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世界说
陆文虎
2016年5月11日——14日，我参加了北极光基金会[1]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举办的一次心灵、思想与大自然的对话盛会。这次对话的宗旨在于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使人类文明能够更好地适应我们的环境、生态、政治、科技和社会系统的快速变化。
从小说《苏菲的世界》谈起
我对挪威所知不多，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挪威。但是，我知道挪威有一位叫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作家。他的作品也许不是很多，但是有10多种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写给中学生的《苏菲的世界》。书中写道：“正是5月初的时节。有些人家的园子里，水仙花已经一丛丛开满了果树的四周，赤杨树也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子。”我也在这个时节来到了挪威。9年前，乔斯坦·贾德来到中国时，这本书已被译成56种语言，销售超过3亿册。9年过去了，被翻译的语言和印数都必定大大增加了。他当时说，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它只涉及了西方哲学，却对浩瀚的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哲学没有介绍。他表示，当时正为中国的甲骨文着迷，准备以此为题材写新书。《苏菲的世界》为乔斯坦·贾德带来极大声誉，使他成为世界级的作家。除了创作，他还对公益事业不遗余力，于1997年创立“苏菲基金会”，每年颁发10万美金的“苏菲奖”，鼓励能以创新方式对环境发展做出贡献的个人或机构。
《苏菲的世界》不仅是一部启蒙哲学的小说，关心“人是谁”“世界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它还对当今社会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追问“世界往何处去”“我们怎么办”。书中说：“许多西方的生态哲学家已经提出警告，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根本就是错误的，长此下去，势必会超出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谈的不只是环境污染与破坏这些具体的问题。他们宣称，西方的思想形态根本上就有一些谬误。”就在上个月，乔斯坦·贾德在布达佩斯谈到《苏菲的世界》时说：“如果让我今天来写这部小说，将会写得完全不一样，因为里面没有写亚洲的哲学和当今最迫切的哲学问题，即我们是否有能力维持地球上的生活条件。”
人类文明之中国
人类虽然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但主要是史前史，文明史只有7000-8000年，不过比千分之一稍长而已。在文明史的早期，人口不多（当前世界人口60亿，400多年前即公元1600年为5亿，据学者估计，4000多年前即公元前21世纪才0.8亿！），最初，语言不通、交通不便，不同人群只能相对孤立地发展。后来，各个群体内产生语言和文化。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不断迁徙，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不同的文化开始交流并相互影响。河水给人的交流带来便利。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五大摇篮都产生在大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恒河流域，爱琴——地中海地区，华夏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就这样产生了。
文明（civilization）一般指外在的、形而下的物质、器物、技术、衣服、食用之具等；而文化（culture）一般指内在的、精神的、形而上的文、学、言、论等。“文化”使各民族不一样，更多地表现出传统，不同的文化间有排斥性；“文明”使各民族不断接近，更多地表示出未来，不同的文明间有吸附性。
不同的时空环境孕育出多样性的文明。各种文明间的相同和差异都很重要。不同文明在其他文明的不断撞击、融会中获得发展、新生或者消亡。
我们发现：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也不管是否喜欢，人类一直生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今天，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多样并存、交流互鉴，必将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人类的新未来、新活力、新愿景，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定，“现代人类”离开非洲后，大约在5万-6万年前进入欧亚大陆。中国人是不是人类迁移史诗参加者的后裔呢？他们应当就是我们的祖先。今天，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中华文明有多个源头、多种印记，例如，许多朋友都去看过的三星堆，那些和一般中国人相貌迥然不同的青铜器面具充分说明：当时有一批外来人类在那里生存过。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理念，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自远古传承至今日而未曾中断。
