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四十年代，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曾经写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收入当时发表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中。后来，我在此文的基础上，于1945年写成《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时，便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为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其后各章分别为：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此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五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的各个方面及其逐步发展的线索。此书于1947年[1]在重庆胜利出版公司印行。当时读到此书的人可能不多。近年来有同志问及此书是否再版，他们认为有再版的必要。再版书名改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明确限于从188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之时为起点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这一阶段。全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第一第二两章除个别字句稍有修订外，尽管有的老一辈哲学家已经去世，有的青年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卓有成绩，我也并没有为他们增加篇幅，未免有遗珠之憾。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上篇的附录“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是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哲学》第二辑中发表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略加修订而成。作为历史性的记述，对于我国哲学界的老前辈直至中年哲学家在建国以前（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作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介绍、论述，都尽量记载。正好补充了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使其相得益彰。
下篇目的在集中深入讨论知行问题，我认为知行合一问题是中国近代哲学界讨论得很多而贡献最大的问题之一。无论程朱与陆王、王阳明与王船山、孙中山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都对知行合一问题有过重要的贡献，而以《实践论》更为突出。
“知行合一新论”，我于1938年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讨论会上讲演过，并编入《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内。此文似有不少新意思，对于讨论程朱陆王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和知行合一都有帮助，故置于首篇。
此外各篇总的目的都在于从各方面去说明并论证“《孙文学说》的哲学意义”，特别作了一引言，以概括以下四篇的要旨，归结到《孙文学说》是始于革命实践，经过革命实践的考核，有了他自己丰富的革命知识和经历，特点是他对医学专业锻炼而写成的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哲学学说，称之为《孙文学说》，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末章谈的是“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的曲折发展过程，正好达到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贺麟
198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