的新郎新娘。可是大门已经打开过不止十次，每次不是走入右侧来宾席的迟到的宾客，便是骗过或是说通了那位警官的、加入到左侧那群生人当中的看客。无论是亲友或是外人，都早已等得忍耐不住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新娘这就会来的，对他们的迟到并不在意。后来人们向门口张望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便互相谈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后来这种迟迟拖延的情况已经显得不大自然了，亲友和来客一个个极力装作他们并没有想着新郎的事，只是彼此交谈着。
那位大辅祭似乎想让人家知道他的时间有多么宝贵，不耐烦地咳嗽了几声，把窗子上的玻璃震得颤抖起来。唱诗台上的歌手们实在闷得慌，他们一会儿试试嗓子，一会儿擤擤鼻涕。司祭神父不停地派教堂执事或是派助祭去询问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也身穿紫色法衣，腰围绣花腰带，一个劲儿地走到几扇侧门边上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出这句话：“这可奇怪啦！”于是所有宾客全都不安起来，大声地表达出他们的惊异和不满。一位伴郎乘车去了解出了什么事。吉蒂早已准备停当，雪白的连衣裙，长长的婚纱，头戴一顶香橙花编织的花冠，这时正跟女主婚人和她的姐姐李沃夫夫人站立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大厅里，凝望着窗外，她们派一位伴郎去打听新郎到教堂没有，已经空等了半个多小时。
而列文这时却只穿一条长裤，没穿背心，也没穿燕尾服，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来回地踱步，不停地把头伸出门外向走廊里张望。而走廊里并没有他所等待的人，他又绝望地返回屋中，双手一挥，对悠悠然抽着雪茄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话。
“有谁体验过这种可怕的尴尬局面！”他说。
“是呀，真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温和地笑笑，同意地说，“不过你放心，这就会送到的。”
“不啊，怎么搞的！”列文压制住怒火说。“还有这种愚蠢的敞胸背心！真不可思议！”他望着衬衫被揉皱了的前襟说。“要是行李都运到火车站了，那怎么办！”他绝望地大声说。
“那你就穿我这件好啦。”
“早就该这样了。”
“让人家看笑话可不好呀……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说要更衣时，他的老仆库兹马给他拿来了燕尾服，背心和所有要穿的衣服。
“衬衫呢！”列文高声说了一句。
“衬衫您身上穿着呀。”库兹马安然地微笑着回答说。
库兹马没想到要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受命把东西都收拾好，送到谢尔巴茨基家，新婚夫妇今天晚上要从那里出发，他照办了，收拾了东西，只留下一套礼服。而列文身上的那件衬衫是早晨穿上的，已经皱了，配这件时髦的敞胸背心是万万不行的。派人去谢尔巴茨基家取，路太远了。就派人去买一件。仆人回来说：店都不开门——今天是星期天。派人去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家拿来了一件衬衫；又肥又短，简直没法穿。最后还是派人去谢尔巴茨基家把行李打开。大家在教堂里等着新郎，他这里却像是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走动，探头往走廊里张望，心里又害怕又绝望地想到他今天对吉蒂说过的话，不知她这会儿会怎么想。
终于，罪有应得的库兹马，上气不接下气地手捧着衬衫奔进了房门。
“刚好赶上。已经在往货车上搬了。”库兹马说。
三分钟后，为了不触及痛处，连表也不敢看，列文沿走廊飞奔而去。
“这么奔也没用呀。”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微笑着说，他不慌不忙地跟在后边走。“总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办法的……”他自言自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