中国是一块广袤的大地。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族群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人口流动、文化交融是必不可少的，中心更迭、华夷置换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传承在兼容并蓄、多元融合中完成。
一个世纪前，中国哲人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之中国”，即从公元前27世纪的黄帝时代到秦始皇。中国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交流。第二阶段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始皇到18世纪，中国与亚洲各国有交流、有矛盾、有征战，也有融合。第三阶段是“世界之中国”，也就是19世纪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走向世界。
在梁启超之后的100年里，世界大变，中国也大变。今天的中国既是“中国之中国”，不断发展自己；也是“亚洲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寻求与亚洲甚至超出亚洲的共同发展；更是“世界之中国”，对世界各国各地多元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理解和包容。面向未来，中国提出涉及全人类的理念——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明白未来中国的立场和目标，展示中国的主张。中国正在努力促进整个世界的进步，让世界的明天更美好。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和整个世界的命运息息相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在地球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中，中国将与不同的文明拥抱合作，力求共赢，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
德国诗人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传奇”时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华文明5000年，虽历经磨难，仍发展至今。之所以能够如此，应当说是传承着一种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厚德载物就是效法大地，包容万物。
中国文化推崇的价值观是什么呢？道德仁义，以和为贵。中国的哲学要义和普通人的生活态度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既是朴素、直觉的，又是丰富和无所不包的。这个道，正心诚意修身是向内求的，先完善自己；向外用则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明的理想可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人追求的，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参赞就是弥补的意思，弥补天地的化育之不足。人生天地之间，凭借智慧、勇气和能力，克服自然界对人类存在的不利因素，创造出一个完满、和谐的人生，弥补天地的缺憾。
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
我信奉中国古代贤哲的教诲，“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世界各国的好书，看各国的美景，总有新的发现，使我获益良多，备受启迪。其实，中国的许多历史故事也能给予不同的文明以借鉴和启发。
其一，宋襄公的故事。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勇武、博学、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无论贵族还是平民，许多人身上都流淌着“贵族”的血液，“贵族精神”深入骨髓。
公元前638年，两个诸侯国宋与楚争霸，有著名的泓水之战。宋国列好了阵，等楚兵渡过泓水后决战。大将军建议宋襄公趁楚人渡水时截杀，必能大胜。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结果，宋师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宋襄公一定要光明正大地与敌人决战，虽败犹荣。因为宋襄公所遵循的原则，在当时是被普遍认可与遵守的原则，那是一种贵族精神。
其二，赵氏孤儿的故事。
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贵族精神的“道”和“义”的故事。讲述晋国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为家族复仇的故事。彰显了程婴为兑现承诺牺牲亲生儿子和自己的生命，一群古代英雄舍生取义、勇于献身的精神。
元代纪君祥写成历史剧《赵氏孤儿》。500年后，1731年，由法国传教士马约瑟译成法文，在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故事，众多正面人物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勇义举，令18世纪的欧洲人五体投地。伏尔泰将其改编为话剧《中国孤儿》，特意在剧本题目下加上“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成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在巴黎各家剧院上演，盛况空前。哈切特改编的英文版，在伦敦演出又引起轰动。后来，法国的小说家莫泊桑曾借鉴马约瑟的译本写成了短篇小说《族间仇杀》（Une Vendetta）.
