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英文版书名《随笔》，拉丁文版书名《道德与政治论文集》。中译本书名译作《人生论》，是根据本书内容，以及作者在本书献辞中所说的：“此书乃鄙人平生著作之中，最为大众所欢迎者，其主题均系关于人性及人生问题之研讨。”本书版本甚多，我这个译本主要根据Reynolds编，Clarenolon Press的本子，同时参照了其他几种译本译出。弗兰西斯·培根的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是世界散文和思想史的一块绝世瑰宝。这是作者哲学智慧与人生经验的结晶，凝聚了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古典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四百年来这本书经久不衰，被译成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文字，一直是世界上公认最受公众欢迎的不朽名著之一。
英姿天纵宦途坷坎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甚至有一种见解，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是培根的化名作品）。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他的政治事业并不成功。培根之所以名垂青史，主要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他是近代英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人物之一。与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光辉人物一样，培根也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历史上的所谓伟大人物，其实就是开创或建树了一种新传统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革新了人类的社会制度，而伟大的思想家则革新了人类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培根正是这样一位人物。
1561年1月22日，培根出生于伦敦一个高级官员的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掌玺大臣。培根是父亲第二个妻子的最小儿子。
少年培根英姿天纵，智力超人，所以十二岁时（1573年）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 College）攻读神学、形而上学，同时学习逻辑、数学、天文学，希腊和拉丁文。但大学中教授的大部分学问，却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窒闷。这位当时不到十六岁的少年，已开始寻求一条革新之路。据同时代人的记载，大学时代的培根已经确信当时的正统学术是一种无益于人类的烦琐哲学，有必要从根本上作出革新，“因为它们对人类的生活和幸福毫无应用价值”。
当时英国思想界正受到文艺复兴以后在欧洲兴起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强烈冲击，少年培根极其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这一脉搏。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产生了改造当代学术的抱负。之后他为这一目标进行了毕生的奋斗。
大学毕业时（1576年），培根只有十五岁。离开大学之后，培根开始修习法学，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由于父亲友人的推荐，少年培根被派赴巴黎担任一名外交事务秘书，供职于英国驻法使馆。但在那里，他只待了三年。1579年2月，培根因父病辞职回英国，不久（2月20日）其父病故。
父亲的去世给培根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转变。因为根据长子继承的规定，父亲几乎没有给这个最小的儿子留下任何财产（培根有八个兄弟），培根从此由一个贵公子突然沦为一个穷人。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不得不借债谋生。培根此后一生都难以从负债累累中摆脱出来。这一点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造成了他的许多不幸。但在父亲去世后的十几年中，培根坚持自修完成了他的法学教育，终于获得了律师的资格，并且成为一名国会议员。只是他的收入很少，甚至不足以补偿所欠债务的利息。为了得到一个收入较高的职位，他曾写信给一个显赫的亲属，请求帮助。培根在这封求职信中叙述他当时的处境说：
“我在政治上的抱负是有限的，而在哲学方面的志趣却汪洋无涯。”
“我现在三十一岁。这已是一个不小的年龄，但是我仍然一无所成……我有幸生逢当今这样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我希望效忠女皇和国家……然而我处境贫困（这并非由于我懒惰或挥霍所致），我的健康也受到了影响。”
在这封信中，培根表述了他的求职方向和抱负，他表示：
“我无意于功名利禄，升官发财。我只希望能得到一个职位可以谋生，并有足够的业余闲暇让我从事我所热爱的科学研究。我的荣誉感正激使我走向一个新事业。我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我想清扫那些无意义的哲学争论，而探索一种可以通过观察、思考和发现，去达到真理的新途径，使人类获得进步。”
