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认为，在选拔人才过程中，应当坚持以才能和品德作为其标准，不能单凭资格选人。如果选拔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那么，“贤否混并而无所别”。只能导致人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使国家的大小事情都办不好。因此，叶适强调：“以贤取人，以德命官，贤有大小，德有大小，而官爵从之。”意思就是说，官位的高低应与人才的能否成正比，不应当受资格的限制。
另外，叶适认为，行之日久的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他在肯定这项制度的同时，也批评了它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改进的具体建议：第一，考试内容不应单考诗词歌赋，不要只取“艺文之可称者”，更重要的是考核士人对安邦治国的创见和能力。第二，选择人才不能只看他“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更要重视他的抱负、气节和才干。第三，要改变过去按地区“百人解一”的旧例，对于那些读书人集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当适当扩大录取的数额；而对读书人少的地区，也应宁缺勿滥，不必“以仅能识字成文者”充数，而降低录取的质量。
叶适还认为，在实行科举考试的同时，对于已仕的官吏和未仕的士人采用荐举之法，将优者推荐出来，给予重任。这是一项积极的措施，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才不通过科举途径选拔上来。但是，采取这种荐举之法，必须防止和杜绝滥举，不能使官员“非举不得入”。否则，就会出现下级宫员为了求得升迁，势必要巴结讨好高级官员，“卑身屈体以求之”。一旦这种风气泛滥成灾，真正有才能的人反而无法荐举上来，而一些投机钻营者和奸佞小人则竞想而进，这是很危险的。为此，叶适一方面建议要实行保荐法，如果被推荐者确实是一个人才，荐举者可以受奖，否则就要受罚。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才的考核工作，对于那些杰出的人才可以破格提拔，不必循序渐时，对于那些不称职者，要坚决黜陟。
叶适认为，人才问题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必须引起当政者的高度重视。同时还对人才选拔工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进意见。这些都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许衡（1209—1280)，字仲平，元代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许衡自幼聪颖悟达，曾三易其师。后因博学弘通，人称鲁斋先生。他屡官至国子祭酒，后谢病回家。至元二年（1265)复被召回上都（开平，今内蒙正兰旗东闪电河北岸，1267年始移中都，即今北京市）命议事中书省。他针对当时立国、治民、农事、理财等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上奏《时务五事疏》，疏中提出了卓有见识的用人思想和理论按照元代当时的制度，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是中书省（相当于丞相府），它总领百官，事务冗杂。许衡认为，“中书之务不胜其烦，然其大要在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法令制度的贯彻和执行，关键也在于用。他以栉（梳子和蓖子的总称）、匕（曲柄浅斗，状如今之羹匙）进行比喻说：“发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栉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巴取。手虽不取，而用栉与匕，是即手之为也。”又说：“自古论治道者，必以用人为先务。”一句话，如果用人得当，则上安下顺，事烦实省。
许衡进一步认为，作为一国之君，要做到“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如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矣”。他特别强调说：“用人”首先在于“知人”，而“知人”则是为了“斥佞”和“进贤”，如果“人之贤否，未得其详，固不可得而递用也”。那么，如何做到“知人”和“用人”呢？他要求国君和大臣们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要善于识别奸佞。许衡说：“奸邪之人，其为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为威，济其欲以结主为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难矣。”在这里，许衡对那些奸宄之徒的刻划可谓是人木三分，十分精当。指出如果一旦让邪佞得势，必然导致国破家亡。
第二，要千方百计援引贤者。许衡说：“夫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曲。”他认为，贤者为人品德高尚，爱憎分明。但是，有才德的人往往以清高自诩，像毛遂那样肯于自荐的人是很少的。在坏人当道的情况下，有才德的人宁愿不出来做官，也不趋炎附势。他说夫贤者遭时不遇，务自韬晦，世固末易知也。虽或知之，而无所援此，则人君无由知也。”
许衡还认为，对于贤人不仅要尊重他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信任他们。他指出：“凡如厮养（充当杂役），贤者有不屑也，虽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礼，然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又说或用其言也，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图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于天下哉，特难进者也，而又有难合者焉。”因此，只有“斥佞”，才能“进贤”，只有尊重和信任贤人，才能使他们为国效力，为民造福。
另外，在《时务五事疏》中，许衡还特别对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做了深刻的阐述和强调。许衡认为，要想做到“革其事”，而必须“当先革其心”。为此，他建议说：“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皆人于学。”使他们懂得父子君臣之间的伦理，以及治国安邦之要道。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必将有更多的可用人才为国家效力。“十年之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曰之比矣。”
归结许衡的用人思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斥佞”，二是要“进贤”，三是要“育才”。其中，许衡关于用人在于知人和用贤在于名实相符的见解，尤其值得借鉴。
朱元璋（1328一1398)，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朱元璋出身非常贫贱，少年时曾经沦为乞丐，并落发为僧。后来朱元璋参加了农民起义，短短几年间，他独自发展势力，吞并其他起义军，继而进行北伐，终于推翻元朝统治，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大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尊重贤才，爱才如宝。他认为，选用人才是治国的根本大计。他说：“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又说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辅也。”因此，在诸多的农民起义军中，朱元璋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就是他不同于其他农民起义军，对于有知识的儒生们优礼相等，经常听取他们关于安邦定国的至理名言。如冯胜兄弟向他建议要“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李善长要他效法汉高祖刘邦“行仁义，禁杀掠，结民心”；朱升要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些切合时宜的建议，在朱元璋开创基业过程中都得到了具体运用。结果，他先后兼并和击溃了张士诚、徐寿辉、方国珍、陈友谅等人的势力，统一了南方，为最终推翻元王朝政权奠定了基础。