忠诚于国君、公平对待敌手的侠士理念，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至深。法国启蒙思想之父伏尔泰毫不讳言从中华文明获得营养，并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几千年帝国治理经验中的法律道德体系，有连续文字记载、发展和传承的全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真实可信。
其三，玄奘的故事。
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僧人。他克服千难万险，远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发生在唐代，至明代被写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后，更成为妇孺皆知的一代名僧。
玄奘11岁学佛，13岁出家为僧。他天资聪颖，又好学不倦，在遍学佛藏、学业精进后，深感不能满足。特别是由于佛典译本不善，致使义理含混，他产生了去印度读原著、取真经之意。29岁时，提出西行求法，未获皇帝批准。不得已，混在饥民中溜出长安城，开始取经之旅。他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忍饥耐热，备尝艰苦；路过高昌国，被国王扣留，强邀担任国师，他不得不以死抗争，绝食3日，直至昏迷。国王钦佩不已，遂结拜为兄弟，还派队伍一路护送。他且行且学，到印度后，专心学习梵文和佛经，成绩斐然，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在印度17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回长安时，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唐太宗逼劝归俗，邀他共谋朝政。玄奘不为所动，开始专心翻译佛经。过了近20年，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计1335卷，长期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佛教发展。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记述他西游亲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至今仍有史料价值。
当年玄奘为了求法，一路西行2.5万公里，九死一生，终于求得真经。他不畏艰难险阻，拒绝浮华诱惑，一心向学，追求真知的事迹，一直感动和鼓舞着中国人。
随手采撷的这几个故事，分别反映了中国人对待仁义、诚信和学问的态度。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悠长的历史和广阔的大地上，可说是俯拾即是，数不胜数。
殊途同归天下大同
来到种子岛的这些人，有理想，有情怀，有忧患意识，也有远见卓识。犹如中国宋代的文学家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我们，讨论生活的现状，规划人类的未来。到这里，我看到了新的风景，听到了新的观点，受到了新的启发。我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同时，也非常虔诚地听取别人的故事。
这次聚会的发起人、北极光基金会的两位主席克里斯多夫·庄和博·艾克曼在别开生面的欢迎仪式上热情洋溢的亲切话语，使我十分期待立即开启跟自然、与天地对话的心灵之旅。庄引导“闻道”与“论道”；博则热情地推出了贝多芬的大赋格，他期望这种音乐能够启发我们的想象力达到或者超越爱因斯坦、毕加索等等。他说，人类期待的可持续发展，从来没有成功过。他期望这次聚会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果。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联合国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说，他的日常工作就像巡视雷区一样，每天都要记录4到5个全球的危机，使我们更加生动形象地了解人类的困境，从而增强解决的紧迫感。他还讲到机构必须反思是为谁服务的，要求更多地倾听女性和青年的声音。他认为，种子岛团队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伟大的贡献。他鼓励说：“坚持就对了！”作为一个坚定的改革者和一个国际主义者，他期望所有的人同心协力。我要说，这也是我的期望。
观看短片《宇宙旅行》，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多么渺小，作为地球上一种小虫子的人更加微不足道。我们必须放弃傲慢，我们必须对天地、自然、他人保持敬畏，与之友好相处。
查尔斯王子说的“万物一体”“循环经济”，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经典《中庸》里的著名说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他“付出了生命中最好的30年，不断就相关话题发出警报”，让我非常感动。“是时候了！”的呐喊振聋发聩，使我们警醒。
圣塔菲研究所的布莱恩·阿瑟教授阐释了科研对发展的作用，给我这个文科生极大的启蒙教育。他使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绝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着人文的温情和道德的信念。他还提到了老子的《道德经》。我感谢他。
大卫·克里斯提安教授的“大历史”学说，学界评价极高。他从大爆炸说起，把人类史与自然史结合起来，重新描述了创世的过程，给我们启迪极大。学界曾称他可与牛顿、爱因斯坦比肩。今天，亲耳聆听了他的演讲，荣幸之至。
