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初秋走进哈佛
叶周[6]
红墙绿树，浓荫下的小路，在校园的草地上，放着各种颜色的椅子，学生们自在地坐着读书。我特地挑了一片格外葱翠的草地坐下，吸吮着她的清新气息。我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贴近这片凝聚了精英智慧的土地。
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名校，是全美三千多所大学中，当之无愧的“王者之王”，先后有8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得主毕业于该校。中国现代史上赵元任、林语堂、梁实秋、梁思成等杰出人物，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所以哈佛历来在我的记忆中，具有无法磨灭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来自她的长胜不衰和人才辈出。
哈佛校园中的一尊哈佛先生的坐像前，导游小伙子指着两只被访问者抚摸得锃光发亮的鞋子打趣说：许多来访者抚摸了，甚至有的人让自己的小宝贝亲吻了哈佛先生的鞋子，以为就会有好运气，能够考进哈佛。在这里要特别告诉大家关于哈佛先生的三个谎言：第一，塑像并非约翰哈佛先生，而是临时拉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学生来代替的；第二约翰哈佛先生只是慷慨的捐赠者，而非创校者；第三，坐像下写着哈佛大学建于1638年，其实确切的日期是1636年。可是历史上的误会延续至今，没有人愿意打破美好的传说，即便是人为的童话。小伙子的话音未落，又有人前往抚摸哈佛先生的鞋子。
承蒙撰写“哈佛系列”的张凤女士，为我介绍了关于哈佛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富豪威德纳的遗孀慷慨捐助了这个图书馆，并在图书馆中建立了一个“哈利·埃金斯·威德纳纪念室”。里面存放着儿子哈利个人收藏的3500卷善本书，主要是19世纪英国作家的作品和19世纪的绘本。纪念室的门平常是关着的。
哈利·埃金斯·威德纳（Harry Elkins Widener）出生于1885年，家族是美国费城有名的富豪。哈利190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在校时就对藏书着迷，毕业后没几年已经成为相当有名的藏书家。他收藏了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和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等善本图书。在1912年春天，他与父母一起去英国，在那里购买了培根的散文集（1598年第二版Essais）等书籍。满载而归时，哈利与他的父亲乔治·威德纳和母亲埃莉诺·威德纳在法国的瑟堡（Cherbourg）登上了一艘新下水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他们一家还有两个仆人住在头等舱。
4月14日晚，哈利和他的父母参加了泰坦尼克号船长开的一个派对，一夜狂欢后，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哈利在把母亲埃莉诺送上第4号救生艇之后，却没有跟着上船。据说在逃命的急迫中，他突然想起刚买到的孤本培根的散文集还在船舱的抽屉里，便与他父亲一起回舱里去找。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哈利葬身冰海时年仅27岁。威德纳夫人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回到美国后，她致信哈佛大学，表示要把儿子的珍贵藏书捐赠给哈佛图书馆。哈佛大学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欢迎，却回信表示：“哈佛图书馆很缺乏藏书空间，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哈利的藏书。要不这样，您干脆送哈佛一个新图书馆吧。”
对哈佛的要求，威德纳夫人居然答应了。哈佛即刻划出黄金地段最好的一块地用于建造新图书馆，哈利的母亲捐赠350万美元用于设计和建筑。到了1915年，哈利·埃金斯·威德纳纪念图书馆落成。美国参议员洛奇在主题演讲中指出：“这个高贵的学习的礼物，带着一个巨大的悲痛的阴影来到我们中间。”
图书馆中设立了一个哈利收藏纪念室，有关这个纪念室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人说那间屋子是威德纳夫人特地为儿子的幽灵所建的。如果威德纳的灵魂回到人间，爱书如命的他一定会去找自己的藏书。威德纳夫人建造这个纪念室就是为了让儿子的灵魂能有一个安静的归宿。威德纳夫人还与图书馆签下合约，哈佛工作人员每星期要在威德纳肖像下放置鲜花；而陈列在图书馆中的那本珍贵的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每一天都要翻过一页，仿佛象征着哈利仍在继续阅读。这些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这已是我第二次踏上哈佛的土地，此次是去参加由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举行的哈佛中文演讲研讨会。同时受邀的，还有来自中国台湾“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李有成教授和中国大陆的两位年轻教授唐小兵和曾传芳。
哈佛燕京图书馆以丰富的东亚文献收藏闻名于世，规模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东亚文献馆藏。哈佛燕京图书馆1928年开馆时，是哈佛燕京学社下面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主要收集中国和日本的资料，所以那时叫“汉和图书馆”。图书馆发展得很快，所以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会就决定，把整个图书馆捐给哈佛大学，然后哈佛大学就把燕京图书馆放到文理学院里面的一个分馆，于是，1976年就变成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分馆。在馆藏中，张凤查到我父亲以群的若干本书，以及由她推荐我的散文集和小说获得收藏，使我深感荣幸！仿佛找到了一个处所与逝去半个世纪的父亲会面。
那天的活动在图书馆聚会厅举行，满满地坐了一屋子参与者。曾撰写了《哈佛问学录——与哈佛大学教授对话30年》《一头栽进哈佛》等书的获奖作者暨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张凤主持了研讨会。她从23年前李欧梵教授创设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后，就协助主持，10多年前又协同王德威教授担任召集主持，吸纳来自世界各地哈佛访问学者和各国的华文作者精英，一些著名作家如聂华苓、赵淑侠、王安忆、李锐、朱天文、陈忠实和梁秉钧等都曾经来此参加了哈佛演讲聚会。那天张凤拿着手杖来到现场主持演讲会，原来她前不久摔伤了膝盖，正在复健康复中，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演讲者都倍感荣幸。
这次我们四位演讲者围绕文学与离散、20世纪中国的文化记忆、回忆录与口述史，以及历史事件的文学表达进行深入探讨。各人在互为相关的话题上，从不同角度奉献独特见解。在交流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话题和其他几位的互有关联，相互之间既有互补，也有延伸。
李有成教授阐述了：离散之所以为离散，是因为存在着两个中心，自己的家国和前往的居留地。这正是人类学家柯立佛所说的“根”与“路”的关系，根属于过去的记忆，路却属于未来，导向未知。我所从事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小说创作，正是在李教授所描述的离散状态下的写作，有时也难免从不断延伸的路上回望自己根的故事。而我关于父辈们坎坷经历的回望，即是对根的回望。
