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周末，第二天不要训练的。尽管训练回来已经很晚，好多人还是开始打牌，包括连长和副连长。那个时候部队里流行打“拱猪抓羊”，连长一打起牌，气就消了，也不再骂指挥排长和徐果印了。部队里的基层军官很多都是牌迷，小方看见过连长打牌的时候常常会蹲在椅子上，军帽帽檐朝后反着戴，那模样就像个赖子。小方还看到连长出Q的牌时会大喊一声“高副营长！”人家出Q牌时也会喊“高副营长。”原来高副营长是个秃顶，Q的字母看起来也像秃头似的，所以就拿他的称呼代替了。还有一次连长和指导员搭档，指导员出了张臭牌，连长脱口而出骂道：“笨蛋！”指导员回敬了一句：“傻B！”两个人为此一个星期没有说话。
天亮了。不少人打了一夜的牌现在刚刚开始睡大觉。方凤泉起来后，在西侧葡萄架下的水井边看到徐果印又在练他的圆号。还是噗噗的漏气声，没有好听的感觉。现在大家都躲着他，生怕他老讲他未婚妻的故事，所以他独自练圆号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方凤泉远远就改了路线避开他。虽然看不见他人了，还是听到他的吹号声。听了好久，才听出他吹的大概是《斗牛士之歌》里的一个小节。方凤泉心里在想：这家伙能打断一根电线，可怎么就吹不准一个音符呢？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么一个夜晚，徐果印没出事，还在葡萄树下吹号，让方凤泉心里那种紧张稀释了下来。他想：要是以后他再出什么事，就和我说的那句话无关了。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了过来。说昨天夜里打断了的电线掉在了水田里，有个小孩子清晨到水田里抓泥鳅，触到电线被电死了。被电死的孩子是住在塘河的东岸，和营房比较远。起先村里的人认为电线是被风刮断的，都到电业站里闹事。后来电业站的技术人员在现场调查时看到那电线断口是被什么东西射断的，最后还看到了田埂上散落着好些黄铜的子弹壳，才明白过来是兵营里的人用枪打断的。
这个消息立刻带来了紧张气氛。联想到以前的驻军和地方上发生过的冲突，部队不敢掉以轻心，立刻做好了防止村民冲击营房的准备。部队加强了岗哨，所有官兵不得请假上街，而内部也在开始调查事故原因，向上级机关报告情况。这个事情让方凤泉本来苍白的脸孔变得发青了。他一直有一种在劫难逃的预感，最后还是实现了。他想如果昨天晚上马上采取措施，通知电业站断电，或者在被打断电线的现场设置警戒线，那么这个孩子是不会被电死的。他还想昨天夜里连队很多人都在打牌，打牌真是不好，一打起来什么事都忘记了。那个时间要是谁不打牌，去打个电话告诉供电站，那个孩子就不会死了。可谁又想得到呢？他自己当时也听到他们说打断电线了，也根本不会想到电死人的。紧接着，小方开始不安，联系到小孩的死是徐果印的那致命的一枪造成的，而徐果印去打那一枪和自己对他说的那句话有关，这样，那孩子的死便和他产生了联系。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链条。
兵营里紧张得不得了，可是却不见老百姓有什么反应，比出事以前还要平静。晚上的时候，只见村庄里整夜灯火通明，却不见动静，这反而让人觉得心慌。营房里的人很想看见阿四过来，好问问情况，可是阿四也突然不进营房了。第二天晚上分区来放电影，可是没有一个村民来观看。战士们坐在操场上，边上不像以前那样紧紧围着老百姓，西北风直接吹进到他们的头颈，让他们忍不住打起了寒颤。想起上次放电影时到处都是姑娘的情景，兵营里的人不禁觉得黯然神伤。
第四天的早上，终于有了一些动静。镇上政府的公安李特派员来了个电话，说请他们去谈谈。指导员临走前把方凤泉找来说，那个孩子听说是凤岙村小学的学生，他每天跑很远的路来这里读书的。指导员说你当过这学校辅导员，也许对处理事故会有点用处，就跟着一起到镇上去吧。
两个人一起走过了公路边的水稻田。这里是水稻高产的示范区，亩产两千多斤。田里的禾苗很壮，是晚稻。地里有一排的电线杆，歪歪斜斜，徐果印那天夜里就是在这一带打枪的。电线已经接回去了，上面站满了麻雀和伯劳鸟，所以也看不出来哪里是现场了。方凤泉一路在想着这个孩子是凤岙小学学生这件事。他努力去回忆前些日子和学生到红山谷的情景，一个个的孩子在他眼前出现，可不知道死去的是哪一个？这样他又想起裁缝女儿老师来，要是处理事故的时候遇见她，他该对她说些什么？说些安慰的话？还是抱歉的话？可这些话他觉得都没什么意义。
然后就到了镇上。方凤泉以前来过这里，可不知镇委会在哪里。后来找到了，原来是在供销社边上的大门里面。指导员和小方以为镇里一定会郑重其事，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他们谈判。他们走进镇委会的院子之后，却看不见院子里有什么人，大门边的传达室里也没有一个人。过了好久终于有一个人带着一条狗从外边进来。小方告诉那人他们是来处理事故的，要见李特派员。那人想半天，说你们要见的李特派员可能在后面那排屋子的楼上。
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梯，他们终于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李特派员。他正在一个煤油炉子上煮饭，所以房间里面充满了煤油的气味。在见到这个人之前，小方对他怀着一种有点夸张的期望，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过现在还有特派员这种职务。“特派员”这个称号他只是以前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说里看过，而且还是国民党方面的。但现在他一看到了李特派员，心里马上失望了。李特派员看起来就是个农民，穿了条褪了颜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到了头。他的脸孔黝黑，是那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暴晒造成的。他的这间屋子兼了卧室、厨房和办公室。他说自己也当过兵的，是空军地勤。