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许倬云先生，用历史学家特有的深邃眼光和诗一般的语言，回顾了人类的历史，描述了他对人类未来的两个梦想：“第一个梦，认识自己，帮助别人，体谅别人，尊重别人。第二个梦，认识环境，体验环境，爱护环境。”“我们要把灵魂重新叫醒，不要只讲物质欲望、暂时的乐趣，我们要想得更远。”不仅要善待人，还要善待自然。许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他的话表达了他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教导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
沙特亲王图尔基·费萨尔历数中国在5000年里为人类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皇帝派郑和下西洋，向世界传达友好信息。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但没有侵略野心，从中国与沙特的关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亲王是很智慧的人，我相信他说的也是肺腑之言。中国圣贤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已通过联合国，传布到全世界的广大地区，并取得共识。
通过对话，沟通心灵，交流情感，播撒和传递着文明的种子。英国作家狄更斯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深感人类面临自律之忧，因此，居安而思危。我知道，世界有世界的问题，中国也有中国自己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融合“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谐共生”等内涵，强调包括人与宇宙巨系统之间的紧密结合、友好互动，强调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独立互赖、分别共生，以期人类和环境的永续发展。我欣喜地看到，4月20日，世界地球日，175国代表签署了关乎未来的全新契约——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巴黎协定》。这是一个好的开头。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百虑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
（原载《中国艺术评论》2016年第9期，发表时题为《中国文明及其全球贡献》）
故国神游
余光中
五月中旬去西安讲学。那是我第一次去陕西，当然也是首访西安，对那千年古都神往既久，当然也有莫大的期待。结果几乎扑了一个空。当然那是我自己浅薄，去投的又是如此深厚的传统，加以为期不满五天，又有两场演讲、一场活动，所以知之既少，入之又浅，谈不上有何心得。“五日京兆”吗？从西周、西汉、西晋一直到隋唐，从镐京、咸阳、渭城到长安，其中历经变化，史学家甚至考古学家都得说上半天，自宋以来，其帝国之光彩就已渐渐失色，所以轮到贾平凹来写《老西安》一书时，他的副题干脆就叫作“废都斜阳”了。
从头到尾，今日西安市中心的主要景点，例如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等，都过门而未入。倒是听西安人说，钟楼与鼓楼正是成语“晨钟暮鼓”之所由，而古人买东西得跑去东大街和西大街，因此而有“买东西”一词。最令我感动的是，西安还有一处“燕国志士荆轲墓”。矛盾的是，我对这古都虽然所知不多，所见更少，可是所感所思却很深。这么多年，我虽然一步也未踏过斯土，可是自作多情地却写过好几首诗，以长安为背景或现场。
我在西安的第一场演讲就叫作“诗与长安”，前面一小半多引古人之作。例如李白的《忆秦娥》、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和《世说新语》“日近长安远”之说。
后面的大半场就引到我自己所写涉及长安的诗，一共七首，依次是《秦俑》《寻李白》《飞碟之夜》《昭君》《盲丐》《飞将军》《刺秦王》。我用光碟投影，一路说明并朗诵。《秦俑》颇长，从古西安说到西安事变，从桃花源说到十二尊金人和徐福的六千童男女；中间引入《诗经·秦风》四句，我就曼声吟诵出来，颇有立体效果。《寻李白》有赞谪仙三行“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入选许多选集。《飞碟之夜》用科幻小说笔法想象安禄山的飞碟部队如何占领长安。《昭君》讽刺卫青与霍去病都无法达成的事，竟要弱女子去承担。《盲丐》写我自己在美国远怀汉唐盛世的苦心，结尾有这样一句：“一支箫哭一千年/长城，你终会听见，长安，你终会听见。”《飞将军》为汉朝的名将李广抱不平，其事皆取自《史记》。《刺秦王》也本于《史记》，但叙事则始于荆轲谋刺失败，伤重倚柱时的感慨。这些事，凡中国的读书人都应知道，而这些诗，凡中国的心灵都会共鸣。行知学院礼堂里坐满的二千五百人，虽欠空调，却无人离席。
另一场演讲在西安美术学院，题为“诗与美学”，情况也差不多。更值得一记的，是该校活泼的校风与可观的校园。在会议室与长廊上，一排排黑白的人像照吸引我左顾右盼，屡屡停步，只因照中人都有美学甚至文化的地位，就我匆匆一瞥的印象，至少包含蔡元培、陈寅恪、鲁迅、胡适、徐悲鸿、朱光潜、梁思成、林徽因、蔡威廉（蔡元培之女）、林文铮（蔡元培女婿，杭州艺专教务长），外国人之中还有法兰克福学派主角的哲学家马尔库塞。
至于校园何以特别可观，也只消一瞥就立可断定。远处纵目，只见一排排一丛丛直立的方尖石体，高低参差，平均高度与人相等，瞬间印象又像碑林，又像陶俑。其实都不是，主人笑说，那是“拴马桩”。走近去看，才发现那些削方石体，雕纹或粗或细，顶上都踞着、栖着、蹲着、跪着一座雕塑品，踞者许是雄狮，栖者许是猛禽，蹲者许是圉人，跪者许是奴仆，更有奴仆或守卫之类跨在狮背，千奇百怪，难以缕陈。人物的体态、面貌、表情又不同于秦兵的陶俑，该多是胡人吧，唐三彩牵马的胡圉正是如此。主人说这些拴马桩多半来自渭北的农庄。看今日西安市地图，西北郊外汉长安旧址就有罗家寨、马家寨、雷家寨等六七个寨，说不定就来自那些庄宅；当然，客栈、酒家、衙门前面也需要这些吧。正遐想间，主人又说，那边还有不少可看，校园里有好几千桩。我们夫妻那天真是大开眼界：这和江南水乡处处是桥与船大不相同。
