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我都对小说的开头情有独钟。比如，“男孩子们一大早就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开头之一，出自肯·福莱特的《圣殿春秋》。如此开篇，怎么可能不吸引人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男孩，并不是因为他声音独特是公鸭嗓，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个子最矮的，更不是因为他造成了我妈妈的死亡且是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使我信奉了上帝。欧文·米尼让我成了一名基督徒。”还有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故事不妨从海伦和她姐姐的几封通信说起”这一句做开头，“故事不妨”这几个字在不经意间将人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极大的暗示：下面的故事一定万分精彩。
有些小说家喜欢在作品的开头就交代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则只用寥寥几句交代故事背景或者勾画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风暴来临前的宁静。不少作者试图用“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茫然无知”这样的语句来制造悬念，而这正是最不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将以何种方式发生改变——这正是“难以预料”的真正含义。
所有人都无法预料下一秒将发生何事，无一例外。
2007年初，母亲和父亲去佛罗里达州的维罗海滩度假，他们在那里待了好几周。这个舒适的地方是母亲于晚年时发现的，她很喜欢那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样评论佛罗里达州：“那是个适合老年人度过余生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真后悔那时说了那样的话。
家里人为了能抽出时间去维罗海滩，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且不亦乐乎。哥哥道格是制作人，刚刚制作完成了电影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工作的机构是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TB Alliance），为对抗结核病在全世界的蔓延而不懈努力。我呢，则为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的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忙碌着，同时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他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他为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做代理人。大家陷于焦虑、拌嘴和一些无关痛痒的病痛中（比如牙疼、头疼、失眠等），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生日派对，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等诸多杂事。我们家总会接二连三地收到别人各种各样的拜托帮忙的请求。比如，出席募捐大会，致开幕词，回想一下音乐会上某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类似的请求真是数也数不清。我们家人之间给其他家庭成员的建议几乎泛滥成灾，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口吻表达：你必须了解……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不过，这些建议大部分都是母亲提出来的。
若把我们家比作一家航空公司，母亲是中心总调度，其他家庭成员则是停机坪上等待起飞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往目的地，必须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管理我们，决定哪个人能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父亲也处于母亲的调度之下，尽管相对于子女来说，母亲对他的控制并不那么严格。
我们必须谨慎地依母亲的调度计划行事，这让我们分外困扰。就像一班晚点的航班也会导致机场秩序大乱，调度备用机，登机滞后，乘客只能在候机大厅里休息等待通知一样，母亲认为计划外的一点儿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一片混乱。因此，哥哥、妹妹和我，只要出现跟母亲商量过的计划有变的情况，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动，我们也会感到不安。
那年2月，我打电话给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告诉她我决定乘坐当天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说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得知消息后只说了一声：“哦。”我听出了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这很显而易见。她接着说：“我原本计划着，要是你早上到，我们就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要是你乘坐下午的飞机，就见不到他们了。虽然我们下午在他们走之前还可以请他们喝杯咖啡，但我们就没时间去租车公司给你租车了，只好由我开车去奥兰多接你妹妹了。不过，没关系。我相信我们会想出办法把这些事情解决的。”
