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不仅是较长时间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叙写天桥，[68]就连短期来北京讲学的学者也对天桥情有独钟，并使天桥作为一个象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再生点。1932年秋天，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在燕京大学讲学，他鼓励学生直接观察社区生活，并教授学生进行田野研究。为此，他本人亲自前往监狱和北平的红灯区天桥（Heaven Bridge， the Red-light Area in Peiping）调查，证明有用的知识可能来自甚至是最底层的人们。他的教授和身体力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的系列实践。[69]
作为新兴的平民市场，反映时代变化和北京城变化的天桥一直吸引了很多记者的注意。20世纪20—40年代，京沪两地的报纸纷纷开设专栏，有的记者更是长期跟踪访谈，进行深入的调查。这些报道主要包括：
1.敏公，《天桥之一瞥》，《北平晨报·北平里面（一）》1927年7月31日第五版。
2.阔斧，《天桥之八大怪》，《晨报·三十年前之北京》1927年8月26、27、28、30日第五版。
3.老成，《云里飞剧场改良记》，《京报·京国剧刊》1929年5月26日第八版。
4.扶平，《天桥的戏棚之瞥》，《京报》1929年3月24日第八版。
5.秋生，《天桥商场（一）：天桥可为本市繁荣地，五方杂处昔今不同》，《北平日报》1930年2月14日第七版；《天桥商场（三）——坤书大鼓害人不浅，什锦杂耍各有妙诀》，《北平日报》1930年2月22日第七版。
6.《相声家焦德海访问记》，《世界日报》1932年5月11、12日第八版。
7.柱宇，《如此下处》，《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8、29、30日，12月1、2、3、4日第八版；《掼跤家沈三访问记》，《世界日报》1932年12月23—25、29—31日，1933年1月8日第八版；《拉大片的大金牙访问记》，《世界日报》1933年1月31日至2月5日第八版。
8.姚克，《天桥风景线》，《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7日第四版；《北平素描·落子馆》，《申报·自由谈》1934年3月26日第四版。[70]
9.克非，《天桥百写》，《新民报》1939年2月28日至6月13日第七版。
10.《相声套子》，《新民报》1946年12月26日第三版。
11.侠公，《穷不怕》，《民强报》1947年4月6日第二版。[71]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柱宇和克非的采访报道。柱宇对当时天桥有名的艺人沈三和大金牙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详细地记述下了这两个艺人所从事的掼跤与拉洋片两个行当的知识。克非的“天桥百写”持续四月，正好一百篇，涉及天桥艺人、表演、小吃、货摊各个方面，其叙述简洁，常在数百字，间或有评述，难能可贵的是不少期还配有照片。改革开放后，这些照片被人反复翻拍、重印。
在这些调查记述的基础上，张次溪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写了天桥系列专著，包括《北平天桥志》《天桥一览》《天桥杂技考》《天桥丛谈》《天桥景物图录》《天桥丛话》《人民首都的天桥》数种。出生于广东东莞的张次溪是民国二年才到北京的，先后在北平研究院、辅仁大学历史研究室工作的他一直从事北京风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于天桥，他更是“特别爱好，时常留心它的演变，总想将来写一本记述天桥故事的书，像宋朝人的《东京梦华录》，以存天桥风物”。[72]为此，他不但自己时常前往天桥调查访谈，还在20世纪30年代——他对天桥最感兴趣的时候，带领赵羡渔、谢素生和方问溪等前往天桥调查。谢、方二人还一同与他“常常到天桥小红楼茶馆上，或到先农坛四面钟东南松荫下的野茶馆，买些水果烟酒，来请老云里飞谈天桥故事”，并“分别来记录老云里飞的谈话”。[73]