我去西安，讲学之外还参加了一个活动，经“粥会”会长陆炳文先生之介，认识了于右任先生（1879-1964）的后人。右老是陕西三原县人，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后来成了民国大佬，但在文化界更以书法大师久享盛誉。他是长我半个世纪的前辈，但是同在台湾，一直到他去世，我都从未得识耆宿。我更没有想到，海峡两岸对峙，尽管历经种种重大变化，陕西人对这位远隔的乡贤始终血浓于水，保持着敬爱与怀念。因此早在2002年，复建于右任故居的工作已在西安展开，7年后正值他诞辰130周年，终于及时落成。
右老乃现代书法大家、关中草圣，原与书法外行的我难有联想。但是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台所写怀乡之诗颇为陕西乡亲所重。有心人联想到我的《乡愁》一诗，竟然安排了一个下午，就在“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内，举办“忆长安话乡愁”雅集，由西安文坛与乐界的名流朗诵并演唱右老与我的诗作共二十首。盛会由右老侄孙于大力、于大平策划，我们夫妻得以认识右老的许多晚辈，更品尝了于府精湛的厨艺，领略了右老曾孙辈的纯真与礼貌。
对这位前辈，我曾凑过一副对联：“遗墨淋漓长在壁，美髯倜傥似当风。”为了要写西安之行，我读了贾平凹的《老西安》一书。像贾平凹这样的当代名家，我本来以为不会提到意识对立而且已故多年的右老，不料他说于右任曾跑遍关中搜寻石碑，几乎搜尽了陕西的魏晋石碑，并“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他又说：“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最后他说：“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
贾平凹这本《老西安》写得自然而又深入，显示作者真是性情中人。书中还有这么一段，很值得玩味：“毛主席在陕北生活了13年，新中国成立后却从未再回陕西，甚至只字未提过延安。这让陕西人很没了面子。”
西安之行，虽然无缘遍访古迹，甚至走马看花都说不上，幸而还去了一趟“西安博物院”，稍稍解了“恨古人吾不见”之憾。博物院面积颇广，由博物馆、荐福寺、小雁塔三者组成。我夫人于十多年前已来过西安，这次陪我同来，也未能畅览她想看的文物，好在我们在博物馆中流连了近一小时。秦朝的瓦当、西汉的鎏金铜钟、唐朝的三彩腾空骑马胡人俑、鎏金走龙等，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怀古之情。我夫人在高雄市美术馆担任导览义工已有16年，去年还获得“文建会”的服务奖章。她对古文物，尤其是古玉，所知颇多，并不太需要他人解释，几次开口之后，内地的导览也知道遇见内行了。
（原载《美文》2016年第5期）
以两种目光寻求故乡
红柯
最初对世界文学的概念并不是来自歌德，也不是大学教材，而是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当时正读大二。20世纪80年代诗歌热，比诗歌更热更凶猛的是欧美现代派文学，人们疯狂地写诗、疯狂地吞食现代派。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一集我抢购一集，中国社科院编的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研究资料汇编，包括柳鸣九先生编的《萨特研究》《外国名作家传》（上中下），我也是大量抢购。很偶然地在图书馆看到郑振铎先生这本《文学大纲》，它相当于一本世界文学史，让我在欧美文学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有关波斯文学的介绍，有二十多位古波斯诗人，我知道了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鲁米、尼扎米。我太喜欢萨迪与哈菲兹，就把他们的代表作抄下来。这两个诗人都出生在伊朗设拉子古城，这里也成为我最向往的地方。萨迪说：“一个诗人是前三十年漫游天下，后三十年写诗。”2015年正是我大学毕业三十年——西上天山十年，居宝鸡十年，迁居西安十年。三十年间沿天山——祁连山——秦岭、丝绸之路奔波，跟游牧民族转场似的“逐水草而居”。刚读到台湾蒙古族诗人席慕蓉的一篇文章，她认为文化需要碰撞才会有新的火花，背井离乡的遭遇给生命和故乡营造了反省与观察的空间。我曾在一篇创作谈《距离产生美》中也谈到这种体验，在新疆写陕西，天山顶上望故乡，回到陕西站在关中又回望西域瀚海。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把我的目光从欧美文学拉回到东方文学，当时另一本书也让我眼界大开，英国人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从宇宙地球生命的发生写起，让我有了最初的人类意识。
《文学大纲》与《世界史纲》互相比较很有意思。刚到新疆第一次踏上戈壁滩就有置身月球的感觉。《哈菲兹诗选》的序言中，翻译家邢秉顺先生把哈菲兹与李白相比较，两个古代诗人都是伟大的酒徒，都喜欢写美酒月亮鲜花与女人。李白就出生在中亚塔拉斯河畔碎叶城，我专门写过《天才之境》，执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期间，带学生沿阿拉套山、西天山奔驰时，就想到山那边李白度过金色童年的群山与草原。李白晚年诗歌中最感人的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是对故乡的反复追寻。他祖籍天水，出生于中亚草原，落脚于四川绵州，自称飞将军李广的后代，李广的后人李陵降匈奴，吉尔吉斯人奉李陵为他们的祖先，李白与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有血缘关系，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的主人公全都战死疆场，悲壮惨烈有李陵当年绝域苦战的影子。李白一家在中亚的短暂时光可以理解为“寻根”“认祖”。李白的父亲“李客”这个名字据专家分析，就是李某某，隐姓埋名的意思很明显。李白与杜甫相比，杜甫最拿手的是律诗，平仄对仗毫不含糊，李白的强项则是参差不齐、自由不羁的歌行体。