我则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摄取了著名文化人郭沫若、潘汉年、叶以群和赵丹在中国近代曲折波澜命运的转折场景和细节，观照20世纪国际大背景下进步文化人的坎坷际遇。如今，前辈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还是精神上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仍然矢志不渝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渝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从现场听众的反应来看，尽管我力求冷静地叙述，却依然激发起听者无限感慨。
上海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唐小兵结合自己的著作《与民国相遇》，做了历史记忆、历史写作与公共文化为题的演说，就历史事件的文学表达进行深入探讨，强调历史记忆是“最为重要的心智结构的基石”。他又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研究者，而我的讲题正在他的研究范围中。所以我们相视一笑，留下了日后交流的空间。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访问学者曾传芳则以美国历史事件的文学表述为例，阐述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事件表述的不同侧重。前者更多侧重人物的外部行为，而文学表现则更注重人物精神世界和内心感受。她的阐述对于日后打算以前辈的故事为小说素材的我，颇有启发。
演讲会后在校园里漫步，正是下班和下课的时间，路上人流从各个方向来回穿梭。我心里载着满满的收获，有些被燃起的灵感还在悄悄地孕育火苗。看见忽然热闹起来的哈佛校园，内心奔腾着，快乐着。傍晚，我在哈佛广场附近的香港餐馆吃了地道的中餐后，沿着小街跨过夜色笼罩下的查尔斯河，去哈佛商学院散步。行前文友陈瑞琳特地建议我要到商学院走走，那里有与哈佛主校园不同风格的建筑。美国教育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哈佛大学可算是全美所有大学中的一顶王冠，而王冠上那夺人眼目的宝珠，就是哈佛商学院。尤其是夜色中，一幢幢结合了古典与现代风格的建筑在宽阔的林荫道两边错落有致，高大透明的大玻璃窗里灯光洒向校园，我在其间走过，既感宁静亦感深邃。
在那一片片幻化的光影中，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在澳门工作时，曾经主持过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在节目中采访过时任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史达伟（David Smith）教授。他来自哈佛，曾在哈佛大学任教25年，担任法学院副院长15年。一个人大半的生活是在哈佛度过的，所以我在节目的开场白中说：“他血液里流着哈佛的血，是一个真正的哈佛人。”史达伟教授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
我记得就是那一次，亲耳听到他介绍被外界视为哈佛教育体系中的瑰宝——案例教育法。史达伟教授介绍说：哈佛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功经验是在本科生教育中非常注重综合教育，注重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学生的基础课程中包含哲学、科学、艺术、文学和语言。哈佛从新生入学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五个基本核心课程的教学上。在法学的教育方面，哈佛强调案例法的教学方法，即强调运用法律原则和条例，分析具体案例，帮助客户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并知道如何做一些法律的研究和调查。老师每天都会指定学生对特定案例提供自己的看法，并以此培养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陈述各人观点的能力。
“在那里他们训练我要像律师一样思维，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能帮助人们解决法律的纠纷。在我刚到的时候，哈佛法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因为老师每天都指定你做好预习，然后对指定的案例提供自己的看法。你不知道谁会被当众叫出来。开始几天，我坐在课堂里担心得两腿直发抖，我害怕老师把我叫出来的时候，我无法有效地回答问题。但是这正是法学院训练学生敏捷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妙方，并培养在大庭广众之下陈述各人观点的能力。”
说到那段求学的经历，史达伟教授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哈佛法学院的教室装饰古朴，墙上悬挂着一幅幅真人尺寸的法官油画像。他说为了逃避教授的提问，他有时真想做一个油画框套在自己身上，让教授以为他是一幅油画，而躲过提问。
案例法教学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让老师向你传授知识，而且让老师教你如何去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的方法。因为如何去学习那些知识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种案例法的法学教育，是1850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始运用和推广的。随后哈佛商学院和医学院也推行了这一方法。这三个学院都意识到要着重教会学生诊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是为病人还是为其他客户。现在这个方法已在全球许多商学院推广和运用。
这时查尔斯河的对岸，隐约传出几次闪电，树荫下可以感受到零星的雨点。可我游兴未尽。看着身边走过的背着双肩书包的各色族裔的学生，因为哈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使他们变得得天独厚，他们不日将成为世界商界精英和领袖。我想起曾请史达伟教授给中国的老师提些建议。史达伟教授略一思索说：第一要训练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自己的能力进行分析；第二要教会学生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学生可以从中不断地吸收文化营养，这对学生未来的历程十分重要；第三训练他们有好的价值观，因为社会上存在许多不同的价值观，每天都在影响年轻人，而一个老师就有这样的机会教导学生有好的品行，当然老师本身就是榜样。
史达伟教授的回答言简意赅，但他强调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及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可谓一个成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当我们走出校园，沿着哈佛大街重新走上查尔斯河上的大桥，远方的天际再次亮起了闪电，顷刻之间大雨滂沱，密集的豆大的雨珠忽然而至，把我们从头到脚彻底浇湿，仿佛当年听了史达伟教授的醍醐灌顶，我也经历了一次哈佛的洗礼。那个温暖的夜晚，我在渗透衣衫、侵入肌肤的雨水中感受到了丝丝阴凉。阵雨约莫持续了十分钟，等到我们湿透了衣衫，跨越查尔斯河上长长的大桥，走进灯火灿烂的哈佛广场，雨又变得淅淅沥沥，温柔缠绵了。这是我在哈佛最深刻的记忆，经受了一场洗礼，从灵魂到肌肤都与它更亲近。