培根这一早年的理想，通过晚年写作的两部不朽名著《学术的进步》（1605）《新工具》（1620），得到了实现。
在求职问题上，这位亲属并没有帮他的忙。但是青年培根作为一名议员和律师，在当时的一系列法律和政治事件中，已经有了优异的表现，因而名望愈来愈高。在1590年前后，他结识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年轻的宠臣和情人艾塞克斯伯爵（女王比这位伯爵大四十岁）。艾塞克斯机敏多才，他十分欣赏培根的才华。他支持培根的理想并同情他的处境。为了帮助培根还债，他提供了一笔赠款（1800镑）。这笔钱虽然不够偿还培根的巨大债务，但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艾塞克斯还曾努力向女王推荐培根，但是由于培根在议会中曾激烈批评女王的政策，他在伊丽莎白时代始终受到冷遇。直到1607年，四十六岁时，他才被新国王詹姆斯一世任命为司法部次长。在此以后，他一度官运亨通，五十二岁（1613年）时担任了法务部长，1617年出任掌玺大臣（这是他父亲曾担任过的职位）；1618年，他就任英国大法官，并被国王授予维鲁拉姆男爵的称号，1621年又晋爵为圣奥尔本子爵。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培根被卷入一件巨大的经济案件。这个案子直接牵连到国王詹姆斯一世，而培根作为法官，则被议会控告犯有受贿和包庇罪。
议会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培根的案件。培根被确认有罪，但国王赦免了他。出狱后国王本来还想授予他新职，已看破红尘的培根辞而不就，从此闭门著书。培根的晚景颇为凄凉，在学术上却卓有成就。1626年初，他想发明一种冷冻防腐的方法，在风雪中做实验时受寒染病，就此一病不起，同年4月9日去世。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流芳千古的。如果说达·芬奇的名字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象征，那么培根的名字就是近代新兴科学与技术的象征，所以马克思把他称做“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我们常常提到所谓“第三次浪潮”，就是说：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技术和文化革命；而科学、技术与工业的结合，带来了人类历史的第二次革命；最近十几年来，由于信息技术与现代工业的结合，正在把人类推向社会与文化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三百多年前，正是培根最早对人类发展作出了与此相仿的一种极其具有远见的历史概括。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产业还只是在萌芽的初期，中世纪宗教的枷锁还在严重地禁锢着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社会。而培根在《新工具》这部著作中却指出：“农业的发明是人类的第一次革命，而把科学应用于工业，正在导致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革命。”
在评论培根时，黑格尔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培根所真正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理论。在这一点上，培根可以说是他的民族的典型。”这一评价是很深刻的。因为培根在学术上最关注的，是如何让知识在实践中产生效果，把科学的理论与工业相结合，转化为改进人类物质生活的实用技术。这种想法，实际上标志着近代学术方向的一个根本转变，也是中世纪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向注重应用技术的近代科学转变的枢纽点。所以在哲学上，培根可以算作英国实验主义和后来的实用主义的始祖。也正因为培根哲学的这一特点，他才能在一个工业革命的前夜时代成为领导思想潮流的先驱。我们可以从下面一段话看出培根对这一学术转变历史意义的自觉：
“千百年来的一切学问，是否曾做出一个小小的发明而使我们的福利得到增进呢？在这点上，似乎学者的贡献还不如工匠的一些偶然的发明，那有时还使我们得到新的知识！而迄今为止，学者之间的一切争论却从未揭示过一个前人所不知的自然现象。”
“目前为人们所熟悉的自然哲学，不是来自希腊人的，就是来自炼金术士的。希腊人的思想富于夸饰，热衷争论并且充满宗派，而炼金术士的理论不过是一些骗局和迷信；前者旨在增进词汇、后者旨在骗取黄金。”
“我们现在已不需要这些学术上的流民。我们应当促进人类智慧与事物本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将产生什么样的美好结果，是妙不可言的。我们知道，印刷术是一件粗浅的发明，火药枪炮是一种并不复杂的兵器，指南针是人所熟知的器具。但正是这三件发明，在我们的时代给世界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一个在学术上，一个在军事上，第三个是在贸易、商业和航海上，并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革。这种变革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对人类的事业产生更持久的力量和影响。而这些发明与其说来自人类的智慧，不如说是得自偶然的机会。但它们证明了，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是深藏在知识和技术之中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人所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中主要的三项，其意义正是在这里由培根首次揭示的。培根还指出：
