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文化史的自觉,就会叹息着承认,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古代风雅已断,西洋名理未接,文化传承几至于两头失联。单就新诗而论,既缺古人之情怀,又乏西人之肝胆,亦颇有此种大尴尬。幸而还有像木心这样的诗人,像《从前慢》这样的作品,援西入中,汲古趣今,将有可能在后人撰写的文化史里面,给这个文化断层时代挽回一点儿颜面。木心启用或者说创造了一种亦新亦旧的汉语,可以说是兼具口语、白话与文言的韵味,在穿插与点染之间,获得了一种绝妙的翩翩然的夹生感。此外,木心还能促成汉语与非汉语的几度春宵,将《诗经》的吐纳,混杂于地中海和北美大陆的呼吸,从而成就了一种半推半就的羞涩的汉语。高古而又新颖,平易而又奇突,敛眉垂首而又时尚。如果说木心的汉语总是能保持情窦初开之态,那么,其他很多诗人的汉语早已沦为雏妓或老娼。语言的向度就是文化的向度、思想的向度、精神的向度,在木心这里,此一点可以看得尤为清楚。木心还是二十余少年,就开始了写作,早期《阿里山之夜》虽为新诗,却深婉如绝句;《贡院秋思》虽为旧诗,却晓畅如民谣。至于像《如偈》这样的五言体,“楼高清入骨,山远淡失巅”,既是古风,亦是新诗,其超脱与爽快,简直可以直追六朝乐府。这说明了什么呢?新与旧,并非你死我活;西与中,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很多诗人来说,到最后,这些都是问题。对木心来说,从开始,这些就不是问题。比如,在互文性写作方面,木心重写先秦《越人歌》,变骚为风,得到了《拥楫》;缩写北魏《洛阳伽蓝记》,析文为行,得到了《洛阳伽蓝赋》;拟写古希伯来《雅歌》,改歌为诗,得到了《雅歌撰》,如此种种,不可谓不兼收而并蓄。至于《同袍》《黄鸟》《七襄》等篇,都是四言体,多用上古字,多用上古语法,将“诗经演”——拟《诗经》写作——推向了以假乱真的极致,几乎已经排挤掉任何残存的当代意识。此种互文性写作,并非偷懒和创造力缺失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人已经强烈地察觉到,“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自然”,因而通过当代文本与古代文本的互文,试图实现古代世界对于当代世界的纠正和挽救。诗人揭示了古代对于当代的意义,并在对两者的搅拌中,宽宥了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诚觉世事尽可原谅”,因而转入对当代世界的理想化和人格化描绘,换句话说,他描绘了一个作为“造境”而非“写境”的当代世界。我们已经发现,即便面对像杰克逊高地、英国和普罗旺斯这样的异域,诗人也能写出像宋元山水画一般的作品来,以物观物,由动至静,每每臻于天人相合的无我之境。山水花木人物,各守其性,各安其位,各尽其欢,细小的局部的和谐,都指向更加饱满而无垠的和谐。和谐,缓慢,从容,安闲,萧散,宁静。“丘陵横亘/苍翠宁静/无过,也宜思过”。诗人能将江南,也能将任何异域,挽留或挽救成中世纪或康乾时代的桃花源,或者说,他携带任何风景而能与之共同获得撤退的光辉。不要反抗,只要升华,不要现代性,只要古人心,木心将不断来临。不管读者反应为何如,“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宋人严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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