追寻莎士比亚的足迹
王士跃[7]
离开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古镇后，我们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参观。汽车行驶在乡间公路上，坐在靠窗的位子，透过巨大的车窗正好可以将外面的景色一览无余。棉絮般的云团在青山野甸上舒卷，林地羊群如银，终年如斯地点缀着英格兰的绿野。偶尔眼前闪过一道溪光，转瞬不见。又拐入一片山谷，教堂的白色尖塔跳入眼帘。雨丝袅袅，如烟如梦。那份宁静恬淡的气氛，令我想起了田园画家康斯特布尔动人的乡村画面。
今年正是莎翁逝世四百周年，虽然四个世纪前的那一个四月天，一朵最为璀璨的文苑奇葩倏然凋谢，而留下的香芬余韵竟然滋润惠泽了几世纪的文人骚客，激发后世诗人们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灵感。我虽非诗人，对莎翁更无专研，因为出身英文系，因此他曾伴随了我大学甚至研究所的岁月。当年我自以为英文不错，每逢学院文艺表演比赛，我都是自告奋勇上去朗诵一段《哈姆雷特》中“是生，还是死”的独白，后来竟然得一绰号“小哈姆雷特”！自此莎士比亚便成为我青春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了。莎士比亚生活在几世纪前的伊丽莎白时代，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戏剧，其中不少人物故事便取材于故乡的风土人情。更不用说他的不朽的歌谣和十四行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山水的赞美。此趟莎翁故乡之旅，我既是慕名而来，宛同追星的粉丝，也是借机沾一沾莎宅的地气儿，浸一浸弥漫屋际而未去的才气，说不准我也从此笔生灵气，咳唾成珠，便不枉此行了。
我们先是来到了安·海瑟薇农舍（Anne Hathaway's Cottage），这是莎翁妻子海瑟薇出嫁前娘家的闺居。建筑物富有中世纪的风格，保留了古朴单纯的草屋遗风。屋前是一片花园兼菜地，左侧临街，右侧毗连果园，置放着两三长椅，曲径通幽。路边的说明解释说，花园与菜地是后人添加的，并非海瑟薇农院的原貌。也许是为了证实莎士比亚热爱自然、惜花恋草的缘故吧，人们将莎翁赞美过的花卉植物都栽种在了这里，园艺结合着诗意。轻轻地走入农舍，似乎怕惊动了早已不在的主人。头顶上咚咚地传来脚步声，仰头一看，游客的足影从楼上地板缝隙晃悠过去。古屋虽然看上去结构简陋实则却坚实厚重。据介绍说，造屋全然古法，不施铁钉，木楔钩斗，经数百年而不坍塌。我们听解说员娓娓叙述农舍的几世纪沧桑，眼前的景物不但还原了都铎时代的模样和氛围，也似乎感受到了16世纪暖暖的室温和呼吸。壁炉中的火焰在燃烧，年轻的莎士比亚牵着海瑟薇的手，说笑着走下楼梯，一直向我们走近，再走近。十八岁的那一年莎士比亚结婚了，新娘长丈夫八岁，腹中已怀着他们的孩子。面前壁炉旁边那张箱形长椅就是当年这对新人伴坐的位子，解说员竟然示意说大家不妨上去试坐。半信半疑的我便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可是这件古董家具早已在我屁股底下嘎吱作响，吓得我立刻起身，担心打破它几百年的宿梦。客厅的家具中摆设了不少瓷器，其中有几件还是中国的山水饰盘，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的瓷器已远销欧洲大陆，然而在英伦孤岛的收藏者当时仍算是凤毛麟角。好奇之下，便打听其中由来。果然这些饰盘不是莎士比亚生前的文物，而是家族后代于19世纪才添置的。楼上是海瑟薇的闺房，一张窄床旁摆放着那把著名的“莎士比亚椅子”（Shakespeare Chair）。我们的大诗人当年常坐在这把椅子上，大概不是与心爱的未婚妻喁喁私语就是信口吟诵一些后来将传诵千古的诗句。不过，小两口在举办了婚礼之后，便搬回到斯特拉福镇莎翁的父母家里去住了。
斯特拉福镇（Stratford-on-Avon）仅在一英里之外，因为是莎翁的出生之地而遐迩闻名。每年世界各地来访的游客逾三百万，踏热了通往小镇的清幽乡路。可是斯特拉福仍旧保留着一份小桥流水人家的情怀。爱汶河的溪流在柳影中潺潺而下，河底的卵石、荡漾的水草，还有戏水的野鸭在眼前一一掠过，似乎几百年来都静止在了时光里。莎翁的故居坐落在花木掩映的亨里街（Henley Street）旁。与安·海瑟薇中世纪风格的农舍不同，莎宅是一幢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特点的两层楼舍。建材方面茅草房顶早已被石瓦屋顶所取代，砖石的结构使得整栋房屋看上去更坚实厚重。据介绍，莎家在都铎时代的斯特拉福镇是很有地位的大户。因为莎翁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是本地的殷实商人，一度担任过镇长，所以家族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然而好景不长，老莎士比亚后因欠债官司而丟官，家境从此一蹶不振。所以莎士比亚从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在父亲的皮革间做事，或到社会上打零工了。
一身文艺复兴时期装扮的老妇向我们轻声地讲述着莎家的逸闻。面前的卧房曾是莎翁夫妇婚后的居处。按今天国王床（kingsize）甚至王后床（queensize）的尺码来看都嫌局促的一张双人床，床头如同医院的病榻被高高地垫起。据说它是来源于中世纪的迷信。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平卧而眠，游荡的灵魂就会由嘴巴破门飞出。还有一种解释是担心夜里睡熟而炉烟中毒。所以当时流行半仰半靠式入寝，莎翁夫妇亦不免俗。隔壁是厨房兼作饭厅。此时只见一位身披莎翁时代斗篷的老者端坐在餐桌前，手里拿着一把餐刀和汤匙。他妙语如珠，英式的冷幽默引得众人不时大笑。他正在调侃，和法国人在饮食方面相比，英国人是如何的乡巴佬。不像法国人在莎翁时代已知使用刀叉之法，英国人那时只会用汤匙和手指头。汤喝光了就用面包揩净盘底，揩不净就用舌头舔！楼上便是莎翁父母的卧室了，也是他降生的房间。卧榻下面吊着一张童床，据说出生后的小莎士比亚就睡在里面。四百多年前小屋传出一声娃啼，让整个世界文坛豁然一亮。
曾经读到莎翁故居的管理人员写下的一段文字，描述了这所房子对于幼小的莎士比亚的心灵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它凝聚了记忆和异想。影子和怪声从房椽上传来，风在烟囱里呼呼作鸣，蟋蟀于炉床聒噪，精灵们在将熄的火光中熠熠发光。月色由双扇窗照进屋内，窗外传来了猫头鹰‘咴——呼——’的叫声。”我凭窗向花园里望去，这个昨日的仲夏夜之梦仿佛刚刚苏醒了。满园的锦卉芳草，在雨后灿烂的阳光下生机盎然，给古雅的院落带来一片春色。花木下有一群游客正围坐着观赏莎剧的演出片断，正是《哈姆雷特》中的几段精彩的对白。莎士比亚已变成了一个符号，他注定是不朽的，正如同他那首为人熟悉的十四行诗中所写的：“只要人还在呼吸，或者眼睛还能看见，这诗就会长存，并使你的生命绵延。”
传承火炬的人
郑立行[8]
文学家萧伯纳有一句至理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
每每想起萧伯纳的这句话，一丝怅然和惭愧就会在我的心头悄悄升起，又沉重地落下。眼见人生的蜡烛已燃烧过半，它不仅没有灿烂过，反倒越发暗淡了。正在苦思如何叫停时间之际，我邂逅了来自哈尔滨的旅美小提琴家薛苏里先生。他和我谈起了他的音乐之路和他的美国小提琴老师——爱丽丝·勋菲尔德教授，使我深感震撼。
我本来对古典音乐就常怀崇敬和感恩。在我们举步维艰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因为邂逅了古典音乐，才如在洪荒之灾中登上诺亚方舟。这不是夸大其词。在某一个特殊年代，音乐之声就会如此地接近我们，展现出它的神奇。它会在人的心中燃烧，它的光和热托起梦想的翅膀，修补被扯碎的灵魂，融化心头的冰雪，映射出远方的希望。
当然也不要忘了，音乐这门艺术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它的传承性。虽有乐谱记载下来，但正如音乐家马勒所说：“音乐中，最重要的并不在音符里。”乐谱如同标本，要使音乐遗产复活再现，层出不穷，必须言传身教，代代接力。这不是仅凭少数耀眼的明星就可以办到的。音乐的神殿需要一砖一瓦地堆砌，方使得今天我们能倾听几百年前陌生灵魂的呼唤，令过去的每一个音响都在当下激起回声。