作为数十年都专注于天桥调查研究的专家，张次溪的代表性成果是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但直到1951年才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它是张次溪“研究了天桥三十年来一个总结”。[74]该书虽然分了九章，实则是四个方面的内容：1.一、二、三章分别从天桥外在景观、诗文中的天桥、游乐的演进等方面谈天桥的变迁；2.四、五、六三章分别从天桥卖艺的种类、艺人、撂地场子及表演内容四个方面描写天桥卖艺表演的群像；3.七、八章叙写的是天桥的摊贩和吃食；4.末章介绍天桥调查研究可能有的方法。如李景汉为该书作序所言，这本书“已经做了搜集资料和描写”的工作，“使人对于天桥的过去情形，一览无余，无论是在学术方面或在实用方面，均有贡献”。[75]周作人的序言也说到，“我喜欢次溪的天桥志，觉得它有意思，有意义”，并认为专讲天桥近时演出的曲艺和杂技的第四章与叙述百年来天桥艺人事迹的人物考的第五章，“加上若干难得的图画，差不多把天桥演艺方面的面相整个地映写出来了，在这上面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的著作”。[76]
根据“周序”，可知这本书原名“天桥志”，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一二年就编好的，而且书稿一直保存在周作人手中。1950年，周作人将稿本还给了张次溪。在张次溪对意外保存完好的旧稿“破费了三个月工余时间，把这些材料精密地组织了一番”后，[77]该书于1951年以“人民首都的天桥”之名出版。但是，这样一本“空前的成功的著作”，也是当时自觉划清界限，并告别过去，服从于党的宣传工作者角色的张次溪本人顺应新形势大加修改、重新编排、精密组织的描述性著作，[78]刚出版就遭到“停止出售”的噩运。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出版科审查组对《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审读报告认为，该书是“反动的”，命名为“人民首都的天桥”是“不恰当的”。除对李景汉序言和天桥调查研究方法中所犯的政治错误的批评之外，该报告的其他措辞严厉的批评是：1.称“白莲教匪作乱”，称“义和团为匪军”等引用反动的旧资料不加以批判，从而诬蔑中国农民革命；2.错误地歌颂“旧报人”邵飘萍、林白水二人为革命先烈；3.“真是荒谬已极的盲目歌颂”妓女赛金花；4.没有批判地引用了许多封建反动的旧曲艺唱词，诸如“侮辱不识字的劳动人民”的相声《假斯文》词、诬蔑山西挖煤工人为“杨七郎猪八戒”的太平歌词《十不黑》词、侮辱山西人民的拉大片《绣花鞋》词等；5.无论是在前面附的人物画像，还是第五章天桥人物考中的介绍文字，“所描写的艺人，绝大多数都是弯腰曲背、作揖叩头、丑态毕露的人物。这是对天桥艺人极大的侮辱”。鉴于如此之多的反动因素和不足，审查组提出了两条处理意见：1.本版应附印勘误表后，再继续发售，勘误表应将包括政治性错误在内的全部错误校正；2.写书评给予严格批评。[79]
与老舍和过去的自己成功划清界限，从而创造了一例向毛泽东思想转化的“景观”不同，[80]也与话剧《龙须沟》的成功和光环不同，人和作品都改得不彻底的张次溪成了在当时强调必须绝对服从与顺从的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反面教材和牺牲品。这种责难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在为《天桥史话》所写的序言中，熟悉张著的史树青说：
由于此书内容近于“新瓶装入陈酒”，未能体现时代风貌。时当建国之初，随着社会改革，天桥已发生巨大变化，书中所述，有的已成陈迹，有的正在消失，使读者有新旧不分之感。其书作为近代北京社会变迁史则可，人民首都的天桥则与当时客观存在不尽相符。[81]
可见，张著当年被禁止出售的根本原因是书名的问题。大历史的逻辑很简单：人民的首都自然处处都是新的，是好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同样也应该是新的，是好的，没有对旧天桥、旧首都、旧社会的批判，只描述旧天桥的书肯定就是不好的，是有问题的，是反动的。其实，张著也明确地记述了人民政府对作为天桥一部分的龙须沟的改造，并这样写道：“解放了，人民政府不修东单牌楼，不修西单牌楼，偏偏要修龙须沟，首先照顾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就可以证明今天的人民政府，才真正是人民的政府。处处为着人民着想，这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事。”[82]但是，与老舍《龙须沟》的主体和主题就是要宣扬新社会的好不同，张次溪这些只言片语的表扬和绝大部分文字都实录的主体虽然指向的是日常生活的城市景观，却没有能够将天桥转喻为新北京、新中国、新社会的缩影，没有将注意力投注到“平视中的城市形象”，更没有能够同时表现天桥这个城市空间、都市景观与整个国家的三重解放。这对掌握着话语权的审查者而言，人民首都的天桥不但是“失声”了，而且也被凌辱和“失身”了。
