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要表现真情实感，也必然包含着一定的道德诉求，这本是文艺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解构理念与商业化、娱乐化大潮的冲击下，有些文学作品却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势与趋向：真情难求，是非难辨，缺乏对爱的呼唤与对善的牵引，文学的精神指向与终极关怀飘忽不定，模糊不清。近日细读赵韫颖的长篇小说《老娘泪》，感到不同凡响。
与当下许多类似题材的作品相比，小说不仅表现出作者直面罪恶与腐朽的胆识与勇气，艺术地体现出特定生存环境中灵与肉的搏斗，折射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新的价值与道德体系重建的艰难与困惑，而且鲜明地彰显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感化功能与道德诉求，对于人类社会正面而进步的精神价值——亲情与良知，给予了热烈的渲染与张扬。小说的精神内涵丰富而深刻，但最能引发读者深思的是：在法制社会中，除了法律的约束与惩戒外，亲情的感召与道德的规劝，难道不也是遏制罪恶、匡扶正义的重要因素吗？让社会道义诉求与艺术审美诉求并行不悖，让情感良知教化与艺术个性表现相得益彰，这是《老娘泪》作者自觉的审美追求。
“老娘泪”首先是亲情之泪。在人类诸多的血缘亲情关系中，母爱最圣洁、最无私，因而也是最可贵的。缺乏母爱与亲情的世界必定是一片生命的荒漠。在当下的阅读中，人们渴求于文学的，莫过于人间的真情。小说描述的是生长在大山中的母与子的故事。70多岁的程大娘是普通的山村农妇，含辛茹苦将儿子拉扯成人。儿子程雨来大学毕业后春风得意，但在省行信贷处长的岗位上由于非法放贷1200万元而东窗事发，警察的追捕与罪犯的追杀，使程雨来惶惶不可终日，走上了亡命与追款的不归路。为了能让儿子减轻罪恶，投案自首，程大娘拖着病弱的身体，开始了千里寻子投案的苦难历程。难以言表的屈辱与风险，难以言表的愁苦与悲伤，可谓千里老娘泪，千里寻子情。作者赵韫颖在《创作谈》中说：“这世上有一个不孝的儿，就得有一个遭罪的娘。作为母亲，最悲哀的就是她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倒了下去。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无法承受。这是如血如肉如骨的母子情啊。”爱恨交加，悔恨交加，儿子的犯罪是母亲的灭顶之灾，亲生骨肉的血缘之情难以割舍，绝望中的母亲总是祈盼着能为儿子做些什么，真可谓：“娘奔死”是为了“儿奔生”。程大娘的亲子之情是强烈而丰满的，这就使得她千里寻子的不凡举动在文学描写中既生动感人，又真实可信。小说的结局是全部故事情节与人物情感演进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程雨来在母亲的感召下投案自首了，一颗罪恶的灵魂终于迷途知返。“娘，我再也不敢了。”这是小说中母子间的最后一句对话。在作者看来，她在作品中虽然着力描写的是一个母亲，但要的就是最后这句话，作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老娘泪”又是良知之泪。良知是道德评价的一种内在形式，是一种深藏内心深处的使命与职责，它包含着人类亲善的本性，也包含着是非判断与道德选择。“良知”虽然属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范畴，但仍然具有不可抹杀的现代价值。在《老娘泪》中，这种良知是以十分朴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儿子事业有成时，母亲就告诫他：“大病从痧起，大贼从瓜起。常进山免不了碰虎。真要日子过到了刀尖上，那血盆子可就在眼前了。”当儿子以身试法、侵吞国家钱财时，母亲深明大义，那就是“欠账还钱”。程大娘寻儿投案，除了母爱深情的驱使，就是认得这个理。这是一位普通母亲的良知，它使得母爱更加深沉、博大与有力。作者所着力渲染的母爱与亲情，由于注入了良知这一伦理道德的内涵，而得到了理性主义的升华。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小说中推崇母爱与亲情，并常常为之情不自禁，但作者的笔触始终是理性与清醒的，她并不迷信亲情与道义的社会功能是至上与无限的。因此程雨来的自首与忏悔，固然与母爱的感召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法律的尊严与威慑无疑是重要的背景与基础。在小说中，作为正义执法力量的代表——刑警队长石诚的所作所为，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的演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文学思维判断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使小说所呈现的文学画面具备了现实与逻辑的依据。
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特色与基调的概括，我们不妨去引用作家在《创作谈》中的一段话：“是生活中许许多多艰难而又坚强地支撑着的母亲们让我感动。我调动起我全部的生活积累去感悟母亲的胸怀、母亲的悲伤、母亲的祈盼、母亲的倔强。许多事不必问为什么，她是母亲！那远山的风雨啊，如母亲的泪，如母亲的爱……《老娘泪》是一篇母亲颂，它虽然表现于小说的叙事，但它更像是一部长篇抒情诗，母亲是主人公，母爱是作品的灵魂！”细心的读者可以品味出，为了突出人物的情感力量，作者有意地放弃了现代小说创作惯用的心理分析与象征暗示等手法，而通篇保持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白描手法。直白流畅的叙述语言与带有东北方言特征的人物对话，多维的情节推进与平白的场面铺陈，都在为人物的情感与命运归宿而推波助澜。阅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引发读者自身的情感经历与生命体验。掩卷沉思，读者也仿佛经历了一次由母爱与亲情相伴的温馨难忘的旅行。
《文艺报》2006年9月26日（与赵云鹤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