人们热爱音乐，音乐家为之奉献一生。音乐的魅力来自哪里呢？卡尔·博纳克博士说得好：“音乐不是消遣，不是奢侈品。音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是让人类生活得有意义的方式之一。”他更明确地说，“古典音乐与大众娱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一语道破了古典音乐不朽的玄机。古典音乐的生命力来自精神境界的高层次和永恒的唯美，而音乐家也不是庙宇里的泥塑。多少个世纪前，将敬畏、善良、平和与光明根植在人类心灵中就已经是音乐家的使命了。
面对人类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精神工程，我左思右想，忽然领悟到，若小小蜡烛无法光芒四射，那为什么不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辉那样，将音乐家传承火炬的影像传递到更远，让更多的人看见？于是就萌发了编写一本介绍爱丽丝·勋菲尔德（Alice Schoenfeld）和埃伦诺·勋菲尔德（Eleonore Schoenfeld）姐妹教授的书的初衷。
小提琴家爱丽丝·勋菲尔德和大提琴家埃伦诺·勋菲尔德从小在德国受到了严格的音乐训练，青少年时就已是杰出的演奏家了。1952年姐妹二人跨洋赴美，在北美大陆再建自己的艺术声誉。1959年起她们被南加州大学聘为教授，与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和大提琴家皮蒂亚戈斯基同台授艺。从此她们全身心地奉献给音乐教育事业。
爱丽丝·勋菲尔德教授师出名门，她的小提琴导师是柏林艺术大学的克林勒教授（Karl Klingler）。克林勒教授是一位誉满欧洲的正直的音乐家，他敢于直面对抗纳粹威权，差一点被秘密警察逮捕。克林勒是小提琴家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的传人。约阿希姆是将德奥小提琴学派推上高峰的泰斗。在19世纪这个小提琴的辉煌年代里，前半叶由意大利的帕卡尼尼称雄称霸，而后半叶就是约阿希姆的天下了。算起来，爱丽丝·勋菲尔德是德奥小提琴学派的第三代传人，薛苏里就是第四代了。
勋菲尔德姐妹教授的最大传奇是她们与中国和中国学生的不解情缘。中国弟子们亦把勋菲尔德姐妹教授视为自己的母亲和恩师。师生情谊如陈年美酒，醇香浓郁。这是用百年音符酿造的呀。
勋菲尔德姐妹教授曾两次访问中国音乐界，在北京、上海举办大师班授课。她们向中国学子打开南加州大学桑顿音乐学院的大门，这是全美最早的。从1980年埃伦诺·勋菲尔德教授接受第一位中国学生兰洁（现任美国太平洋乐团大提琴首席）开始，到爱丽丝·勋菲尔德教授的关门弟子吴博（现任广州交响乐团联合首席）2012年毕业，共培养了逾百名中国学生。勋菲尔德姐妹教授都为这些中国学生争取到了奖学金，使他们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学习环境下深造古典音乐。
勋菲尔德姐妹教授对中国学生在艺术造诣、精神境界、人生态度上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我采访了10多位她们的中国弟子，每个人都有感人至深的回忆。在访谈中有些弟子仍难掩对恩师的思念之情，哽咽难言。恩师虽已辞世，有的弟子还不时打电话去教授家里只是想听听恩师的留言录音。有的曾转遍墓地寻找恩师的安息处。弟子们的肺腑之言让我得到了清晰的答案，什么是伟大的教育精神，什么是传承火炬的人。
下面让我简短地引述几位弟子的感言。马新桦（现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对于勋菲尔德教授在中国学生相当贫困之时向中国学生伸出援手颇为感慨，认为勋菲尔德教授在国际艺术上对中国的帮助，堪比白求恩。陈学青（现任中国深圳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由于来美签证受阻，勋菲尔德教授不懈地促使学校给她寄过16份入学录取书。兰洁和赵耀（现任美国圣地亚哥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表示，在生活和艺术上感受到的母爱，将温暖他们的一生。方晓牧（现任中国香港管弦乐团大提琴联合首席）从一上台就紧张到挥洒自如，全靠勋菲尔德教授的悉心帮助。谢楠（现任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得到勃拉姆斯音乐的真传，她入围的最佳演艺奖唱片是唯一的中国制造。勋菲尔德教授的坚强令罗娅（现任中国澳门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家）当场泪流满面。李沛（现任中国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则从勋菲尔德教授身上看到了一个优雅的、完美的艺术家的形象和一个音乐贵族的气质。宋晓晨（现任中国爱乐乐团小提琴演奏家）回忆起教授请她拉《梁祝》的情景，激动地说，近90岁的人还充满着旺盛的好奇心，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吴博的感言更为精辟：勋菲尔德教授用她的言行向他重新解释了“Professional”（职业家、专业人员）这个英文单词。
谈到“Professional”亦使我感触良多，因为有时这个词被滥用在那些仅仅技术不错的表演者身上。其实不是所有搞专业的人都可以冠以“Professional”的称号的。除了在技术和艺术上的高超之外，“Professional”一词在骨髓和血液中融入了对艺术无尽的热爱，一生充满了忘我的激情及全方位的敬业精神。勋菲尔德姐妹教授就是这样的“Professional”。
中国年轻一代学子有幸向勋菲尔德姐妹教授学习，不仅学到了“原汁原味”的“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而且难以估量的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火炬精神”已经在他们的心潮中涌动。我们欣喜地看到，马新桦、谢楠、LindaWang（美国丹佛大学教授）等弟子已经登上了讲台。艺术总监薛苏里成功地促成“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在哈尔滨落户。更为可喜可贺的是，2017年5月这个比赛被“国际音乐比赛世界联盟”（WFIMC，俗称音乐界的“奥委会”）接纳为成员，将与肖邦、柴科夫斯基等大赛一样成为国际瞩目的赛事。纵观全局，古典音乐这一世界性的文明正在向东方“漂移”。
在我们的新书《传承火炬的人》完成之际，我想，如果它能够在“文化漂移”的帆船下掀起一朵美丽的浪花，那么，不论人生的酒盏是半满还是将尽，我们都可以开怀畅饮了。
祖父治理都江堰的对联
张良羽[9]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都平原的开发历史，就是古蜀国人民世代治水的历史，而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正是这一历史长河中最著名的水利工程。
都江堰位于中国四川岷江上游末端，龙门山脉和成都平原断陷盆地的结合处，是公元前256年战国后期，秦蜀郡守李冰在古蜀国治水工程基础上，组织人民创建的具有灌溉、防洪、漂木和工业用水等多种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历经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代，至2017年已有两千两百七十三年的历史。
世界上所有古老大型的水利工程，均随时光流逝遭受泥沙冲入而逐年淤满管道，以致工程失效而消失。古巴比伦王国建于幼发拉底河上的纳尔汉谟拉比渠和古罗马的人工管道都早已荒废，唯有中国四川的都江堰，充分利用自然水利资源及地形地势，成功地解决了分水、引水、泄洪、排沙等水利工程技术上的许多复杂问题而独树一帜，成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无坝引水排沙的经典水利工程。