童年对一个作家很重要，李白五岁离开中亚之前，西域的大漠草原群山已经给他幼小的生命打上底色，只有去过那里的人才会知道，戈壁沙漠与绿洲紧密相连，没有过渡，天堂地狱眨眼之间，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产生中原农耕地区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节奏，李白那种放浪不羁、自由奔放的天性只能以歌行体来表达，并最终打破诗的形式创造出最早的词，唐宋词选的前几首词都以李白的“平林漠漠烟如织”开头。杜甫幼年在姑姑家，瘟疫突起，姑姑把阳光充足的房子让给杜甫，亲生儿子住在阴面的房子，表哥染病身亡，杜甫活下来，命运注定要让这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长成大人后再次进入更大的灾难“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有如耶稣那般替人类受难受罪意识的伟大诗人。杜甫也流浪，他是背着大地爬行的耕牛，是移动的土地，而李白则是风吹过草地沙漠戈壁，吹过长天大野。在西域听蒙古长调、听牧民们唱《天上的风》，我就想起李白自由洒脱的诗句。李白和杜甫，一个把宇宙天地当家园，一个把土地当家园。
2004年底我举家迁居西安，来到丝绸之路的起点。有一次西北大学请我讲课，我虽已经是个教龄几十年的老教师了，却还是做了认真的准备，专门带上傅庚生先生的著作。上中学时就买到傅先生的《杜诗散译》，上大学时买到傅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和《杜甫诗论》，最让人心服的是傅先生对《兵车行》的分析，他认为杜甫是个旁观者，并没有超过建安七子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但杜甫的反战思想、人民性主题已经成形，不久“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的时代结束了，杜甫的时代正式开场。
我执教的陕西师范大学有许多我敬仰的学者，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先生，上中学时就听历史老师反复提及，后来到了新疆，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先生的大作《河山集》。天山脚下读《河山集》，光书名就让我感慨万千。还有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已经不是学术专著，而是极具中国色彩和美感的艺术珍品。
我开始书写“天山系列”时，全都采用真实的地名与历史地理背景。1997年4月《人民文学》推出我的小说《美丽奴羊》，1998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出版，收入17个短篇。美丽奴羊17世纪产于西班牙，18世纪引入法国、德国，19世纪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把美丽奴羊打造成世界品牌，新疆的科技工作者引进美丽奴羊，与哈萨克土羊杂交出中国新疆美丽奴羊，1985年培育成功。
今年9月我有幸参加中澳文学论坛，在西悉尼大学演讲时开场白就提到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奠基人劳森。很多人都知道怀特、库切，还有《凯利帮真史》的作者彼得·凯里，知道劳森的人却不多。《劳森短篇小说集》我1981年秋天购于宝鸡一家旧书店，后来受劳森的影响写出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在西悉尼大学我还见到了澳大利亚女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赖特的最新长篇《天鹅书》正在翻译成中文。有意思的是，《天鹅书》与我的最新长篇《少女萨吾尔登》都写了天鹅，天鹅保护一个苦难的民族，保护灾难不断的男人们。据说古代印度香音国的飞天翻越喜马拉雅山昆仑山降临敦煌，逐渐由沉重的男身变成轻盈灵动翱翔蓝天的女神，到了唐朝飞天完全中国化。飞天舞从敦煌来，进入长安成就了大唐乐舞，最典型的就是霓裳羽衣舞和胡旋舞，跳得最好的就是杨贵妃和安禄山。羽衣就是飘带，飞天最动人的就是飘带和手指的动作。20世纪80年代甘肃歌舞团的艺术家们根据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创作了“手指舞”。17世纪从伏尔加河东归天山的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把整个民族的遭遇全凝聚在萨吾尔登歌舞中，也主要是手指舞。其中的“少女萨吾尔登”一点也不亚于飞天歌舞，相比之下飞天过于悠游自在，飘飘欲仙，而萨吾尔登更接地气，沟通人与动物植物，人与宇宙天地万物血肉相连，轻盈灵动中有凝重的历史，有大漠烟尘。
我的长篇《生命树》采用的是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纪神话和西北汉族剪纸艺术中的生命树，以对应基督教犹太教圣经中的生命树。我的《生命树》发表出版于2010年，美国电影《生命树》拍摄于2011年，2012年在中国放映，西方至今还没有一部以生命树为题的长篇小说。
我的大多长篇小说都采用西域民歌来结构全篇。长篇《西去的骑手》中我写到了维吾尔族诗人穆塔里甫。小学五年级时在《革命烈士诗抄》中读到穆塔里甫的诗，写成作文，平生第一次受到老师表扬，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伊犁州技工学校的教师，来到穆塔里甫家乡尼勒克草原。尼勒克是蒙古语婴儿的意思，穆塔里甫发表诗歌时的笔名是卡依那木·乌尔戈西，卡依那木就是波浪的意思。回荡在《西去的骑手》中的主旋律就是“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叶嘉莹教授认为欧美语言分轻重音，而汉语则是四声八调形成的旋律与节奏。丝绸之路、关中长安就有这种优势，西域大乐直接影响了唐乐舞和唐诗的节奏与旋律，盛唐之音是一种国际视野的大综合，就像先秦诸子百家。秦地无一子，但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包括怪力乱神的原始神话和传说。传统中的中国古典文学就是诗歌和散文，诗的顶峰是唐诗，散文的顶峰是《史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及其发起的古文运动，学的就是《史记》。《燕子》这首民歌世界各地都有，草原民族更多，在我心目中，哈萨克民歌《燕子》是最好的，哈萨克歌手叶尔波利演唱的《燕子》无人能比，《燕子》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的长篇《喀拉布风暴》的主旋律，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关中进入西安，跟秦腔跟眉户连在一起。