洪武元年（1368)元月一日，朱元璋经过南征北战，削平群雄，经过百官劝进，终于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将应天府改为南京。同年8月，朱元璋派徐达率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终于统一了中国。接着，朱元璋便向全国发布“求贤令”。令中强调指出：“贤才，国之宝也。”“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遗。”“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并形象地比喻说：“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蚊龙之能腾跃也，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远举者，为其有贤人而为辅也。”为了广泛地罗致人才，他不仅多次下“求贤令”，贴“招贤榜”，设“礼贤馆”，而且责令中央、地方各级有司深入下层和民间，将那些“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中的人才查访出来和荐举上来为其所用。
在举贤任能中，朱元璋非常重视中央级官员的选任。洪武二年（1369)，谕廷臣曰：“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全之士，不足以居之”。对于地方官吏的任用和优劣也非常关切。洪武七年（1374)，谕吏部曰古称任官唯贤才，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如颍川之黄霸，中牟之鲁恭，何忧不治！”
为了能够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治理国家，朱元璋还对选贤规定了“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的奖惩制度。
由于朱元璋选才用才心诚意笃，使洪武年问“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另外，对于元朝的官吏，朱元璋也以“不以前过为过”的诚挚态度，留用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诸如刘基、宋镰、叶琛、张相等人，便都成为明朝初期的重要朝臣。
另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元璋在用人当中十分重视人才的年龄结构，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朱元璋将入选人才的年龄分为三个等级，即“二十五岁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考”，“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市、按两司用之”，“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朱元璋认为，只要注意人才的年龄结构，就能做到“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
朱元璋时对于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他从长远利益出发，强调学校建制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还说，学校是“国家资之以取人才地也”。为此，他不但发展了中央的高级学府国子监，使在校学生增至8124人（止于洪武二十六年），对于府学、州学和县学，也设立教授、学政、教渝和规定生员人数，甚至在乡村也由国家设置礼学，开展初级教育。朱元障能够成为一代开国帝王，其主要原因盖由此也。
在明代余继登写的《典故纪闻》中记载了马皇后同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段对话，摘录如下：
马后闻得元府库输其货宝至京师，问太祖曰：“得元府库何物？”太祖曰宝货耳”。后曰：“元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纲财非宝，抑帝王自有宝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以得贤为宝耳。”后曰：“妾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生，时命顺利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则大宝也。”
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朱元璋推翻元朝以后，马皇后听说元朝府库里的财宝运到了京城，便问明太祖朱元璋说：“得到了元朝府库的什么东西呀？”太祖说：
“不过都是些珍宝财物罢了。”马皇后说元朝有这么多的珍宝，为什么无法守护而丢失了呢？看来财物不是珍宝，而帝王却有他自己的珍宝。”太祖说皇后的意思我知道了，只是说得到贤德人才才是得宝。”皇后说：“我往往看到人家产业丰厚就骄横起来，时运顺利就贪图安逸。家与国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的道理却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世代传说的奇技淫巧，是亡国的媒介，珠宝玉器是毁坏人心的毒药，这句话说提真有道理啊！只有得到贤明而有才能的人，早晚都能听到诤谏忠告，君臣共事保住江山，这才是最珍贵的财宝啊！”人才在事业中的关键作用，自古以来就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像马皇后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所关注、所重视。世界最宝贵的不是珍珠美玉，也不是金钱财货，而是人才。这已被古今中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所共识。斯大林说过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把人才、干部看成最宝贵的资本，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更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把人才当作珍宝，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为发展经济、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明史》卷二百五十五《刘宗周传》中记载了刘宗周与崇帧帝论进贤才、开言路的对话。现摘引如下：因议督、抚去留，则请先去督帅范志完。且曰：“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不追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帝变色曰前不可追，善后安在？”宗周曰：“在陛下开城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曰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事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帝曰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曰：“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帝曰：“大将别有大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崇祯帝与大臣商议更换督、抚，于是左都御史刘宗周请求先免去督帅范志完。并且说十五年来，陛下您处置不当，导致了：今天的败局。不追究造成祸害的根源，改弦更张，另找出路，却试图用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来弥补眼前的漏洞，这不是长久之计。”崇帧帝听后脸上变了颜色，并十分生气地说以前的事已无法换回，怎样处理好以后的事呢？”刘宗周说：“在于陛下你开诚布公，以天下人的好恶为好恶，以百姓的取舍为取舍，招纳贤才，广开言路，逐渐地为天下人除旧布新。”崇帧帝说：“眼前战火已经逼近京城，而且国家又败坏到了极点，应当如何好呢？”刘宗周说：“巩固军备必须先练兵，训练军队必须先选将，选拔将领必须先选择好的督、抚，选择好的督抚必须选择好的吏部和兵部长官。宋朝大臣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就会太平。’这句话，正是医治今天弊病的良药。一般人评论人物只论才能威望，不提节操；从没有过节操不好，却能遇到事情敢于向前，能得到军士们敬畏的人。如果只是凭辞敏捷，举动张扬，就号称有才能和威望，获得个爵位倒是绰绰有余，担负工作是不会取得成绩的，对于国事的成败又有什么好处呢？”崇帧帝说拯救大乱之世，还是先讲求才能，再讲求节操吧。”刘宗周说：“前人使世道败坏，都是由于贪婪放纵造成的；所以拿救世来说，更应该先说节操，再讲才能。”崇帧帝说大将的才能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只有节操就可以成功的。”刘宗周说：“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像范志完这样不能严守节操，无论大还是偏将们没有不是靠贿赂升官的，所以三军军心离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得出，还是节操重要。”崇帧帝的脸色缓和了许多，最后说：“我已经知道了。”于是让刘宗周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