两千多年以来，都江堰独步千古，持续地发挥效力，永续利用，长盛不衰，充满活力向前发展，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座丰碑。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确定都江堰为世界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人民造就了伟大的都江堰，同时也造就了与都江堰混为一体的名胜古迹。那肃穆幽美的自然风光和延绵不断的历代人文景观，是川西坝子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二王庙是都江堰第一园林，是纪念都江堰的开凿者李冰父子的祀庙。它位于都江堰内江东岸玉垒山麓，负山临水，随山造势，重楼凌空，亭阁相扶。庙宇掩映在青山丛中，与都江堰“鱼嘴分水大堤”隔江相望。二王庙大殿门两旁，陈列着我祖父亲笔写的一副治水对联，这副对联是用隶书字体挥毫而就的。七十年来，这副对联默默地见证着20世纪都江堰的历史功臣、“现代李冰父子”——我的祖父张沅和我的父亲张世龄那载入多种版本史册的治水事迹。
张沅，字子聪，1880年3月17日生于成都，光绪二十九年（1903）官费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创会会员、四川水利知事、“四川工业实验讲习所”创建人及所长、四川省水利局首任局长。“四川工业实验讲习所”后更名为“四川甲种工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其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他于1916—1918年就读于该校，在校长张沅的帮助下，考入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于1919年得到张沅集资帮助后去法国留学。
据《四川水利志》记载，祖父张沅连续治理都江堰近四十年，三次主持大修都江堰，1933年迭溪地震后重建都江堰，是都江堰历代治堰时间最长的功臣。
1933年8月25日，岷江迭溪地震，山崩壅江，形成大小海子，坝高百余米。同年10月9日夜，海子水满漫溢坝决，大水奔腾而下，沿江农田房舍荡然无存，洪水彻底毁灭了都江堰。迭溪地震后重建都江堰的使命自然落在了祖父肩上，他万难不辞，安排自己的小儿子、我的父亲张世龄从高中辍学，和千万都江儿女一起奋战在重建都江堰的工地上。
1946年，祖父总结了历代先贤治理都江堰的经验，以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处长的身份，将都江堰的治水格言编入了一副对联，并亲笔用隶书挥毫，写下了这副对联。上联：“深淘滩，低作堰，懿训昭垂，为准为则”；下联：“湾截角，正抽心，仪型足式，无颇无偏”；落款：“丙戌年仲秋月，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处长张沅敬题”。
“深淘滩，低作堰”传为李冰治水六字诀。“深淘滩”指都江堰每年岁修淘淤时，必须淘至内江凤栖窝山脚下的河床底部所埋的“卧铁”显现为止，使内江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低作堰”是指“飞沙堰”不宜筑得过高，否则会影响其泄洪和排沙效果。“湾截角”指河床弯段采取凸岸截角，与凹岸挑流护岸相配合，使弯道改得顺直一些，减轻主流对凹岸的冲刷。“正抽心”指遇到顺直的河段，河道岔沟多时，应当疏深河槽中间部分，再利用水流冲大其过水断面，使主流改直，防止洪水冲刷堤岸。“懿训”是好经验。“仪型”是良好的制度和法规。“足式”之意是足以作为完善的模式。
祖父张沅亲笔书写的这副都江堰治水对联，七十余年来超越人间沧桑世态炎凉，被妥善保存至今，陈列于二王庙大殿正门上，实在难得。
这副对联“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思想，哺育了我的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水利总工程师张世龄的治水理念。
1938年，父亲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茅以升教授的得意门生。抗日战争期间，唐山交通大学（其前身是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创建于1896年，即当今的西南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率领师生，历时七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抵达贵州平越（今福泉），在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牛滩畔，继续办学，土木工程是学校具有传统优势的学科。1942年，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他是在贵州平越毕业的优秀学生之一。
父亲毕业后，马上回到了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技士、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工务科科长，负责工程技术。时年，父亲26岁，祖父61岁。他们徒步走遍了都江堰流域，寻找水源，勘测地势。在祖父治水对联的启示下，父亲为四川的水资源设计出“长藤结瓜”的系列水利工程，不断扩大都江堰流域受益地区的灌溉面积。祖父张沅、父亲张世龄因为对都江堰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在20世纪40年代被都江堰流域的父老乡亲称为“现代李冰父子”。父亲张世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的第一代西康省水利局总工程师。
这副对联“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思想，也哺育了我的堂兄张良栋。他自幼耳濡目染，祖父对联的治水思想早已在少年堂兄张良栋的心中扎根，成就了他治水的理想。
1947年，堂兄张良栋从祖父创建的四川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专业毕业后，被“台湾省电力公司”高薪聘用。19岁的堂兄告别亲人、告别故乡，赴台湾应聘。从此，堂兄张良栋为台湾的水力发电建设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了四十六年。他先后担任钜工电厂厂长、石门电厂厂长，在日月潭的大观电厂、钜工电厂、桃园县石门水库的石门电厂工作，研究开发利用日月潭和石门水库的水力资源，把它们用于发电。
台湾电力发展的历史就是台湾的建设史。日月潭和石门水库的水力发电工程，因为有了堂兄张良栋秉承祖父治水对联的思想而成为台湾的“都江堰”。
学土木工程的祖父，把中国特有的文学艺术形式“对联”，用于总结都江堰的治水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
1978年秋天，父亲写过一首诗：《游望江楼感怀》。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少年意气高斗牛，遨游江楼不知愁；负籍三省为学技，愿凿离堆引清流。”这里的“离堆”是指李冰开凿宝瓶口时凿出来的石料，堆在那里形成的石堆和分离出来的石头形成的石堆，意指都江堰“宝瓶口”处分开的河床旁边的一小块山地“伏龙观”。我知道：我的祖父和父亲，还有祖父的治水对联，永远在都江堰的流水中活着，活着！
我写作的前世今生
张棠[10]
我对写作的兴趣应当来自母亲的遗传。我母亲是“钱塘吴氏”的后裔。吴氏家族于明万历年间自安徽休宁迁杭后，到我外祖父一共十二代，其中有过三代四进士、八代举人的历史。
我的外祖父吴崇翰是清朝的“末代举人”，是一个在战乱中安贫乐道的文人。作为家中长女的母亲，她极不愿看到子女们走上与她父亲同样清贫的文学之路，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我们写作。
其实我也生于乱世，年轻时忙于逃难、升学、出国、结婚、就业，一路马不停蹄，既没有写作的机会，也没有写作的意愿。然而人到中年，当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写作的基因，就在忽然之间，变成了一粒随时会萌芽的种子。