历史上关中数次崛起就是这种游牧与农耕的融合。陕西师大孙达人教授曾提出历史跳跃式发展论，其弟子王大华在《崛起与衰落》中有详尽的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关中。关中既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桥头堡，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伸向西域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更是民族融合的熔炉。我的长篇《乌尔禾》中，朝鲜战争归来的战斗英雄陕西人刘大壮变成了蒙古神话传说中的“海力布”，向世人展示，人可以接近神灵。人性与神性既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中心话题，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关键词。《金瓶梅》写人的肉体，西门庆就像勤劳的农民，每一个娶进门的女人，他都要鞭打一顿，因为西门大官人明白，他付出的是血肉之躯。《红楼梦》也写血肉之躯，更重要的是写人的精神、人的心灵，是一部通灵之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曹雪芹跟但丁一样既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
（原载《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7日“文荟”周刊）
水绘时光
车前子
年画
艳丽，不怕颜色。给你点颜色看看。俗的好处是让人快乐，眼睛，鼻子，皮肤，耳朵，统统快乐。糕的甜从玫瑰红肉里热乎乎地出来，像是流质，流一口气。甜俗，苦雅，甜的就是俗的？苦的就是雅的？当代文艺思想文艺批评文艺鉴赏越来越粗野，鉴赏力之低下比元朝社会的色目人还偏色——全是一家小印刷厂产品。像我表述过的表叔叔，他开一家小印刷厂，表婶婶就像小印刷厂产品：口红没印刷出厚度和滋润，几乎成为胸口的两摊酱油渍，她团烂的面孔，贪婪的神情，又很有一些半封建与半殖民地味道。团烂的面孔，贪婪的神情，尤其是胸口的两摊酱油渍几乎成为老照片中的上海外滩。
产品，都是产品，几乎都是产品。
《天官赐福》你们。我上到楼中，衔接会馆的语法错误，在文理不通的一小间屋子里，我见到明末的天官、晚清的天官和近年创作的天官，他们被刻在木板上。明末的天官好像被刻在木板中，或者说：
他被一脚踩进泥地而不能自拔。
刻有明末天官的木板，你别动，小心，它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浑身上下东南西北都炸得酥透，你一动手指，它就簌簌掉落。正此时刻我突然嗅到了甜：酥糖之甜。
像水绘的时光过去了，事关记忆，空飞的手稿。
水绘的她如今寄托一座寺院，在银色外墙面下她毫无能力抓到自己的影子。一天下雪，她走出云水之居，看到屋顶白了，积极向上，上面全是积雪，于是她想起他，其实她一直想起他，但由于积雪，这就有了区别。她走出朱色山门，寺院附近的民居屋顶低矮，也没有寺院里的屋顶来得白，居民爬到屋顶，把雪扫下。腊月二十四，扫雪。如果天公不作美，不下雪，不成全爬到屋顶拿着大扫帚准备扫雪的人，那就一定会下蛋。蓝天下的一颗鸡蛋，杏子颜色，爬到屋顶拿着大扫帚准备扫雪的人眼中的寺院，腊八那一天他们像走亲戚一样走进寺院去吃腊八粥，他们吃到胡桃肉，他们快乐，他们在屋前屋后种满胡桃树，把胡桃卖给僧人。
用胡桃壳做燃料，蒸馒头，蒸糕，馒头和糕有农闲之香。对，农闲之香。
她走出朱色山门，在寺院附近的杂货店拿起电话，给外面打了一个。声音是身体轻巧的灵魂，群鸟飞光，树林里游动一根羽毛，一会儿沉，一会儿浮，负重，负心，负债累累，他被一脚踩进泥地而不能自拔，而风扬高积雪，呛得她断断续续。
饱满，喜庆，年画只有贴起来，才觉得它的好处，眼睛，鼻子，皮肤，耳朵，统统快乐。年画是甜的。年画的甜从玫瑰红、桃红、杏黄、杨柳青肉里热乎乎地出来，像是人群，挤满庙会。甜俗，苦雅，甜的就是俗的？苦的就是雅的？甘蔗是甜的，大海是苦的，那我就在茫茫大海用一根甘蔗撑船，为了雅俗共赏？我日常里想，真能雅俗共赏的唯钱。食色都做不到雅俗共赏。除钱之外，还真能雅俗共赏的，我想大概是宗教。
但我并不能在茫茫大海用一根甘蔗撑船，我只以我的肉体表情为游戏。皇帝在梅龙镇游龙戏凤，诗人在象牙塔游词戏句，茶客在南零江游水戏香……宗教是人类童年对人类晚年的一次想象，以信仰为游戏，这是让我最为致敬的地方。我另外致敬的地方是年画中的老鼠嫁女。腊月二十七是嫁娶的黄道吉日。一张晚清的《老鼠嫁女》年画，满幅老鼠，一丝不苟，我越看越觉得，这十多年来，我竟然只能从一张晚清的《老鼠嫁女》年画里看到人生庄严。
水绘的时光树荫树影，石青石绿衣带飞天，敲得像鼓声。
早晨醒来，我想年画一年贴它一次，多像一个人死了，一年纪念他一次。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起床。
祝福。正月初一，鸡日。《金鸡报晓》也是年画老题材，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雄鸡生气勃勃地站住，昂首挺胸，目空一切：尘世的难过都没有了，本来就没有？它此刻目空一切只有祝福。我此刻目空一切只有祝福。她慢慢地走回寺院，在银色的外墙面下她抬抬头，望了望太阳。屋顶的积雪溪水般流入无限清澈。
菊花是陶渊明脱网之花；我贴年画之际，我有咬钩感觉，年画是中国人内心之画，也是内心之花。菊花孕育三季，怒放一期；年画只在过年的时候张扬，一年一次的抛头露面，平常它都躲在暗处修炼。
