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出版社决定再版我的译作《游戏的人》，令人十分欣慰。可见：
（1）这本书值得读、值得出；（2）赫伊津哈受中国读者欢迎；（3）我的译本也受到读者和出版社的认可；（4）在《游戏的人》三个中译本的竞争中，我的译本胜出（详见下文检索的该译本影响）；（5）尤其令人高兴的是，经过再打磨的第二版传诸后世的可能大大增加了。
为与读者分享我的喜悦，且容我介绍我这个译本第一版在国内的被接受情况。
2007年《游戏的人》印行之前，花城的两位编辑林宋瑜和颜展敏女士破例将我的译者序言推荐给文艺批评重镇《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也对其格外垂青，决定一字不改第一时间发表。应她的要求，我为这篇序加上一个比较长的题名“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强调赫伊津哈及其《游戏的人》的不朽声名和永恒价值。这篇1万余字的长文8月交稿，11月就在《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刊出。意外的是，文章刊印之前，编辑部将其遴选为候选优秀论文。经过5位权威学者盲审，这篇文章高票当选，有幸成为《南方文坛》2007年度6大优秀论文之一。12月，《南方文坛》2007年度优秀论文颁奖礼在桂林隆重举行，使我有机会结识一些文坛大腕，包括评委和获奖作者，令人兴奋的颁奖词言犹在耳：
作为赫伊津哈《游戏的人》的译者，本文因具有文化史的宏阔视野，所论不限于该译著的介绍与学术评价，阐析扎实，论述精当，超越了一般的译者著述。随着当下闲暇时间的增多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游戏”这一文化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因此，赫著的译介及类似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介绍和打开了艺术思维的另一面，而且可能会引发对“游戏”这一文化行为思考的深化，富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和学术意义。
紧接着，这篇文章又获2008年深圳大学社科创新奖三等奖。
《游戏的人》在国内有三个译本。除我这个译本外，其余两本是：《游戏的人》，约翰·赫伊津哈著，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人，游戏者》，胡伊津哈著，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相比而言，我的译本被广泛征引，产生较大影响。今天（2016年4月30日），承蒙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老师、福建师大英语语言文学在读博士宋晓舟女士惠助，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中检索，结果如下：花城版的《游戏的人》总征引率为215次，其中硕博士论文征引率为127次、核心论文征引率为27次。[1]
兹撷取两篇博士论文、一篇学刊论文，引以为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立论和征引的依据都是我的译本。只摘引三五句，管窥这个译本的影响。
（1）冯炜的论文《游戏与图像：略论赫伊津哈的两个命题》（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135～138页）倚重的是何道宽翻译的几本赫伊津哈著作。
他写道：“我们注意到，对赫伊津哈多有推崇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认为如果有十个人读完《中世纪的秋天》，只会有一个人读完《游戏的人》，尽管后者更广为人知，这并不是说《游戏的人》更加晦涩难懂，实际上该书行文流畅、文笔清新且概念明晰，贡布里希的意思是说，读者并未真正深入了解赫伊津哈的文化游戏说。”
这段文字说明，他参考并征引的是我的译本《中世纪的秋天》（约翰·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而不是《中世纪的衰落》（约翰·赫伊津哈著，刘军、舒炜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
（2）刘铭的博士论文《赫伊津哈文明史观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显示，他倚重我翻译的赫伊津哈的四部作品。他写道：“就译著的情况而言，《中世纪的秋天》《游戏的人》先后出过两个和三个译本，另有《伊拉斯谟传》《17世纪的荷兰文明》……这些作品有着相当数量的读者人群，不仅是专业学术界人士，往往还包括一般意义上对西方文化史、文化哲学感兴趣的读者，这进一步说明了赫氏作为一名当代西方文化史名家和文化哲学家的身份在国内还是被广泛认可的。”（pp.3-4）
他又说：“何道宽的《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则简要介绍了自己翻译赫氏作品的情况和赫氏游戏说的文化含义……何道宽是赫氏著作的主要中文译者。”（p.3）
（3）最耐人寻味的是，中央美术学院胡晓岚2014年的博士论文《文化史视野中的美术史：赫伊津哈研究》及其衍生的若干文章所倚重的，并不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那个“多人”的译本。
在文章《他山之石：从赫伊津哈的文化史研究到艺术史方法》（《美术》，2014年08期）的摘要里，胡晓岚写道：“赫伊津哈的代表作《中世纪的秋天》《游戏的人》《17世纪的荷兰文明》等奠定了他的史学泰斗地位。”这句话所引的三部译作都出自何道宽名下。
我在《游戏的人》第一版的后记里写道：“盼译坛高手、海内贤达不吝赐教，希望有机会再版时弥补不足。”如今，花城委托我修订旧译出第二版，使我有机会弥补不足、完善译文。在此，我由衷地感谢读者和出版社的支持和信赖。
在那篇后记里，我首次做出本人的庄严承诺：“译者的态度应该是‘三负责’，为作者、读者和译者本人负责，否则译作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那是在2006年5月5日。在此后的十年里，我在许多译作的后记里、在媒体的访谈中反复重申这一庄严的承诺，并进一步提出五个“对得起”：译者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出版社、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后世，以期把经典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传诸后世。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5月5日
注释
[1]检索承蒙福建师大外国语学院的在读博士宋晓舟女士代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