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野心勃勃，在沙俄的支持和怂恿下，不断向外扩张。1688年，引兵3万由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1690年六月，以10万大军深人漠南蒙古，一直推进到内蒙乌珠穆沁草原，直接威胁到内地的安全。
康熙皇帝对准噶尔叛乱，早有戒备。他看到噶尔丹势力强横，妄自尊大，“断不免窥视中原”，作好了集中兵力平叛的军事部署。然而朝中一些大臣慑于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的强大势力，“皆谓不可”，康熙力排众议，决策亲自统兵出征。
-康熙二十九的（1690年），康熙第一次亲征，驻扎在长城口外，任命他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进至乌兰布通和准噶尔兵决战。噶尔丹摆出“驼城”的阵势，以拒清军，他把1万头胳驼捆住脚，让它们俯卧于地，然后在驼背上搭起箱垛，盖上湿毡，然后让弓箭手从箱垛里放枪射箭。清军隔河列阵，先用火炮轰击，随后骑兵冲杀，“驼城”被攻破，噶尔丹大败而逃。次日，便派随军的西藏喇嘛到清军请和。清军使者见噶尔丹跪在“威灵佛”前磕头起誓，听信了他悔过的言辞，中了他的缓兵之计。康熙对失此良机非常气愤，给了福全停薪3年，裁去三佐领的处分。
1694年，康熙约噶尔丹会盟，噶尔丹违约不至，反而派兵攻掠喀尔喀，并密派使者策动内蒙科尔沁等部叛离清朝归附准噶尔。与此同时，沙俄也派出使者与噶尔丹相约，“至青草出后，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东方界上”，噶尔丹遂于1695年率骑兵3万，沿克鲁伦河而下，到达巴颜乌兰一带，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6万，将大举内犯漠南”，噶尔丹又点燃起叛乱的战火。
康熙皇帝接到报告，决定第二次亲征。兵分3路，亲率中路大军从独石口进人大沙漠，直奔克鲁伦河。
当噶尔丹得知康熙亲统大军进抵克鲁伦河时，便不战而退，扔下庐帐、器械等物，仓惶逃去。康熙命总兵岳升龙等率军追击，又密谕西路费扬古军截击噶尔丹的“脱逃之路”，结果西路军于昭莫多与叛军相遇，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
费扬古按照康熙“预授之策”，令骑兵先下马步战，然后以角声为号齐上马围而歼之，自午至暮，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清军浴血奋战下，叛军大败，噶尔丹仅率数名骑兵逃走，其零星散逃叛军千余人也都投降了清军。昭莫多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康熙因而结束了第二次亲征。
噶尔丹自昭莫多战败后，率其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一带，而他的伊犁根据地早在他进攻喀尔喀时为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据。但噶尔丹仍坚持分裂割据，拒不接受清廷招抚，妄图作最后挣扎。
康熙深深懂得，对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割据势力，“一日不可姑留”，必须乘其新败之后，迅速剿灭，因而决定举行第三次亲征。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亲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哈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残部。这时噶尔丹部下不过五六百人，食尽粮绝，其部下闻清军来剿，皆弃之而去，纷纷投降了清军。当时沙皇俄国对屡战屡败的噶尔丹已不感兴趣，拒绝他逃往俄国。噶尔丹走投无路，三月十三日病死于阿察阿穆塔台。至此，噶尔丹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康熙前后8年，亲统大军，3次出征漠北，在广阔无垠的大沙漠与叛军战斗与周旋，屡涉寒暑，劳苦艰难。这种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奋不顾身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康熙在平定战乱的同时，六下江南，整顿吏治，改革赋税，奖励农垦，治理河患，采取种种措施，发展社会生产，把天下治理得太平、昌盛，不愧是一代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
言既可听，那么怎样“听其言”呢？第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指不能偏听一人之言，而就多听众人之言；不能只听其一面，而应多方征求，兼而察之。第二，“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是一句俗话，但富含哲理，即听话不可仅听其表面，也不可“前耳进，后耳出”，一听而过，而应听其实质，听其含意。而要如此，必须加以具体分析。这样，无论是真话、假话、直话、绕话，旁敲侧击之话，还是含沙射影之话，都是可以听出一些味道而了解其真意的。第三，听其言而察其人。语言无论怎样表达，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的品质。经过验证，经常说真话的人必是为人忠诚，实事求是之人；经常说假话的人，必是巧伪奸诈之人；经常说直话的人，必是性格直爽，心直口快之人；说话词意不明的人，必是诺诺无为之人；说一些朴实无华但富含哲理之言的人，必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之人。因此，说话，实质上是一个人品性、才智的外露，只要考察者出以公心，从一个人的说话，定能有所发现。例如，三国时，陈琳曾在一篇檄文中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但曹操却从中发现陈琳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后来予以重用。张辽被曹操捕获，对曹操破口大骂，曹操却从中发现张辽是位性格直爽的忠勇之士，而当场释放，委以重任。吕布虽武艺超群，但一见曹即跪地求饶，其声甚切，但曹一听其言，复忆其行，即知其是反复无常、贪生怕死之人，当即处死。可见，“言为心声”，只要慎听，是会听出一些名堂来的。
