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8月，奥地利军队的中尉弗兰茨·佟达被俄国人俘虏。他被关进设在伊尔库茨克东北数俄里[1]的一座战俘营里，随后在一个西伯利亚波兰人的帮助下成功地逃离。在波兰人偏远、孤寂、贫苦的农庄里，在泰加林地带的边缘，这位军官一直待到1919年春天。
在森林里游走的人，即猎熊人和皮货商，会在这个波兰人家里投宿。佟达无须担心被追捕，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一位奥地利少校和一个波兰犹太女人的儿子，出生在他父亲的驻防地——加利西亚的一座小城里。他说波兰语，曾在一个加利西亚团里服役，因而冒充波兰人的弟弟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之事。这个波兰人名叫巴拉诺维奇，佟达也使用了这个名字。
他得到了一份伪造证件，上面的名字为巴拉诺维奇，出生在罗兹[2]，1917年因某种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眼疾从俄军退役，职业为皮货商人，居住地是上乌金斯克[3]。
波兰人说起话来犹如一粒一粒地数珍珠，黑色胡须赋予了他沉默寡言的义务。三十年前他来到西伯利亚，当时是一个服刑的犯人。后来他志愿留在当地，成为研究泰加林地带科学考察队的一个雇员，五年间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森林，后来他娶了一个中国女人，改信了佛教，留在一个中国人聚居的村子里当医生和草药专家，生了两个孩子。由于一场瘟疫，他失去了两个孩子和妻子，于是又重新回到森林，以打猎和做皮货生意为生。他学会了在最茂盛的草丛中辨认老虎的踪迹，能够凭借惊飞的鸟群辨认暴风的先兆，知道如何区分下冰雹的云和下雪的云，也会辨别下雨的云和下雪的云。他熟悉游走于林中的人、强盗和无恶意的徒步旅行者的各种习惯，像对待兄弟一样喜爱自己的两条狗，崇拜蛇和老虎。他志愿入伍参战，不过在兵营里，他好像令战友和军官们感到恐惧，因此他们将他当作精神病患者遣送回森林。每年三月他进一趟城，在那里用兽角、兽皮和鹿角换取弹药、茶叶、烟草和烧酒。他还顺便带上一些报纸以了解最新消息，不过他既不相信那些消息也不相信那些文章，甚至连广告都怀疑。多年来他总是固定去一家妓院找一个红头发妓女，她的名字叫做叶卡特琳娜·帕夫洛芙娜。若姑娘那里有别的人，巴拉诺维奇就等着，像是一个有耐心的倾慕者。姑娘老了，头发染上了灰白色，牙齿掉了一颗又一颗，甚至连那副假牙都掉了。于是巴拉诺维奇等待的时间一年比一年短，到最后他是唯一还去找叶卡特琳娜的人。她开始爱上他，思念的烈焰整年都在燃烧——暮年情人暮年的思念。她的柔情一年浓似一年，她的激情一年烈似一年，她已是一个老妪，用皱褶的肌肤享受着自己一生中的第一次爱情。巴拉诺维奇每年都给她带去相同的中国珍珠项链，带去自己亲手削制的小笛子，他用它们模仿各种鸟鸣。1918年2月，由于锯木头时没有当心，巴拉诺维奇失去了左手的大拇指，伤口六个星期才好。4月，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猎人又要来，这一年他没能进城。叶卡特琳娜空等了一场。巴拉诺维奇给她写了信，让一个猎人捎去安慰她。这次他没送中国珍珠，而是带给她一张貂皮、一张蛇皮和一张做床前地毯用的熊皮。于是在这古今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里，佟达没有看到报纸。直到1919年春天他才从返回的巴拉诺维奇那里听到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那是一个星期五，佟达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巴拉诺维奇走到门口，能听见犬吠声。挂在他那黑胡须上的冰碴发出碰击声，窗台上落着一只乌鸦。“和平了，革命了！”巴拉诺维奇说。
此刻厨房里一片寂静，隔壁房间里的钟洪亮地敲击了三下。弗兰茨·佟达小心翼翼地将盘子轻轻放在案子上。他不想打破这种寂静，可能他也担心打碎盘子。他的双手在颤抖。
巴拉诺维奇说：“一路上我都在想该不该告诉你。你要回家了，毕竟我觉得很遗憾。看样子我们不会再相见，你也不会给我写信。”
“我不会忘记你。”佟达说。
“什么都别承诺！”巴拉诺维奇说。
这就是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