艳丽，饱满，喜庆，祝福，我也要，我也有，我也差不多能在茫茫大海用一根甘蔗撑船——她在银色外墙面下，她有陆地。
雪之卷
我现在连踏雪的兴致也没有了。北京这一场大雪下在苏州，我会去哪个园林？我会在留园冠云峰后面楼上，喝茶，静坐，看太湖石端的积雪。有一年我看——在彩霞里，太湖石上的两三分积雪，竟然像鸡血。太湖石是鸡血石了。
但我也不一定去。遐想往往足够。我对自己厌倦了。厌大于倦的时候，人还有动静；倦大于厌，动静也没有。生活尚未攒足让我厌的滋味，而倦，可能是自慰吧。太湖石是鸡血石，五彩缤纷，少年在楼上喝茶，澎湃并非全在江湖。
近日读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早期之作，气极冲，咄咄逼人，于是就心生喜欢。人不分古今，都有热血沸腾片刻。如果这片刻成为片段，一直带入中年，几乎是天才。如果一生热血沸腾，我还有什么话说！越发觉得自己的卑微，渺小——血越来越凉，立文字而解忧。
胡同是黑的，雪被居民纷纷扫在墙角凝结成冰，屋顶上白铁小烟囱好像破盆破罐里掐剩的几截葱白，散出强烈的气味。煤烟的气味。他们烧煤取暖，团身过冬。我现在连踏雪的兴致也没有了。
我看到一石窟，烟熏火燎——石窟顶端墨黑，一和尚在豆油灯下抄经。后来才知道他是写家书，我有如释重负之感，不知道为什么。“历千载如一日欤！”那么，度日也会如年，在家书末尾，和尚画了一条狗，黄色的。
谁牵着它出上蔡门，苦中作乐？
雪落下，落入法网，中规中矩；落入大河，速溶速去。去吧，褐色的野兔：一洞桃花。
我已经在南方了。我在灯罩的圆壁上十日一山五日一水，十月一山五月一水，十年一山五年一水，千载一山五百年一水，五百年一水逆流而上，源头是一石米酒。嗟乎！动静也没有。
我看到一滴眼药水在知识分子的眼睫毛上大于一辆马车，他也周游列国回来。“燕山雪花大如斗”，他说，他就这么说。嗟乎！生死也没有。
炎热啊！我里面有一个人正在死去，或许并不是人，是风，是花，是雪，是月。绝不会是时代。再糟糕的时代也不会在我里面死去，因为我只能在时代里面去死。一边的走马灯亮起：
走马灯，走马灯，我是走马灯里的官兵，咚咚咚，咚咚咚。
走马灯，走马灯，我是走马灯里的强盗，咚咚咚，咚咚咚。
走马灯，走马灯，我是走马灯里的老虎，咚咚咚，咚咚咚。
走马灯，走马灯，我是走马灯里的猴子，咚咚咚，咚咚咚。
走马灯，走马灯，我是走马灯里的白骨精，咚咚咚，咚咚咚。
我就不信这个邪！咚咚咚，咚咚咚。
气流回文，江山锦绣，而一下雪，胡同里人是很少的，我骑着自行车出门。
并非如此。
我以为是积雪，想不到是碎玻璃，我的自行车破了——胎上扎出个窟窿。
于是我看到一石窟，烟熏火燎——石窟的顶端墨黑，一和尚在豆油灯下寒衣织补，我有如释重负之感，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我在留园冠云峰后面楼上，喝茶，静坐，看太湖石端的积雪。太湖石上的两三分积雪，竟然是黑的，像煤山。太湖石是煤山了。
那里也有一棵大槐树。附录：树才打来电话，我就写到这里。他约吃晚饭，说潞潞从山西来了。记得那年夏天，我与他登上山顶，绕着知春亭四望，北京城黑灯瞎火……后来我们跌跌撞撞下山，钻进附近的胡同和一个法国女人喝酒（据说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洋葱年
我找到一张画有门楼的素描，严肃得像诗人，我满心喜欢，就剪下它，贴在硬板纸上。到底叫“硬板纸”还是“硬纸板”，我犹豫，想了想，用方言分别读出：
倷卜吾一张硬板纸。或者
孥一张硬纸板过来。
好像在口语里都可以。我现在有语言障碍，身在北京，要与人交往，只得说普通话。我普通话说不好，不会卷舌，这使我的语言自信和磁性大打折扣。平日看书，我下意识会用方言默读，但方言不在方言氛围，这方言也只是绢花。其中自有道理，我一时又说不清也。其实也说得清，只是说出来无用。
我把一张画有门楼的素描贴在硬板纸上，再撕扯些色块，作为海滨屋顶——我用深蓝的水彩笔在门楼的素描和色块之间涂抹，晾着的裤腿管有人走动。
这里会出现一条蛇的，我想。
倷卜吾一张硬板纸。你给我一张硬板纸。“倷”与“你”相比，“倷”是软性的，是一代花接着一代花开；而“你”，下滑，乏力，又有紧张感。当他说“你”之际，一种暧昧的命令。“卜”在这一句话里是记音，“卜”这个字，是汉语中最为神秘的几个字之一，简约，急促，宏大，庄严，轻轻地接触，接触一下，就刻录于盘。
宇宙是个盘……
既简约，又宏大；既急促，又庄严。大不容易。一个人文章能写到这地步，绝不是灵魂所可以做到。是灵魂出窍——这又不能（难以）体验。体验终究大跌一路。经验艺术家和体验艺术家还只是人间的仁者与智者，根据我的理解，艺术家的眼光要比人间大。
他的感情从来不是世俗中的喜怒哀乐。
他最劣等的感情，也是喜于怒、哀于乐。他最劣等的感情宁愿通过文字游戏消耗掉，我想。
画有门楼的素描，你沉思默想的脸，苹果的阴影是雪白的，梨的阴影是茶褐的，我想。
我想，一篇散文，一首诗，一个人，一位飞天，长颈鹿和龟，都是：一篇散文是一篇散文的阴影，一首诗是一首诗的阴影，一个人是一个人的阴影，一位飞天是一位飞天的阴影，长颈鹿和龟是长颈鹿和龟的阴影。
举个例子，一首诗，如果我觉得是一首好诗，这就是说这一首诗的阴影不但是雪白的、茶褐的，还是鸭绿的、酒红的。更多时候是说不清这一首诗的阴影的颜色。
它使一首诗的阴影成为一首诗的阴影的阴影……层层叠叠，没有尽头。它成为阴影的隧道，吞下时光，我想。
在一个混乱时代，身为诗人是幸运的，他可以更加混乱。层层叠叠，没有尽头。我想。
诗人是口语，但他常常以书面语的形式得到表现。
每一首诗都是一本书，这是与散文和小说不同的地方。
他是他自己的图书馆，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幸运地受到邀请。
傲慢的原因是周围的物质——它的速度过快。
我通过研究一只洋葱，在我的视觉之外（也就是说它大于我的目力所及），一只（南京黄皮）洋葱它的确是层层叠叠没有尽头的，我想。
我想，2005年大概是我的洋葱年，我多次写到它：
比窝囊和洋葱还嫩的灯泡。（《春风》）
真他妈的像油炸洋葱圈，
相当震惊，但一冷就在盘子里耷拉。（《藏头诗》）
骑球到三楼的胡葱，
内心空虚，拥护洋葱的身世，
难道洋葱就避免不学无术的圈子？（《女戏法》）
我找到一张画有门楼的素描，并没有找到一张画有洋葱的素描，原因是不够傲慢。
（原载《红岩》2015年6期“中国文存”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