谈话是从李特派员抱怨自己的编制问题开始的。他说自己的身份虽然叫公安特派员，其实并不是公安编制。制服是没有的，工资很低，也没有公安补贴，至于手枪就别提了。待遇很差，可却要管乡里那一大片土地上的事情。然后他开始谈起死者的问题。他说自己做了很多的工作，让村民情绪安定下来。这个孩子是个孤儿，几年前父母亲在一次翻车事故中都死了。他跟着双目失明的老奶奶过日子，每天得起早去抓泥鳅以补贴家用。他们家和村里人姓不同的姓，是外来的姓，村里没有族人，所以问题比较好解决。特派员谈着谈着又谈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他说到前些日子一头耕牛失踪的事，说到了鱼塘里很多鱼被咬死的事。
然后就商量起了抚恤金的问题。指导员说了军分区给的一个参考数字七百元，这还是以前在苏北时汽车压死老百姓的赔偿数字。李特派员说这个数字好像少了点。这里毕竟不是苏北，是相对富裕的江南，最好能加点。然后数字加到了九百元，双方都同意了。李特派员说明天早上村里会给孩子安葬，部队最好派人来参加送丧，并当场把钱交给孩子的家属——那个双目失明的老奶奶。事情就这么说好了。李特派员客气地留指导员和小方吃饭，指导员和小方推辞了，那一点煤油炉煮出来的饭菜大概还不够他自己吃的。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小方和指导员就起身出发前往河对面的村庄去给死者送丧。想不到这个孩子的家住得这么远，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了村子。那是一间泥土墙垒成的房子，明显比村里其他房子寒碜。屋外聚集着好些个人。小方和指导员走进屋子，看到那个孩子还躺在门板上，盖着薄薄的被子，边上点着几根蜡烛和香，他的奶奶坐在屋角。这个孩子前些天跟他去秋游过，可他实在没有一点印象。裁缝的女儿带着一群学生来了。小方没有机会和她说上话，只是远远地对视了一眼。小方感觉到，他们之间在上一次秋游积累起来的那一点密切感，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荡然无存了。人员到齐之后，一个专管村里丧葬的人给孩子换上了一套新的衣服，穿上了新的鞋子。这个时候李特派员让指导员把钱交给了木头一样发呆的奶奶手里。特派员让她感谢解放军和共产党。老太太的嘴喏了几下，好像是说了什么话了。处理的过程太容易了，小方都觉得奇怪，这村里的老百姓怎么连一点愤怒都没有？
孩子被装进一个小木匣子似的棺材里，专做殡葬的人在上面钉上了钉子，裁缝的女儿和好几个学生在棺材上面摆放了很多的白色和紫色的野花。出丧的时辰到了，小方突然发现外面的路上已经来了四辆大马车。是真正的马车，每辆车有三匹骏马在辕上。村里的人们把小孩的棺材放在第一辆马车上，其他送丧的人也都陆续上了车。指导员和小方也坐上马车，和人们一起把孩子送到山上的埋葬地。那个地方是在一个高高的山上。这里的人喜欢在高处埋葬死人，在深谷的悬崖上还能见到古代人的悬棺。
出殡的时间到了，司仪一声令下，鼓乐齐鸣，纸钱飞扬，那气氛竟然显出了一点喜庆的意味。送丧的人们坐在这四辆神奇的三套马车上，马的头上缀着红缨，脖子上挂着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小方坐在第三辆马车上，说起来，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坐真正的马车，他无法抑制从内心深处涌出的对神奇马车的赞叹。他注意到马车上那些孩子头上都戴着一个白纸折起来的丧帽，使得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去演一场戏似的小演员。他们的表情哀伤，却不时会掩不住地露出微笑。裁缝的女儿脸色凝重，头上包着一条表示伤感的白色头巾，像是一个童话里的女仆，或者是猎人的妻子。马车队嘀嘀嗒嗒地向前跑，一会儿就上了山，在云雾缠绕的山林中间穿行。
小方在以后的日子将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明亮的秋天早晨里这次光明的行程。布满朝霞的天空远景扩展成为一个无边无际的穹隆，穹隆上隐隐约约地出现奇形怪状的陆地和海洋。那远方平原上的绿色和黄色田野用它笔直的线条作出标识，云端里的潮流和漩涡则不停地变化着姿态。迎面吹来的风是清冽的，像银色的薄纱似的微微闪光。能闻到杜鹃花的香味。神奇的马车在云雾中奔腾，它们的四蹄被白烟似的云气淹没了，好像它们就是在白云上面奔跑着。在云雾的间隙中，那茂密的森林展开了墨绿色长卷，一群群大雁和信天翁排成浩大的阵势在森林之上飞过。他们进入一个峰峦起伏的山谷区，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中间高耸着青翠的毛竹尖顶，尖顶后面屹立着陡峭的山崖。小方在那些开满花朵的斜坡上看到一群群割稻子的人，聚集在长满苔藓的沼泽地和灌木丛中间。在更远处的高山上是一片永远不会融化的冰雪，只有一种鹰才能飞到那上面。
方凤泉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怎么也无法摆脱这是在做一场大梦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