“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是合于一体的，因为因果不明的地方，就不可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对于有待征服的大自然，恰恰首先必须服从它。”
“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是深藏在知识和技术之中的。”“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是合于一体的。”这两句话后来被凝缩成为现在已为人类所共知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综上所述，培根对于由中世纪形态的思辨形而上学向实验科学技术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1.培根试图为近代新兴的自然科学制订一套正确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点，就是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通过逐级次的归纳，发现一般性的真理。这种归纳认识方法，对近代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方面培根的代表作是《新工具》（新的方法论）。
2.培根试图开辟一个新的思想世界，构造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全面地革新人类的思想。为此，他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认为，这些经院学者“专事编织一种学术的蜘蛛网。费工之大和编织之细令人惊叹，可惜都是空洞而无益于世的”。
根据培根的构思，这一新科学体系应包括如下六个部分：
（1）科学的分类研究；
（2）新方法论——或关于解释自然的新方针；
（3）宇宙现象论——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然和实验的知识；
（4）理智的发展阶梯；
（5）新哲学的远景；
（6）技术哲学——能动的科学。
这一计划的全名叫“伟大的复兴”——人类文明的伟大复兴。
3.培根希望把科学理论的成就直接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他身体力行地从事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他的死亡即与一次冷冻实验有关）。就这一点来说，他是近代科学实验的先驱者之一。1623年培根曾拟制了一个将技术应用于科学的发展大纲，其中的主要项目有：
——机械学；
——天文学；
——科学的占星学，或关于天体对地球及人类影响的研究；
——医疗学；
——比较解剖学，比较人类学；
——扩大生产的方法；
——心理学；
——认知学。
这些学术项目，都与人类生活具有密切关联，这在科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关于对培根的评价，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异议。所有的近代思想史和科学史著作一致公认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伟大学者和科学家之一。
至于培根的政治和法律活动，使他在生前就已获得巨大名望。据说他担任大法官后，曾迅速解决了积存几十年的大量陈案。虽然晚年的受贿案使他蒙上污点，但毕竟小瑕难掩大瑜。在西方法学界，作为法律思想家的培根至今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英国培养法官的格雷法学院，是培根研习法学时经常去听课的场所，这里至今仍矗立着培根的铜像。英国人民对培根非常崇敬，把他与莎士比亚一起看做16—17世纪英国民族的骄傲。18—19世纪，英国学术界甚至一度广泛流传过培根与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的猜测。坚持这种看法的人现在虽已不多，但由此可以看出英国人对这两个人视同一体的崇敬态度。此外，1662年英国建立了著名的皇家学会，这正是由培根的一群追随者根据他的遗愿设立起来的科学组织机构。
《人生论》：一本划时代的名著
培根的著作是多方面的。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最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就是这部《人生论》。这部随笔英文名称是《Essays》，兼有散文、论文和随笔的意义。此书初版刊行于1597年，篇数只有十篇。其后不断增订，培根生前最后一版（1625年）已增至五十八篇。培根这部书，在形式上很可能受到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Montaigne，1533—1592）的同名著作《Essai》的影响（Essai一词兼有试验、尝试、经验、小品、随笔、散文诸意）。该书比培根这本书早出版十七年，培根在巴黎任职时曾读过此书。但比较这两本书可以看出，无论在所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文笔的优美方面，这本培根的《人生论》都高于蒙田的《随笔集》。诗人雪莱曾这样赞扬培根的这部散文集：“他的文字有一种优美而庄严的韵律，给感情以动人的美感，他的论述中有超人的智慧和哲学，给理智以深刻的启迪。”也有评论者把《人生论》与蒙田的《随笔集》、帕斯卡尔的《沉思录》，称做欧洲近代哲理散文的三大代表作。