我的写作是从一首诗歌开始的。1980年，我的《五月新娘》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我还意外地收到了一笔丰厚的稿费，以后《“中央”日报》又刊登了我的《雪后》与《人生》两首诗。谁知就在此时，老公忽然在美国洛杉矶找到新工作，我写诗的热情就在搬家的繁忙与零乱中，戛然中断了。数十年后回想起来，被人欣赏的机会一纵即逝，错过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从美东搬到洛杉矶以后，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相继而来。
初到洛杉矶，我一时无班可上，那时台湾的《“中国”时报》正好到美国来开海外版，我的投稿受到编辑的青睐与礼遇。万万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幸运，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中国”时报·海外版》，不久因外汇等因素关了门。说也凑巧，就在同时，我在“美国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找到了工作。找到工作的快乐，使我忘却了《“中国”时报·海外版》关门时所带来的失望，我又成为忙碌的上班族。这一忙，整整地忙了二十一年。
在这二十一年中，我的作品极少，但与写作的缘分却从未中断。我在我们居住的小城办了一份地方杂志，这份叫《千橡》的杂志到现在已有三十年历史，每期都长达一百页以上，是一份有水准、受人欢迎的地方杂志。我非常感谢《千橡》杂志的友人，他们教我中文计算机写作，鼓励我写“近现代国画大师”和“宋代词人”两个系列专栏，并一再地劝我不要因工作繁忙而放弃写作。
2007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休，想不到，一个划时代的写作新平台——部落格（博客）——正等着我去开发与探索。
刚写“部落格”的时候，我很犹豫，我知道看“部落格”的人一般比较年轻，而我的看法和见识不一定合年轻人的口味。想不到（又一个想不到），到2014年“世界部落格”关闭的时候，我的《张棠随笔》点击率已达四十万次，更有些陌生人的留言，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2011年，我的“部落格”《张棠随笔》被“台湾本土网络文学及新文学时代”推举为首批“优秀台湾本土网络散文作品”。这个推举，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与自信。2013年，我把我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了一本散文集《蝴蝶之歌》，并幸运地获得了2013年“台湾侨联总会”的“散文佳作奖”。
我的另一个重大决定，是为自己六十岁出一本诗集。这本《海棠集》是我多年来“信手拈来”所写的诗歌，是我练习中文打字的成果，也是我与小弟张溪（张三）三十年来谈诗论词的一个纪念。
多年后，我加入德州吴公子（吴迪）的“Dallas诗社”——一个以写“清新可懂新诗”为宗旨的诗社。长久被抽象诗、朦胧诗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我，逐渐恢复了自我，我又开始享受到写诗的自由与自在。从《在夏日炎炎中写诗》《在秋风瑟瑟时写诗》和《在冬雪纷纷时写诗》三本会员诗集中，可以看到我近年来所作的一些尝试与改变。我变成了一只“会飞的恐龙”。
2002年父亲去世，我整理了他老人家的自传《沧海拾笔》，此书先在《传记文学》连载，2009年由《传记文学》出单行本。《沧海拾笔》出版后，立即上了网络书局畅销榜。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此书在台湾以外的世界各地，至少被世界三十个重要的大学图书馆收藏。
我从2007年退休，在写作上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体裁，我出过书、编过书、得过奖。通过写作，我增长了见识，开拓了心胸，提升了视野，认识了许多文友与诗友，他们的鼓励使我体会到“知音”的快乐。
不久前，我回到杭州老家，在母亲祖屋的徽式门楣上，看到了“源远流长”的祖训，我这才发现，写作的基因早已深入血脉，再也无法回避了。现在的我，珍惜父母与祖先传给我的基因，遨游于写作的天地之间，不忮不求，逍遥又自在。
文学大师故里行
黄宗之[11]
金秋十月，从终年阳光明媚的太平洋彼岸飞到时而阴雨绵绵，时而薄雾漫漫的江浙沪大地，我应邀回国参加杭州世界华文文学峰会和海外作家与国内学者互动的上海论坛。当飞机落在这片土地之后，我首先去了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邀请我与学生进行一场文学交流。这三次活动，主办单位不约而同地安排了文化考察，我先后参访了绍兴安昌古镇，鲁迅、金庸、徐志摩等名人故居，桐乡市的乌镇，常熟的翁同龢、曾朴故居等地。从10月3号飞离洛杉矶到17号返回美国，两个多星期的回国文学交流与文化考察，对长年生活在海外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中国文化探源之旅，我对中国文化有了一次深入的寻根。
离家去国二十多年里，我仅回国几次。每次回国与其说是去探亲，不如说是去寻根。中国日益进步着，在飞速地发展，每次我回国都看到她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看到四处兴建起越来越多的高楼、越来越多的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速度越来越快的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也不知何故，这些飞速发展的基础建设成就并没有在我的灵魂深处引起很大的震动。也许是因为我身处海外，早见识过一百年前就耸立在纽约的摩天大楼，在电视上也早看到过日本的子弹头高速列车。国内这些跟随着世界进步步伐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会让我感到振奋，可在我也看到天空雾霾、环境污染，书店无人问津，电视屏幕韩流泛滥，好莱坞大片占据电影市场时，我的内心又会对一个传统文化正在逐渐迷失的社会有某种程度的遗憾。在一片片高楼耸立起的背后，是北京的老胡同被拆掉。在扩宽街道大规模开发中，古老的文化遗址被移除。我内心有点担忧那曾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传统文化会不会正在经受着大国崛起时的新一轮考验。
我确确实实没有预想过，这次回国参加文学活动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收获。我首先去了绍兴，给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讲我和妻子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藤校逐梦》，并谈谈与出国留学的相关问题。讲座在晚上进行，那天早上，朱文斌校长派老师陪同我与江少川教授去绍兴市安昌古镇。也许是因为我太孤陋寡闻，对绍兴知道得太少，对安昌古镇、鲁迅故居，我没有多少概念，心想，那儿也许就几间旧屋、几个庭院吧。车子载着我们在安昌古镇外的泥土地上停稳之后，我们朝向一个有牌坊和刻着安昌古镇的石碑走去。
走近牌坊，我突然被前面的一片江南水乡的景象震住了。放眼望去，前面是一片白色的沿河小楼，小楼间有一条弯弯的河水，河上泛着轻舟，系着红绸布的小船载着游人泛舟而下。这一片恬静的美丽水乡风情我仅在电影里和画报上看到过。