母亲除了安排家人的生活，她还应她曾任职或担任理事的大型机构的请求，帮助他们安排几百人的生活，如教会、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她任理事长）、国际救援委员会（她曾经负责联络董事会成员，也主持英国分会的创办事务）等。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她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入学主任，后来做了纽约一所大学的咨询顾问，然后又做过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联系，包括成百上千的学生、同事、儿时的玩伴，乘坐飞机和公交车时认识的邻座，还有她在世界各地旅行时遇到的难民们。母亲像个陀螺，不停地在介绍人、做计划、参加活动、提供建议和帮助……偶尔她会发牢骚说太累了，但显而易见，她是累并快乐着的。
母亲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的基金会，这花费了她最多的时间。1995年，她第一次去阿富汗，对那里的收容所情况进行报道，她发现自己马上就爱上了那里。她前后九次往返阿富汗，全面了解当地收容所面临的困难，处理妇女委员会或者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事务。返回美国后，她呼吁政府建立法规以帮助阿富汗的难民，特别在救助妇女和儿童方面。母亲为了难民的事务不仅走遍了首都喀布尔，甚至整个阿富汗都留下了她的脚印。她还曾在霍斯特一个破破烂烂的旅馆住了一宿，与她一起在那里过夜的还有二十三位“圣战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亲走遍了东南亚以及西非的大多数国家。
这一年，母亲在佛罗里达州度假时总会跟约翰·迪科森保持联系。约翰非常了解阿富汗的情况，当时他正尽全力帮助南茜·哈奇·杜普利，一位八十岁的女性，她特别精通阿富汗事务，长年住在喀布尔与白沙瓦。母亲同约翰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多次与她见面，他们想在美国成立一个帮助杜普利筹款的基金会，在喀布尔大学建立一个阿富汗国家图书馆（当时阿富汗境内尚无此类文化机构），在阿富汗境内各个村子建立移动图书馆，让那些没读过用母语写的书，甚至连书都没摸过的人有机会阅读以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写的书。杜普利的丈夫1988年去世，夫妇俩近三十年来从各方募集到38000册图书包括文件，这上面记录着阿富汗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么多的书以前从未有过。建立图书馆的一大难题——书齐备了，现在只剩资金和其他相关方面的支持了。
2007年春天，母亲得到了一个加入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救援组织的机会。事情看起来进展顺利：她有更多的时间待在白沙瓦和喀布尔，与杜普利一起筹备图书馆。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母亲曾在那里遭遇枪击（虽然她一直强调自己并不是目标，对方不过在向轮胎射击），她还遇到过武装组织头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后来被两个人体炸弹炸死）。塔利班组织控制了当地多数地区，不到年底已有二百多名美国人和盟军战士丧生在此地。在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难以想象的，而在我们家，却不过是一件寻常事。我甚至记不清母亲都去过哪些地方，因为她去过的国家太多了。
也因此，我们不曾想过这次旅行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母亲在回来后生病，我们甚至也没有太在意。基本上她每次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回来之后，都会出现咳嗽、乏力、头痛、发烧等症状，如从利比亚、苏丹、东帝汶、巴勒斯坦、老挝、科特迪瓦等地回来。在她打起精神来接着忙碌一段时间后，这些病症也基本消失了。
母亲回国后大病一场的情况比较少见。一次她从波黑回来后咳了很长时间都没好，时间久到我们都司空见惯了，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不咳了，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母亲已咳嗽两年了。母亲身上也经常出现肿块、色斑、皮疹等皮肤病，不过，这些病从未进一步发展过。每次从国外回来后她身体不适一阵就会好，或者是病成常态，病到所有人甚至她本人都忘记自己健康时候的样子了。
我们经常建议母亲去看医生，她也听从建议去看了，不仅去看家庭医生，还去看各种热带病或者其他病种的专家门诊。有次她检查出患了乳腺癌，确实把全家人吓坏了，幸亏发现及时，动了手术，也治好了。除了切除过一个胆囊，以及害怕乳腺癌复发，她从未患过其他严重的疾病。我们一直认为母亲不会患上某种无法医治的疾病，她只是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下。
然而母亲太忙了，她没有时间休息。
我们都认为，如果母亲听从医生的建议把抗生素吃完，也许她就不会在外出时感染上疾病。或者是由于节俭，或者是由于固执，又或者是由于不相信药物的效果，她经常在吃到一半药量时就不吃了，把剩下的药留待以后再吃。这件事真是让我们很无奈。哪怕吓唬她这么吃药会产生抗体，也改变不了她的想法。