黑格尔曾指出：“很多有教养的人，对人们所关注的种种对象，如国事、人情、心灵、外界自然等，曾根据经验，根据一种有教养的阅历，发表过言论，进行过思考。培根也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阅世甚深的人，他见过大世面，处理过国务，亲手对付过现实问题，观察过各种人物、各种环境、各种关系，曾经影响过那些有教养的、深思的、甚至研究哲学的人。”“在我们看来，这是培根的特色。他对人的研究要比对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的著作虽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做格言。”（《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关于培根”。）
以这些话来评论《人生论》，是十分恰当和中肯的。
现代人读培根的这部书，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培根这部《人生论》中的相当一部分篇章，不仅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古典人文主义者的价值理想，而且许多教诲和论述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毫无过时之感。这不仅是指那些久已脍炙人口的篇章如《论读书》、《论美》、《论爱情》、《论狡猾》、《论逆境》、《论死亡》等，而且也包括其中一些论述宗教和政治问题的篇章。例如本书中的《论迷信》、《论宗教信仰的统一》两篇，培根的议论，虽然当时是针对中世纪的宗教狂热和对基督教异端的迫害而发的，但对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种丧失理性的时代的人，痛定思痛，仍然会有一种耐人咀嚼的特殊滋味。而《论改革》那篇短论，看起来仿佛是为所有时代的改革家写的。
以这部《人生论》所体现的思想观察培根，我们可以这样评价他：培根是一个乐观的、进步的人文主义者，是一位政治思想十分开明的君主立宪论者，是对人类进步和社会正义充满信心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宗教上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我们应当注意，1600年布鲁诺由于鼓吹无神论而被焚死在罗马，这正是培根的中年时代。因此培根当时持有这样理智的宗教态度，固然与清教徒的英国宗教背景有关，但也是需要相当大的智慧和勇气的。
当然，我们从本书的另一些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培根性格的又一个侧面——实用主义和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在《论野心》、《论韬晦》等篇章中叙述的做人之道，实际上是典型的市侩哲学。在《论帝王》、《论强国之道》、《论叛乱》、《论贵族》等篇目中，他完全站在宫廷御用政治家的立场上，旨在向君王介绍统治经验和权术。诗人布莱克曾把这种篇章批评为“贡献于魔鬼王国的嘉言和忠告”。还有的批评家讽刺培根此书中的那种市侩哲学是“登龙术的研究”（Studies in the moble art of getting ahead）。这些篇章，当然是糟粕，但对于研究17世纪思想史和培根思想的人，仍然具有其价值。所以本书一概不予删弃，深信读者自能作出鉴别和评论。
译者功力殊浅，早年初读此书时所参核乃水天同、玄风、高健诸前辈的文言译本。我解译的原则是，绝不袭用前人的任何成句，而要尽力准确地表达培根的原意。
近世英国文学家阿·蒲柏（A.Pope，1688—l744）论述希腊古典的英文翻译时曾指出：
“固然，逐字的直译对于一部以高贵语言著称的优秀原作很难做到公允，但是很多人认为只消采用粗率的释义法便足以补救这个流弊的认识，也是一种绝大的错误。随处滥用今语表达，同样会使古代的精神丧失无遗。古文既有其艰深，亦有其明哲。这种地方在相当接近于直译的译文中反易得到保存。我以为，文字上的灵活自由主要取决于这样做对原作精神的传达与译品诗风的保持是否有其必要。一方面是陷入字面追逐、刻板拘泥、亦步亦趋的迷途的译者；另一方面是抱有提高与增进原作之狂妄不实的错误愿望的译家。应当相信，译家对于一篇诗作之最须着意处，恰是其中的灵火一点，稍稍处理不当，便有熄灭之虞；然而最稳妥的做法仍在译者能满足于把这种特质尽量保持于整个篇章，而不应费力于增益原作所无的东西，不过求正确于个别细节。”
我认为这也是对我可遵循的翻译原则的很好的表述。
自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个小小的选本后，近二十年来此书不断被重印。在不断重印中，译者亦不断参审原文而反复核校。因此每版译解与前版皆有不同。直到目前这个本子，似乎略为心安。尽管仍做不到最准确的逐词对译，但相信似比之前更符合培根原篇的本意。译文与前人或其他版本不同者均出自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不妥之处，深望方家予以教正。
何新
2001年11月4日补订
参考目录：
Macaulay《培根传》（Francis Bacon）
C.D.Bowen《培根：一个真正的男子汉》（Francis Bacon：The Temper of Man）
Anderson《培根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
Frarrington《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