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达打算去乌克兰，从自己被俘的日梅林卡前往奥地利边境车站波多罗奇斯克，然后再去维也纳。他没有明确的计划，他面前的路并不安全，十分曲折。他知道将会耗费很多时日。他只有一个原则：既不靠近白军也不靠近红军，不去管它什么革不革命。奥匈帝国已经瓦解，他已不再有故乡。他父亲死时是上校，母亲已故去多时，他有一个哥哥在德国一个中等城市里当乐队指挥。
他的未婚妻在维也纳等着他，她是铅笔工厂主哈特曼的女儿。中尉只知道她漂亮、聪明、富有，有一头金发，其余的则一无所知。就是这四个特点使她能够成为他的未婚妻。她给战场上的他写信，寄猪肝酱，有时也寄一个圣十字修道院的压花。每个星期他都用弄湿的水笔在深蓝色的军用信笺上写几封短信寄给她，还有简短的局势报道和各类消息。
逃出战俘营后，佟达再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她一直忠实于他并在等他，对此他毫不怀疑。
她在等他，要一直等到他归来，对此他毫不怀疑。然而一旦他归来站在她面前，她或许就会停止爱他，对此佟达也同样觉得确定无疑。因为他们订婚时他已是一名军官。那时普天下的巨大哀伤美化了他，死神的临近拔高了他，一种被安葬者的庄严环绕着这位生者，胸前那枚十字勋章让人想到一座墓上的十字架。若说还期待着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那就是常胜之师踏过环城大道凯旋归来后有少校的金领等在那里，有高等军校敞开着大门，还有将军头衔等在那里，《拉德茨基进行曲》柔和的鼓点声裹挟着这一切四处飘舞。
然而现在弗兰茨·佟达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意义、没有军衔、没有官职、没有钱、没有职业、没有故乡、没有权利的年轻人。
他将自己过去的证件和未婚妻的一张照片缝在了外衣里。他觉得使用别人的名字穿越俄国更为有利，那个名字和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他打算等到了边境的另一边再使用自己过去的证件。
佟达的胸脯感受到了印着自己漂亮未婚妻照片的硬纸封面的硬度，也感受到了安慰。那张照片出自宫廷摄影师之手，他为各家时装杂志提供社交界女士的照片。作为英勇的弗兰茨·佟达中尉的未婚妻，哈特曼小姐也被选入“我们英雄的未婚妻”系列。被俘前一个星期，那份杂志到了他手里。
若是想看看自己的未婚妻，佟达从外衣口袋里取出那张剪裁下来的照片也不是件费劲的事。还没有看见她，他已在为她哀叹。他的爱是双重的：既作为一个目标又作为一个失去的人。他喜欢自己越过重重危险长途跋涉的英雄气概，喜欢为到达未婚妻身边而必须作出的牺牲以及这种牺牲的徒劳无益。与他此时的敢作敢为相比，他觉得自己在战争岁月里的所有英雄气概都是幼稚可笑的。与自己的绝望一起增强的还有一种希望，即单凭这次艰险的归乡他将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人。整个途中他都很高兴。若要问他是希望还是悲哀让他感到高兴，他大概不知道答案。在有些人心里，悲哀比欢乐更能引发欢呼。在所有强忍住的泪水中，最为珍贵的是那些为自己痛哭的眼泪。
佟达成功地躲开了白军和红军的部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或乘火车，或骑马，或步行横穿了西伯利亚和大半个欧洲疆域里的俄国。他进入了乌克兰。他不关心革命的胜利或失败，将“革命”一词的发音与关于街垒以及军校历史课老师霍尔瓦特少校的模糊想象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想象中，“街垒”就是摞在一起的腿朝上的黑色课桌，“乌合之众”差不多就是濯足节举行阅兵式时拥堵在战时后备军警戒线后的一帮人，只能看见这些人汗淋淋的脸和破损的帽子，他们手里可能拿着石块。
有时佟达也会想起断头机。霍尔瓦特少校读Guillotine（断头机）时总是读成Guillotin，没有词尾音，就像他把Paris（巴黎）读成Pari一样。少校非常熟悉断头机的结构并且对其赞赏有加，此时它可能就立在施特凡广场[4]上，马车和汽车不准通行（就像除夕夜时一样），帝国最显赫的家族成员的一颗颗头颅径直滚到彼得教堂，滚到雅索米戈特大街。彼得堡和柏林的情形也是如此。一场没有断头机的革命就像没有旗帜一样，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人们唱着《国际歌》，一首军校学生莫尔曾在那些星期天下午唱的歌曲。皇宫空了，从窗口望下去，空荡荡且寂静无声，那些大方石之间杂草的生长声都清晰可闻。——被截掉的或者说仿佛是被它自己切掉了词尾“e”的Guillotin（断头机）是某种具有英雄气概的东西，是某种钢蓝色的东西，是某种滴淌着鲜血的东西。若纯粹将其看作工具，佟达觉得它比机关枪更具有英雄气概。
佟达本人无党无派，只要将自己摆在外国人的位置，他就没有尽职的义务，而且还很高兴，没有什么规定强迫他站在某一方。他是一个奥地利人，正在前往维也纳。
9月，他到达日梅林卡。晚上在城里四处转了转，从最后几枚银币中拿出一枚买了昂贵的面包，尽力避免谈及政治。他不想暴露自己不了解形势，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从远方来。
他决定连夜赶路。
夜清气爽，凉意侵衣，近似冬日，大地还未上冻，但天已显露冻意。将近午夜佟达突然听见枪声，一颗子弹打落了他手中的拐杖。他扑倒在地，脊背上挨了一马掌，有人抓住他提起来横撂在一个马鞍上，他就像一件衣物晾在绳子上似的被搭在马背上。他背部发痛，在马的疾驰中渐渐失去知觉，血涌满头部，似乎马上就要从双眼里喷射而出。他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立刻又睡着了——他依旧被横搭在马背上。第二天早上人们给他松了绑，他还昏睡未醒，有人给他闻了醋，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个麻袋上，一个军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房前响起响亮而令人感到安慰的战马嘶鸣声，窗台上卧着一只猫。他们认为佟达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密探。赤狗子！那个军官这样叫他。中尉很快就明白了，说俄语不是好事。他讲述了实情，说自己名叫弗兰茨·佟达，承认自己在返乡途中，所持的是一个伪造证件。他们不相信他的话。他的手已移向胸口，打算出示自己的真实证件。然而他感受到那张照片的压力，仿佛是一种警告，或者是一种提醒。他没有证实自己的身份，再说那样做恐怕也毫无用处。他被捆绑起来关进一个牲口圈，透过一个缺口他看着白日的光线，看着一小片星星，它们散落在那里犹如白色的罂粟籽——佟达想起了新烘出的糕饼，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两次看到星星后，他再次昏厥过去。在一片阳光海洋中他苏醒过来，得到了水、面包和烧酒，红军战士站在他的四周，他们当中有一个穿裤子的姑娘，他揣想那两个装满文件的上衣大口袋后面是她的乳房。“您是什么人？”姑娘问。
她记下了佟达所说的一切。
她向他伸出了手。红军战士们出去了，让门大敞着，他突然感到阳光灼人，尽管那是白色的，而且没有兴趣燃烧。姑娘很强壮，想把佟达拉起来，自己却跪了下去。
在明亮的阳光里他睡着了。后来佟达留在了那些红军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