一直到2007年夏天，母亲还是病恹恹的。给她看过病的每个大夫、专家都确诊她得了肝炎。她脸色开始发黄，眼白是橘黄色的又带着血丝。她身体日渐消瘦，也没有食欲。她刚从阿富汗回来，她必定是在那感染了肝炎，这是显而易见的。开始时医生无法确诊她感染的是哪种肝炎，不像是A型、B型、C型，也不像是D型。他们猜也许是特别少见的E型肝炎。虽然无法确定母亲到底得了什么病，但大家好像对情况并不担忧。就像我们对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感到茫然，又如何能辨认出人们在那遭遇的每一种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给母亲看病的医生们太粗心，他们认真地排除了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对排除的那部分疾病相当确信。他们为母亲提供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建议：多休息、戒酒（她习惯在晚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在有纪念活动时喝点香槟，但戒酒对她来说并非难事）。
当夏天结束的时候，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她很疲倦。她被肝炎折磨得苦不堪言。她没有抱怨，只偶尔对亲近之人提及自己的病情。有时，她会对父亲或其他家庭成员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找不到我的病因。”或“我休息了一次又一次，可仍然感觉疲惫不堪。”虽然如此，她还是强迫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
她真的休息过吗？这不好说。对她来说，“懒散的”一天就是聚精会神地回复e-mail，或者“击打”书桌（她一直觉得自己打字的行为，就像在与一个不断吐纸的怪兽战斗，仿佛不打败它，它就会把一切完全破坏似的）。她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会真正安静下来。
看着母亲拖着病弱的身体，疲惫地应付生活中种种需要她帮助的需求，家里其他人开始不安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她不去休息，老是病恹恹的，就跟她发脾气，因此只好相互间争吵——我们拿种种借口来发泄情绪，迟到、早退、忘记其他人的生日、挖苦，甚至买错了冰激凌的口味，都被我们当作借口。我们不希望母亲听到我们的争吵，但偶尔难免让她听见。她总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消除矛盾，让我们对自己吵架的行为感到无比惭愧。
那个夏天是忙碌的，母亲和我无法像其他日子——不论在哪里都能一天又一天整天看书的日子——一样悠闲地看书。因此我们只好找一些精短的书来看。这回我看了伊恩·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这本书即使阅读速度很慢的人一个下午也能看完。母亲的读书单里也有这本书，她询问我的读书感受。
我们这几年都看过几本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其早年间的作品情节透露出种种残酷的描写，如谋杀和恋尸癖。母亲解释说因为在战争地区待过太长时间，所以她才对这种黑暗题材的书感兴趣。这些书对于她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一面有所帮助。通过和小说中故事的比较，我就会觉得目前的生活还可以，这是我喜欢黑暗题材书籍的主要原因。近两年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不那么走极端了，甚至还有些令人心情愉快的内容。《在切瑟尔海滩上》是他的最新作品。
在某种程度上，与七十三岁的母亲谈论《在切瑟尔海滩上》令我感到很难为情。因为书中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妇的初次性体验，他们是1962年结婚的。作者对夫妇俩的种种尴尬做了详细的描述。当然我没跟母亲提及这部分内容，只重点说了一下这本书精彩而又悲怆的结局，讨论了两人最后的命运。《在切瑟尔海滩上》令我深受感动，导致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都提不起兴趣去看其他的新书。
在告诉了母亲那对夫妇的结局后，我说：“我常想事情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我知道她常会先看结局，所以大胆地讲了出来，根本不担心她因为事先知道了结局而扫兴。
母亲回答：“我想应该不会，可能因为主角们觉得事情应该有不一样的结局，所以你才会这么想。”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这本书。我仍然对书中有关性爱描写的方面避而不谈——不是因为母亲观念古板，而是我下意识里不敢在父母面前谈论这类话题，这是为人子女者都害怕谈论的话题吧！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十三岁那年，与父母一起看彼得·谢弗的话剧《五指练习曲》时，当剧中的男女主角脱光衣服准备上床时，我真希望马上变成椅子上雕刻着的纹饰。
7月的一天，我们的话题从麦克尤恩的书转到了家人的行程计划上，比如哪个人应该在什么时间处于何处。之后，母亲转换了话题，这是她的老毛病了。她会突然提起肝炎一直也治不好，身体无法康复，胃口不好，人也不舒服。不过她确信自己很快会好起来的，胃口大开，像从前一样健康，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同时，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有家人的，也有朋友的，还有那个阿富汗的图书馆。这一切都需要她的支持，她也很高兴能为这些事提供帮助，她希望她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那年8月，全家人（包括哥哥和嫂子，妹妹和她的爱人，我和我的爱人，以及我们三个家庭的孩子），还有几个朋友同去缅因州旅行，庆祝父亲的八十岁生日。早餐聚会、游船、参观洛克菲勒公园这些活动，几乎都是母亲张罗的。
父亲身体还很硬朗。他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身体健康，虽然算不上一个运动健将型的男人，爬楼梯还有点喘。他爱好园艺，也喜欢长距离散步和在室外活动。他很随和，与豪华餐厅相比，他更喜欢有个性、历史悠久、舒适宜人的老字号餐厅。他对巴洛克音乐和动作片情有独钟，喜欢街边的小饭馆，喜欢看与英国统治相关的书。他对母亲最热衷的话题——学校和房地产——毫无兴趣。父亲在谈论他感兴趣的话题时，经常妙语如珠，但如果某人胡说八道，他则不会饶了他。在雾蒙蒙的寒冷天气里父亲会极为兴奋。他还喜欢在海滨进行有龙虾和烤蛤蜊的野餐，我们也同样喜欢。缅因州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是庆祝父亲生日的最佳地点。