多么珍贵的文化遗迹！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奔扑过去，举起手机，从不同角度狂拍下这一片原始的古老文化奇观，生怕漏掉了任何一个景致，回美国以后心存遗恨。我沿着河岸两边的骑楼石板过道往前走，又坐了小船在清水河上泛舟，心里无限感慨：太好了，绍兴这不大的地方能如此完整地保留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宝贵财产。就在我感慨之时也难免稍有一点点遗憾：那古老的城镇旧貌被沿河两边无数的小摊小贩和叫卖声侵蚀了，被保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正在与自由的叫卖和吆喝声争抢着游人。我的脑子里想到了韩流，想到了好莱坞大片。绍兴这地方也不例外，中国这片古老的文明之地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舶来的现代文明的腐蚀。尽管稍有遗憾，但终归在我的历次回国之旅中，可以说这是首次有了不俗的收获，我已经感到不虚此行了。
在参加浙江大学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后，主办单位安排我们坐大巴到乌镇参观，同时还拜谒文学大师故居。参观乌镇那天，我从大巴走下来。原以为大广场旁边那个犹如民居的大门内仅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迈过检票门槛，走进去一看，我才被又一处极为典雅的古老乡镇给深深震撼了。
乌镇，一个多么完好保留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特色的水乡古镇啊！
一条小河从独具风情、错落有致的两排房屋之间流过，乌篷船在河上晃晃悠悠。隔河相望，小河两边是江南韵味的古朴建筑。各式民居、店铺依河筑屋，青石板地面从青瓦粉墙、砖木结构的民房中间穿过。连桥成路，流水行船，以河为街，桥街相连，从而形成了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情。我紧随着讲解员的脚步，细细听她讲解，我这才知道，这个江南著名古镇可了不得，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从宋至清一千多年时间里竟产生了贡生160人、举人161人、进士及第64人。一千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编选者梁昭明太子，以及现代著名学者孔令境、文化大师木心和文学巨匠茅盾也都出自此地。
我们在乌镇参观过茅盾和木心故居，在前前后后几天里更拜谒了鲁迅故居、金庸故居、徐志摩故居。没想到文化考察让我有幸亲眼见识了江浙一带有如此众多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大师，我深感这次回国真不愧是一次对中国文学的探索之旅。
参加上海论坛后，上海作协安排我们去了常熟参观。在绵绵细雨中，我们走访了翁同龢故居和曾朴故居。在这相邻的两座树木环绕、静谧清新、桂树飘香、曲径幽深的庭院里，我撑着雨伞，随着一同前来的海外作家们在清幽宁静的名人故居绿草花丛环绕的小径中漫步，行走在既有住房、厅堂、书房，又有亭、廊、榭、阁、池塘的园林中，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逍遥清馨、淡泊自在、浪漫飘逸。
返程已定，归程终至。我从常熟急忙赶往苏州，坐高铁匆匆至上海，搭乘飞机回洛杉矶。十二个多小时的漫长航程中，我一直无法平静下来，脑海里始终还在回映着近几日走访过的那一片江浙沪的江南胜景；那青山秀水、深宅大院、小桥骑楼像一幅幅水墨画重复出现在我的眼前。身处海外，漂泊二十二年了，从事新移民文学创作也有近十八年的历史，我可是第一次被饱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文学之行给撼动了，从而不由自主地反省和回顾起这二十余年里在异国他乡的异域文化雾海中的精神求索和心灵放逐。
我是1995年出国的，最初在南加州大学做研究，2001年受雇于一家大型跨国生物制药公司。因工作性质，在研究新药的同时还需要为公司繁忙的生产第一线提供技术支持。由于无法长时间离开岗位，回国探亲的次数非常有限，且每次在国内停留的时间也很短。冬夏带上一家老少度假，通常只能选择在美国境内做近距离旅游观光。所幸，洛杉矶是美国的文化重镇，有好莱坞、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六旗山等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我们利用周末，基本上踏遍了附近的每一个观光胜地。如果假期能有多几天外出，我们稍微往远一点的地方走，去赌城拉斯维加斯、大峡谷或旧金山游玩。长年生活在异域的文化环境里，由于文化上存在的巨大差异，移民在域外难以被主流社会接纳，以及本身对居住国文化的新鲜感慢慢退去，心里也就不由得萌生出一种没有根的漂泊感来，内心就会去寻找自己的精神皈依。生活的现实以及处在与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疏离的状态，作为新移民作家的我，在他乡用中文写作，也就更难免要寻找有心灵归属的、能承载住自己手中的笔，并希望传承给自家子女的中国文化之根。
出国最初几年，我常常去华埠，那是一个有诸多中国元素的地方。走近华埠，我总会产生出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来。走到紧邻洛杉矶市中心北边的百老汇大街附近，看着耸立的象征中国古老文化的龙的雄姿和牌坊，沿着两边街道与一家家毗邻的中餐馆擦肩而过，穿过挂着大红灯笼，周边满是贩卖金佩玉镯、琳琅满目的珠宝和传统中国服饰店铺的广场，我的内心会有一种可依附和被润泽的亲切。这类早在五百年前就出现于他国华人居住地的“唐人街”（1673年，纳兰性德在《渌水亭杂识》中把它称之为“大唐街”），多少给了我在海外无根的漂泊生活以慰藉。可后来，随着洛杉矶的华人越来越多，国人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移居海外，洛杉矶的“唐人街”与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一样，不再是华人居住之地了。这里的唐人街逐渐变得凋敝破败，没有人气。新移民朝向周边的城市群居。在洛杉矶城市中心的东边，一个个华人聚居的城市接踵出现。那些华人聚居的城市大街上到处是中文招牌，大型华人超级市场比比皆是，中小学里清一色的黄皮肤黑头发小孩。可那些能润泽华人心灵的中国元素在哪儿呢？那滋养我们及后代的精神生活的中国文化在哪儿能再有呢？我们不再去华埠了，我们在海外的文化之根好像一下给切断了。
不久，我家里的邮箱里有一份来自家附近杭庭顿图书馆寄来的简报。上面说图书馆里马上将开放一座新建的中国园林。这个杭庭顿图书馆离我家才十分钟车程。
中国园林！杭庭顿图书馆可是一个久负盛名的集图书馆、艺术馆与植物园于一体的大庄园啊。在这个主流社会鼎鼎有名的乐园里建了一个中国园林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我赶紧带着全家去参观了这座新建的中国园林。
杭庭顿图书馆离我家太近了，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不知去过多少次。这座图书馆于1919年成立，它坐落在洛杉矶的一个四季花香、绿树成荫的富人区圣马力诺市。当年经营铁路、公用水电、房产的美国巨富亨利·杭庭顿买下了洛杉矶东边的207英亩土地，利用其中的90英亩建起自家的大庄园。他和妻子酷爱文化与艺术，致力于收藏世界各地珍版图书孤本、手稿、绘画及各种文化艺术品，从而建立了这座世界知名研究图书馆的核心。这座大庄园里有三座独立的美术博物馆，收藏了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爱尔斯米尔手抄本、羊皮纸印刷的古腾堡《圣经》、莎士比亚早期作品、雪莱的手稿、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18世纪的英法佳作和美国三百年来的艺术精品。它还有7座大园林，占地120英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非洲园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耐旱沙漠植物，每当夏季来临，即便所有其他植物的花都谢了，而非洲园林却是一片争奇斗艳的景象。另外，这个对图书及艺术有着酷爱的家庭后来捐献给社会的杭庭顿图书馆收集的600万册珍藏书与手稿中，有不少与中国有关的地图，诸如1547年由葡萄牙地图专家绘制的中国南部地图、马可波罗的第一版中国地图。杭庭顿生前还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和一些与中国有关的珍贵书籍。我听说过，杭庭顿先生认为世界上培养植物与园林设计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人的创造力，所以，他在八十多年前就决定在自己的庄园里建一个中国园。杭庭顿夫妇没有子女，死后将整个家捐献了出来，成了对外开放的艺术文化和园林研究展示中心。
