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别在八年多抗战时期的中国，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交通不便，即精神方面的交通似乎也很不方便，即以中国哲学界而论，有的人著成了书，但迄今没有印行。有的人虽有了书出版，但或因沦陷在上海或香港，无法运来内地，或因在这一城市出版的书刊，销行只限于这一城市附近一带，无法销行到别的城市。又如中国哲学会在抗战前两三年内，每年举行年会一次，宣读论文，讨论问题，颇有自由交换意见、切磋辩难的机会，而在八年来的抗战期中，除了1939年的夏天，在昆明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年会外，迄今未能举行第二次年会。总之，我们很难有机会彼此互相知道同时代的别的人在哲学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我很欣幸在中国哲学界这样隔阂的情况下，我个人比较多有机会得读中国现时哲学上的许多著作，并得与中国哲学界许多人士晤谈领教。因此出版家要请我写一册《当代中国哲学》，我便欣然应允了。本册里所提到几十位在中国哲学上有贡献的人，除开极少数业已死去的，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其余的人，或是我所亲炙的前辈，或是在北平或昆明的哲学讨论会中，我听过他们的演讲，与他们讨论辩难过哲学问题的同道，或是与我见过面通过信讨论过哲学的朋友。篇中对于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叙述，固然表示我对于他们的著作之客观地同情地了解，同时亦即表示我在学问思想上曾受过他们的益处，借这里的篇幅略表我对他们的感谢和敬佩之忱。虽然篇中有几处，我曾对于有几位先生的思想，约略加了几句极简短的批评，这并不表示我对他们缺乏同情的理解和重视，这些批评，只表示我对他们的思想有了批评的兴趣和批评的反应，我相信他们即使不接受我的批评，但至少会有宽容我批评的雅量。
中国传统的著述家有一个错误的、不健全的态度，就是他们对于同时代的人的思想学术，不愿有所批评陈述。他们以为评述同时代的人的著作，容易陷于标榜与诋毁——标榜那与我感情相得、利害相同的人，诋毁那与我感情不洽、利害相违的人。他们要等着同时代的人死去之后，然后再加评论，这叫做“盖棺论定”。记得有一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朋友——钱穆先生，在他这书中对于那时尚活着的章太炎一字不提，虽然他与章太炎并无私交，而那时章氏年已老迈，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已相当确定。一直到他这书业已出版后，章太炎才逝世。于是他等着章氏逝世以后，方特别著一篇长文，讲述章氏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这种态度我认为是不妥[2]的，不健全的。第一，这种态度假定著述家评述时人只有标榜与诋毁两途，没有其他合理的持中平正的路途，如同情的了解，客观的欣赏，善意的批评等等，这未免自贬著述家的品格。殊不知，评论时人，抱超然的无关利害的态度虽较之评论古人为难，却应勉力予以提倡鼓励的。第二，坚执“盖棺论定”之说，亦嫌失之狭隘偏执，因为有许多人未盖棺而论已定。又有许多人已盖棺了千百年，而议论纷纭，犹不能定。若偏执“盖棺论定”之说，误认对于同时代的活着的人，社会上绝无确定的公论，根本否认“舆论”“时论”的公正性，尤属偏激。且评论之公不公，定不定，须视其评论之出发，是否基于理性，有无证据，决不应以生理方面的死或活为标准。第三，这种不评述时人的著作的态度，大有妨害学术思想的进步。因为一个著作经人评述之后，可以多引起世人的注意，促进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换流通。而著述者本人经过评述者的批评或鼓励后，也可以使他加以改进和愈益努力。所以评述时人著作，实有鼓舞玉成，使学术空气浓厚并进步的好处。尤其我们应了解著作家的心理，他的著作出版后，他不怕别人的批评或攻击，他最怕的是他的著作如石沉大海，无人理会。所以评论时人的著作，不怕率直无忌，公开批评指斥，而最切戒的，是不写成文字公开评论，而但于背后说长道短，私自发出些偏狭嫉刻、不负责任的诋毁。
我自信本书对于时人的哲学著作，搜罗相当的广，我尤其要感谢北大哲学系教师石峻、任继愈两先生，还有在美国留学的韩裕文先生（他病逝在美国），是他们供给了我不少的材料。但我们所未曾读到的哲学著作，当然还是很多。即就我们所读过的著作而论，我们在本篇中的评述，或亦不免有欠公允、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除表示歉意外，只有希望不久我们中国哲学界也可以采取英美德等国刊行《当代哲学家自述集》的办法，各人自述各人的哲学思想，庶可弥补本书的遗憾了。记得张东荪先生在抗战前即曾提倡过编辑中国当代哲学家的自述集，希望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
此外我还须表示一点歉意的，就是中国哲学界有一些人哲学造诣很深，境界很高，讲授哲学，成绩很好，但因他们平日不立语言文字，使我们无得而称焉。此外还有许多非哲学界的人士，他们对于哲学的兴趣很浓，见解很好，有时以新颖有趣的思想和文笔，发挥为非专门性的著作，有时他们自己身体力行，发为事功。我们因限于体例，殊以未能略记一笔为歉。又近年来有几个大学哲学系的讲师、助教、研究生和哲学编译机关的哲学编译人员，很有不少富于哲思和研究兴趣的有希望的人才，我希望十年后有人再写《当代中国哲学》时，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会占很重要的地位。总之，须知本篇挂漏的地方甚多，读者幸勿以本篇即代表中国当代哲学之全，或误以中国当代哲学即尽于斯矣。
本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是应《五十年来的中国》（胜利出版社，1945年5月）一书的主编者[3]之约而写的，曾以“五十年来的哲学”为题，首先发表于该书之内。兹略加修改补充，列为本书的首篇。此篇实为刊行此册的导端。盖因此篇未能写完，方承编辑者[4]的好意，提议并再三催促我写完此文，另刊单行本的。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是特为刊行此单行本而写的，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过。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是三年前在青年夏令营的一个演讲，由樊星南君的笔记整理而成的[5]。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足以代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得最多，对于革命和抗战建国实际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这篇文字指出知行问题，自王阳明以来，直到近十余年，的确有了新的进展和发挥。此文最初曾分五篇发表过[6]。此五篇文字某书店曾印有单行本，但因未得我的允许，且错字太多，纸张太坏，故特略加增删，收在本书内，作为第四章。就编排的体裁论，是单就知行问题作较深广的论述。但就内容实质说，实本书中最关重要的一篇文字，望读者特别留意。因为我自己觉得这篇文字似乎对于关系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和时代思潮很大的知行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第一，明白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不但不冲突，而且互相发明。第二，指出从知难行易说推绎出来的“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两原则，较之知难行易说的本身尤为重要，尤为根本且较深于学理基础，较便于指导生活，较能表现近代精神。第三，指出我们还可进一步肯定地说“由知难行易说到知行合一说”的逻辑发展，因为“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基础，不然则理论不坚实；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归宿，不然则理论不透澈”。[7]
1945年8月30日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