但是，在海滨晚餐、乘游船出海、手握一杯美酒欣赏落日美景的时候，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父亲，都注意到母亲在强撑出笑脸。即使她暗自决定在周末结束前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一点。
母亲的病态和疲倦越来越明显。即便她的皮肤颜色不是那么蜡黄，但整个人却更加消瘦，两颊凹陷进去，皱纹也加深了。这让她的招牌式笑容看起来不那么灿烂了。但是，当孩子们围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马上又显得容光焕发了。在那次旅行的一天晚上，母亲告诉我，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那一时刻更幸福了。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里一个主角曾说过，他们夫妇之间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是缺乏耐心就是缺乏爱。而我们两者皆具备。
在缅因州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去楼下找母亲。她正在阳台上给孩子们讲故事，四个孙子孙女围在她身边。我急忙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我发现母亲的长孙尼科不在，这也很正常，他怎么会在呢？他都十六岁了，自然不愿意再听祖母讲故事了。
我跑到尼科的房间叫他，他放下耳机和手中正在看的书，和我一起来到阳台。
尼科加入了进来，这样我就可以拍一张母亲和全部孙子孙女们的合影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那么做，因为以前我是不拍照的。也许是直觉，它告诉我，有些超出了控制范围的事即将发生，即便有爱、耐心，任何人也都阻止不了，那是我能把握这机会的最后时刻。
那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周末，也就是9月中旬，我的爱人大卫和我去了一个朋友那共度周末。那里距离曼哈顿开车只需两个小时。
当母亲知道我要去拜访这位朋友时表现得很兴奋，因为那栋房子原来属于作家约翰·奥哈拉，现在则归属于他女儿威利。奥哈拉是母亲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那栋房子建在看起来摇摇晃晃的悬崖上面，从上面可以俯瞰沙滩和大海。房子里有可以躺着看书的走廊，真是完美极了。当然，屋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奥哈拉的作品。在这个周末，我决定不看自己带过去的书，而改看奥哈拉的作品。
首先，我有必要介绍一下奥哈拉本人。我从家中他的作品中得知，奥哈拉是波茨维尔人，出生于1905年。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爱尔兰医生，因此送奥哈拉去耶鲁大学读书对他家来说不是难事。奥哈拉的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去世，他的母亲无力支付学费，所以他不得不从耶鲁辍学。这段辍学的经历让奥哈拉更重视金钱、等级、社会排斥等话题，而这些都成为1928年初他显露写作才华时的创作题材。在我祖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他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客》上。1934年，二十九岁的奥哈拉创作了让他一举成名的《相约萨马拉》。母亲说，本来是别人向她推荐的奥哈拉的书，不久她就成了奥哈拉的铁杆书迷，常常期待他的新作问世。
在我返回家时，父亲正因为肘部的化脓性黏液囊炎住院。是母亲强迫他看的急诊，当时囊肿已经长到差不多一颗葡萄那么大了。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询问父亲的病情。母亲说他除了讨厌医院外，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终于把《相约萨马拉》看完了。”我说，“我原本以为那本书是写伊拉克的。”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并不存在的小镇——吉布斯维尔。既不是在萨马拉，也不在中东任何一个城市。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已婚汽车经销商，名叫朱利安，他认为自己出身高贵，交友广泛。一天，在冲动之下，他把威士忌酒泼在了一个他无来由地讨厌的男人的脸上，而这个男人比他更富有，更有权势。三天内，他又做了两件意外之事，其中包括与黑道大哥的女人暧昧。这时朱利安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
“我无法相信你到现在才去看这本书。这本书解释了伊拉克发生的一切，尽管它的故事情节根本与伊拉克没有关系。书中告诫人们不要莽撞行事、自恃过高，也不要由于傲慢和固执不肯认错。提醒我们要反思，人假如始终受一种教育方式的影响，就会认为自己可以任性而为了。”当母亲知悉美国政府以基地组织以及“9·11”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伊拉克时，她整个人都吓呆住了。父亲有时会反对母亲的自由观点，不过对待伊拉克问题，父亲和母亲基本持相同意见。他们还会分享阅读体会，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
我们在《相约萨马拉》这个话题上越聊越上瘾，后来不约而同地聊到了书中的第一段引文。其实，那只不过是毛姆写的一个短篇寓言。毛姆也是一位给我和母亲带来很大阅读乐趣的作家。