当然，“知其心，而听其言”，与“轻言重行，综核名实”并不矛盾。这里强调的是察人不排斥“察言”，“察言”是察人的一个方面。而“察言”又与“信其言”不同，“信其言”是有条件的，“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证”“如其心而听其言”，“有证之言”、“知其心”之言可信，而无证之言，不“知其心”之言，非但不可信，还应从反面去理解它。
在听言观行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众人观察。孟轲有这样一段名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他告诫人们对贤者下判断时，一定不能只凭个人一隅之见，而要听群众意见；之后，还要“察之”，要看其是否果真如此，勿为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或“恶意中伤”所离间。李觏也认为，不能仅凭“一人之举”，而需众人“共举”（《李觏集-安民策》）。
金世宗完颜雍曾说过朕之取人，众所与者用之，不以独见为是也。”（《金史·世宗纪中》）即我选用人才时，大家都推荐的才使用，我并不认为个人的看法都是对的。
二是长期观察。李觏认为对德才的确定，不能只凭一时的表现，而需经较长时期的考察，要“日观其德，月课其艺。贤邪非一时之贤，久居而不变，乃其贤也。能邪非一时之能，历试而如一，乃其能也”（《李觏集·安民策》。
三是全面观察。西汉邹阳认为，识别评价人才要“公听并观”《西汉文·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从各方面进行观察，德才资全面衡量；观其主旨，不求微功细过。
四是责求实效。苏武认为，根据实绩判断能力的强弱才是正确的知人之法。“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苏东坡全集·议学校贡举状》）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襄公当政时，因醉杀鲁桓公，他的弟弟公子纠和小白因怕受到牵连，所以分别同其师傅管仲、鲍叔牙到鲁国和莒国避难。
齐国国君无知被雍林人刺杀后，齐国诸位大夫商议立君之事。这时高系等人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回小白，商议让其继位。鲁国人听到无知死讯后，也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国继位，并命管仲率领军队阻拦小白回国。
在进军的路上，与小白的人马相遇，管仲向小白射了一箭，恰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装死而骗过管仲，躺在车中立即奔回齐国，继承了君位，是为齐桓公。小白即位后，发兵攻打鲁国，在乾地将鲁兵打败，并送信给鲁国国君道：“子纠是我的哥哥，不忍亲手杀他，请鲁国把他杀了。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你们交给我把他们剁成肉酱，否则，我就围攻鲁国。”鲁国害怕，便在笙读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自请囚禁。
齐桓公发兵攻打鲁国，原想杀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以此，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我跟您已经很多年了，今天您被立为国君，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国君的地位虽然很崇高，但是我没有本领再帮助您提高地位和荣誉了。如果仅仅治理齐国，有高奚和我两个人的辅佐就足够了。如果您要称霸诸侯，那非有管仲不可。论本领，他比我大很多，所以管仲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地位就会提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齐桓公非常奇怪地反问道：“管仲亲自用箭射过我，差点使我丧命，我们怎么还可以用他呢？”鲍叔牙听后哈哈大笑，并对桓公说：“这就是他忠于自己主人的最好表现。如果您能宽恕他，重用他，他也一定会像侍奉公子纠一样地侍奉您。”于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告，便使用“佯召管仲欲报仇”的计谋，将管仲要回齐国。
当装载管仲的囚车一到鲁国的北面边境，齐桓公早就派鲍叔牙在那里迎候他了。管仲回到齐国以后，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国，而鲍叔牙则为副手。管仲执政后，与鲍叔、隰朋、高奚同心协力治理国家，改革内政，整顿军制，发展经济，救济贫穷，选拔贤才，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到公元前656年，齐国威望大大提高了，齐桓公终于取得了霸主地位。
齐桓公对管仲本有一箭之仇。欲将其剁成肉酱方解心头之恨。但经鲍叔牙的举荐，说明齐国要想称霸于诸侯非管仲辅佐不可的道理后，具有雄才大略的齐桓公不仅不杀管仲，而且委以重任，让其执掌国政，实在是胆识过人。如此这样的事没有宽广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是断然办不到的。
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前636——前628在位），名重耳，又叫公子重耳。晋献公次子。献公妃狐姬所生。献公嬖面姬，杀太子申生，他被迫流亡，在外19年。后借秦穆公之力回国，被立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他即位后，重用狐偃、赵襄、贾佗、先轸等人，协力修明内政，整饰法纪，加强战备。同时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