从杭庭顿图书馆的资料介绍里，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园林建筑的曲折经历。直到1999年，这座图书馆的董事潘钠克先生去世，在杭庭顿图书馆建一个中国园的愿望才变为了可能。潘钠克先生留下遗嘱，捐给图书馆1000万美元，指定这笔捐款用于建造中国园。就这样，我与家人能够在域外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个新景点终于在我家附近出现了。这是一个以今天江浙一带园林为蓝本的园林，是杭庭顿图书馆内的园中园。目前建成的仅是它的第一期工程。最终它的总面积将达5万平方米，由9个园18景组成，分别以春、夏、秋、冬四季命名，以中国的桃、荷、桂、梅等林木展现四季不同景色。中国园位于杭庭顿图书馆西北处，紧邻日本园林，比日本园林大了不知多少倍，是依照苏州园林建造的。园林里四处是奇花异石、庭院楼阁、曲径流水，一片中国江南水乡的绮丽景色。据说，建筑材料是从苏州运来的，并从苏州请来五十多位园林设计师和工程师。这个中国园林取名为“流芳园”，名字取自于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所著《洛神赋》中的“步蘅薄而流芳”。为了打造“流芳园”，建筑商从中国运来一百多个集装箱的建筑材料。
坐在回洛杉矶的飞机里，我就在想，为什么杭庭顿图书馆的“流芳园”会按照江浙一带的园林来展现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园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何关系？近些年来，北美地区陆续在打造含有中国元素的新场所，已经有6个类似的园林相继建成，为什么都在建中国园林？它与过去那些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唐人街”有什么意义上的不同？既然是建立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设施，为什么不选择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不选中国的莫高窟和万里长城，不选上海的亚洲最高楼或中国的高铁？这些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雄伟建筑和历史辉煌代表着中国古老文明和当代中国的最新进步，难道不比一些阁楼庭院、小桥流水来得更有气势和更具意义？就在我身处杭庭顿图书馆的“流芳园”时，我是没有找到答案的。但我自此以后，每年特地给全家人买了杭庭顿图书馆的年票，只要有空闲，我就会带着一家人去那儿走走看看。走进那个有着中国元素的地方，它的确稀释了蕴藏在我心底的浓浓乡愁，让我对中国文化有可能地回望。
这次的回国探访终于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为什么海外新建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设施都是仿照江浙一带的园林！看看此地造就了多少文化名人和文学大师啊！难道还不能看出中国文化与中国园林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吗？
回到洛杉矶之后，我立刻上网，在网络上查找中国园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找到了不少有关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历来重视儒家的“天、地、人三才为本”和道家学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中国园林遵循“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和老子“道法自然”的理念，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从而中国园林的建设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又查证到江浙沪一带为什么盛产名人文豪的历史渊源。江浙沪历来崇尚道德，重视社会和谐，历史上文人辈出。有资料介绍，从1644年到1904年的260年间，自科举制以来，清朝共取状元114名，仅江浙地区就有69人；进士5728人，占去了清朝进士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之多。这是何原因呢？分析指出，这不仅与江南地区的水土丰美、气候宜人的自然环境相关，也与过去年代人口南迁有关。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东晋建立，定都建康（南京），文化中心随之迁移。两宋时期，很多北方名士和诗书望族来江南定居，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北宋之后，赵宋南迁，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完全迁移至江南。科举极大促进了文化的进步。江南一带经济富庶，政治相对安定，给江浙沪良好的教育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繁衍生息、教书育人；加之江浙沪靠近沿海，鸦片战争后成为与国外通商的口岸，受外来现代教育影响，为江南地区日后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这块土地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安稳的社会生存环境，以及江南的秀美山水、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小桥流水的古雅风情、安详静谧的生存条件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从而丰润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产生出了一位又一位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近现代文学大师。
当今的江浙沪地区有着与过去几乎完全类似的各种优越条件：前所未有的安稳生存环境；经济高速发展，在全国领先；处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它还会出现这一类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学大师吗？一个躁动和追求物欲的生存环境难以存在产生文学大师的土壤。
但在“文学大师故里行”的几天里，我眼中的江浙沪地区是一个返璞归真的地方。这一带的文学研究者和专家们、上海市作协的朋友们，他们在躁动的社会里仍旧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在社会空前繁荣时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守护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初心，在对外开放的世界格局里展开无比宽阔的胸怀，宣扬与传播世界华文文学，让炎黄子孙有传统中国文化的自信。我们期待有一天，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江浙沪的土地上将出现新一代对中国社会进步以及对世界文明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名人和文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