毛姆这个寓言是一则传统的伊拉克传说，以死神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巴格达商人让他的佣人去集市采购些食品。没多久佣人就回来了。他面色苍白，浑身打战，说：“主人，刚才我在集市时，有个女人推了我一把。我转过身发现推我的女人是死神。她看了我一眼又做出一个威胁的手势。请您把马借给我，我要马上离开这里才能不被死神找到。我将去萨马拉，那样死神就找不到我了。”商人于是把马借给了佣人。佣人上马后打马扬鞭飞奔离去。后来，商人来到集市，看见我站在人群中，因此向我走来，问道：“今天早上你看见我的佣人时为何对他做出威胁的手势？”“那并非威胁。”我说，“那只是个表达惊讶的手势。我有点惊讶在巴格达看见他，因为我本来跟他今晚在萨马拉有约。”
命运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过这样那样的角色，尚未扮演的角色也还有很多，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理由来谈论这个话题，特别是在未来的人生中。但在9月和母亲的那次通话中，母亲和我不久就转移了话题。当电话即将挂断的时候，母亲提到一件她想要让我知道的事情。
“我不过是想和你说，你妹妹坚持让我换另一位医生，再给我多做一些检查。”新医生准备再做一次扫描，想了解母亲的肝炎始终没有好转的原因。
“这个主意不错，妈妈。”
接着话题又转移到我身上。“你想休息片刻吗？”她问。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有些不情愿地说，“我都不清楚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完。”那时我在一家出版社任总编辑，正准备去德国参加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
“你只要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其他的做不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母亲一直这样开导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妈妈，要是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必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吧。不管怎样，后面这几天你依然会很辛苦，而且你身体还不好。”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父亲，陪他几个小时。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要抽点时间出来和几位伦敦来的朋友叙叙旧，还计划跟他们一起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望一位只剩下三个月到两年生命的朋友，他得了脑瘤。到了周末，她还得去看另一位新医生。
我知道，在母亲确诊之前，我们全家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忙碌状态。聚餐、参加宴会、拜访朋友、义卖、开会、做计划、接人、买票、做瑜伽、工作、去健身……我们都害怕闲着，因为一无事可做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形形色色狂热的活动几乎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只有父亲闲了下来，即便那是发生在他住院进行针剂治疗之后。一切都会好的，任何事都可以重来，从一开始就避免不好的事发生，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行。
一周后，我正在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在我即将参加一场全部是出版界人士参加的晚宴时，母亲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医生差不多已经确诊她得了癌症。肝炎的症状不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是因为她的胆管长了肿瘤。要是癌细胞只在那里有还算是个好消息，不过癌细胞已经从胰腺扩散至胆管的可能性很大。假如像猜测的那样，情况可就有点糟糕了。她的肝脏上也有癌细胞。“不用担心，没多大事。”母亲说，“你不用提前回国来看我。”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什么。但她迅速转移了话题，开始谈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厌倦，我抱怨有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e-mail和文件要处理，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母亲劝我辞职：“提前两周和公司打好招呼就行了。先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再去想你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获得幸运之神的青睐，有辞职的本钱，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幸运。”这并不是母亲由于得癌症才有的新想法，她一贯这样主张。虽然她热衷于将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精确到分钟，但也明白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导致的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接完电话后，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主持晚宴。餐厅距离我住的酒店约一英里远，我想走路去那里，顺便厘清思绪，可是我心里乱糟糟的。我有一位好朋友与我一起主持晚宴。我只告诉了他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头昏脑涨，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我问自己：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断发出大笑声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别多想母亲的事，别去想她是不是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方才在电话里和我说她是个斗士，她会和癌症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肯定会这样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三个字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似乎要生离死别似的。
