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哑默（1942—）

无论是文化立场、诗还是生命，哑默的悲剧都在于，他已将时态错置，却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他用古典的过去时态，西方的将来时态，对应了两不顾的现在进行时态：1957年和1966年的现在进行时态。一把资产阶级的小提琴，一片隐士的辋川，一本花花草草的《芥子园画谱》，被强行塞进了锣鼓喧天的工农兵的现场。哑默也带着他的眼睛、耳朵、心脏、英语和贵族般的倨傲，或者说，带着他所理解的过去和将来步入了这个现场。气度不凡，坎壈已生。很快，他就发现，孤立如此轻易地配合了被孤立。由昏暗、可疑到不正确，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解放牌卡车开过来，拉走了他家藏的图书、唱片、字画、古玩和细软，他的任务，就是帮大人誊写检查书、交代书、自白书、供状或交心报告。这个被抛入洪流的年轻人，如同落英，他还能剩下些什么？“重负、修途和长夜”。是的，他还剩下了笔，或者说，还剩下了诗和文学的宿命。最早的那批作品，《海鸥》《鸽子》《晨鸡》和《启明星》，都有个隐喻，都有双望眼，似乎接上了三四十年代的苦难抒情和希望抒情。至于《彗星》，则似乎只有苦难抒情，那种不祥感，虽未成谶，却压低了此后的希望抒情。从1976年到1986年，诗人完成了两部长诗——《飘散的土地》和《湮灭》，前者可以称为“民族情感史诗”，后者则可以称为“个人精神史诗”。从这两部史诗来看，希望抒情的味儿已越来越淡，淡到几乎没有，苦难抒情就益发有了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把个人悲剧，抬升，再抬升，以至成为引发共鸣的时代悲剧。既然能够做到此点，那么，旧式的言语，老派的修辞，又岂容他人指疵？比哑默小七岁的诗人——北岛——早年曾提醒前者，说他缺乏“更深沉更内在的力量”。此言自是不无道理，但是，哑默限于——也可说陷于——西南的群山，限于边陲，限于野鸭塘的农村小学校，虽然也曾读到若干“灰皮书”和“黄皮书”，却并没有隔空猎获某种尖新的“现代性”。哑默只能不断往后退，退到三四十年代，退到艾青、沈从文、林语堂甚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虽说不断往后退，《湮灭》在文体上仍有前瞻性的实验：他自己称为“非模式文学”；到了今天，或许可以称为“跨文类写作”。说到野鸭塘，以及那所小学校，也曾给诗人带来世外温暖和“乡野的礼物”。南有野鸭塘，北有白洋淀，这两个源头性的沙龙，已然成为文化史上的传说。话说远了。且看这个坎壈而忿怒的诗人，“不肯低头事鸾鹤”，却用写作见证了内在的细软和'藜，也见证了历史的心跳——即便是身处“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其十数卷作品，却没有像样的发表和出版。1979年早春，油印的《哑默诗选》发布于西单民主墙——这是个事件；1987年早春，《飘散的土地》最后十一行发表于《诗刊》——这也是个事件。真是雪中之雪，道在山林。“应该有不朽的作品安慰这个世界”，哑默或未写出他心中的不朽的作品，但他的诗与文学，或可与他的情志的芬芳，共同来安慰这个曾经如此苦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