尽管有不同程度的变动，但是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和2006年，《人民首都的天桥》分别被中国曲艺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这本身就是对当初审读报告的否定。[83]该书的原创性使得它成为后来不同的写作者写作天桥的基础。
除张次溪多年杰出的调查研究外，1936年分三册由北平时言报社出版的云游客（连阔如）的《江湖丛谈》也是对1949年以前老天桥众生相记述的重要著作，尽管它不单单是记述天桥。正是因为常年行走在江湖、行走在天桥的连阔如的记述，该书同样在改革开放后一版再版，当然也按照时下编者的旨意对原著进行了新的编排、删改。
1949年之后，记者关于天桥的报道经历了“文革”前对新天桥新气象新人的颂扬到改革开放后对健在老天桥艺人的深度访谈。这集中体现在记者白夜、沈颖著的《天桥》中。[84]该书是两位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当时尚健在的“大狗熊”孙宝才、成连宝、朱国良等老天桥艺人的访谈。这些访谈保留了大量鲜活的口述材料。稍后，北京市宣武区政协编撰的《宣武文史》，尤其是1993年印出的第二集，辑录了不少老艺人的自述以及由专人整理出的关于老天桥和老天桥艺人的资料。
在新的调查材料基础之上进行学术写作的则有成善卿的《天桥史话》。与张著相较，该书有如下特色：1.多了一些类别，如面具、泥塑等民间玩意儿，鸡毛小店、剃头挑子等服务行业，皮匠摊儿等修理业，当当车等运输业，当票局子等特殊行业，半日学校。这些内容弥补了周作人当年读张著时的遗憾，即“只可惜这里关于天桥的货物即是摊贩的事情没有说及”[85]。2.把张著的“天桥人物考”译写为“民间艺人的摇篮”，并新增了张著中未曾记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桥卖艺的侯宝林、高凤山等晚期艺人。老天桥是“民间艺人的摇篮”已经是当下北京对天桥感兴趣的异质性群体获得认同的最大公约数。3.记述了旧社会的“恶”，设了“鬼蜮横行的罪恶世界”“日寇在天桥的滔天罪行”和“天桥居民的悲惨生活”三章，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了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初期对天桥的改造与重建，展望了天桥的美好未来。
该书与大历史叙事相符的基调，实事求是、褒贬得宜的风格，指向未来叙事的清晰的时间线索，使在张著那里“失声”与“失身”的人民首都的天桥恢复了记忆与尊严。这种与“旧”的决绝，不但使得史树青作序，还赢得“定会不胫而走，洛阳为之纸贵”的赞词。[86]
在已提及的董玥那本关于民国北京精深的著作中，她特别强调天桥作为旧货市场的象征意义，并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北京比作一个巨大的“古董旧货市场”，而循环再生的“废物利用”（recycling）就是民国北京生活的重要内容。她将天桥比作20世纪早期北京城存放杂物的“阁楼”（attic），并分别从可视的细节与不可视的整体、假货与真表演、艺人组织和游艺园三个方面浓描出天桥是北京城废物回收与利用中心的地位。[87]这样，杂吧地天桥首次在学者关于北京城的研究中被放在了核心位置，摆脱了学界对天桥的关注长期停留在事象描述、赞美新社会的基本叙写风格，既使天桥成为审视北京的视角，也使天桥成为20世纪早期北京的隐喻。
新近，国内民俗学界也有人将天桥与牛街、大栅栏、宣南会馆、厂甸庙会、琉璃厂一道，作为北京宣武区的“标志性文化”进行书写，强调其作为平民市场的特征。[88]与上述诸书不同，当然也是在前述著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访谈，拙著《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在翔实地论述“天桥街头卖艺文化的历史脉络、传承机制和博弈规则”的基础上，“思辨了人的‘异化’与文化传统式微之间的关系”[89]，并欲以此入手，打通地理、社会、文化和身体各个空间层次之间的门户机关，探索民俗学研究“人”的可能性。[90]虽然将杂吧地天桥这个空间置于“城市生理学”的整体情境之中进行了阐释，但该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