我在晚宴结束后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看向窗外。美因河在城市璀璨的灯光下差不多消失了。外面下着雨，路面被打湿了，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界线。蓬松洁白的羽绒被被酒店服务员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放着一摞书和酒店的杂志。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一个字。我喝多了，醉得厉害，我的内心迷茫，我失去了方向。那一刻，我明白我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永远也无法回到从前的样子。我读不进去书，因此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断地换频道：从酒店自己的宣传频道换到购物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终画面停在熟悉的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和拉里·金脸上。
过后我和母亲谈到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选择了看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生，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茫然无措，她就没办法静下心来看电视，但常会在书中找到给她以安慰之处。书能使她精神集中，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困惑，面对现实，而电视会干扰她的思绪。
W.H.奥登有一首创作于1938年12月的诗，叫《美术馆》，就写于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了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面上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着干别的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不管在谈论书籍、进行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时，我都会想到这首诗。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多么了解苦难在人间的地位；
了解苦难发生的时刻，别人总是或在进食，或在开窗，或在默然走过。
那时候，我认为这诗里面的“别人”指的正是我。母亲在经受痛苦，我却在接着过我的日子。
我鼓足勇气跟父亲（这时他已经康复出院了），哥哥和妹妹以及他们的爱人，还有大卫谈了谈。我们彼此互相鼓励，说这仅仅是个警示的提醒，不必惶恐。电话不停地打，另外一个人又会转述每一次的对话，之后又会打另一个电话，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上网浏览相关信息上，想要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确定，谁也不敢乱下结论。
“妈妈，你确定不用我现在回家吗？”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每次和母亲通话时，我都这样问她。
“别犯傻了。”她说，“认真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通话中，她终于详细地向我复述了她是怎么得知自己得了癌症的，也谈及了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问及母亲是不是曾出国工作时，母亲和妹妹马上就对他产生了厌恶感。母亲问我：“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此种问题吗？”她还极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很有条理，所有该问的问题也都提了出来。因为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清楚在必要的时候该怎样做出反击。
“因此，这一次得到的教训是……”母亲停下话头。我等着她说下去，无法想象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需要告诉大家，假如要前往类似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后来得的一切疾病都归咎于这次旅行。这不过是巧合罢了。我们必须要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母亲说。
这即不幸中得到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去偏远国外工作的须知？
“你还得帮我个忙。”母亲又加上一句，“从书展上帮我选几本好书带回来。也许你父亲要看。”
我想带回去的书实在太多了，多到很难选择哪些该随身携带，哪些该邮寄回去。但我脑中一直浮现的问题却是：要是我们早点让母亲去看其他的医生，结果是否会不一样？或者说，母亲的“萨马拉之约”是命中注定的，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