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创作是安徽文学界的优势项目之一，这种评价与定位应该是客观而确定的。特别是至今仍活跃在文学创作一线的中青年作家，其中的佼佼者如潘军、季宇、许辉、李平易、熊尚志、严歌平、许春樵、舟扬帆、程鹰以及潘小平等，他们都有过中篇小说创作的经历与收获，他们往往以某部中篇作品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与叙事策略，并借此赢得读者与评论界的关注与认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篇小说创作，充实与提升了安徽当代文学的艺术境界与审美品位，其中的一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贴近生活与关怀人生，是安徽当代中篇小说的整体风格。在欲望化生存状态下拯救现实人生的意义，挽留沉浮飘忽的审美情怀，成为当下众多作家的理性选择与价值追求。而当代纷扰精彩的现实生活场景，恰恰为那些敏锐而富有才情的作家捕捉新的题材、实验新的手法与拓展自由想象的空间提供了机遇。作为既有一定容量又能适应当代快捷的阅读节奏的中篇小说，在贴近生活上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文体优势。季宇是一位敏锐而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当年曾以中篇小说《当铺》而一举奠定自己的文学叙事风格。近年发表的《最后期限》《猎头》《王朝爱情》等又深受同行的关注。其中《猎头》这部小说从当代人类的精神高度与道德诉求出发，表达了“猎亦有道，做人更得有道”的思想旨意，这是古老而传统的道德指向，却彰显出鲜明的当代意识。许辉的中篇小说是有独到之处的，笔者亦尤为欣赏其举重若轻的小说风范，《夏日的公事》应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一方面以冷静而平实的叙事风格，表现了作家对现实主义写实精神的孜孜守护；而另一方面作品所洋溢的反讽意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喜剧性风格，却令人不得不将其与新写实等当代性小说的审美趣味联系起来。《夏日的公事》既是荒谬的，又是真实的。以后诸如《康庄》《地道》以及近年发表的《1984年的丑男》等，也都昭示着作家在小说思想境界与艺术价值上的自我提升。许春樵的中篇小说虽然没有他的长篇小说那样显眼，但同样表现出针砭时弊的价值取向与犀利辛辣的文学锋芒。在《找人》中，作家以深刻冷峻的笔调，揭示商品大潮对人性的冲击与腐蚀，表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愤世嫉俗成为作家诸多中篇小说的母题。在近几年来安徽中篇小说的创作中，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潘小平的《偶然事件》、孙志保的《黑白道》、舟扬帆的《我的同学宋元明》、曹多勇的《好日子》、钱玉贵的《遭遇城市》、白希的《黄龙岗》、郭明辉的《一个人的陷阱》、赵宏兴的《我走了》、苗秀侠的《遍地庄稼》以及余同友的《夏娃是什么娃》、韩旭东的《二丫的暑假生活》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仍然是现实关怀与人性关怀。它们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商品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遭际来展开的，欲望与理性的冲突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作品中人物性格生成与变化的背景与依据。其中《好日子》所透视的主题是发人深省的：如何面对金钱的魔力所导致的伦理的倾斜与丧失，好日子不能以牺牲人格为代价。
新的创作理念与新的艺术手法的不断实验与运用，使安徽中篇小说既保持着贴近生活与关怀人生的整体品格而又风采各殊。潘军的小说是独树一帜的。这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总是以高度自觉的小说意识与孜孜以求的文本实验而不断超越自我。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可能表现在长篇小说上，但他的诸多中篇小说同样精彩纷呈。一部《重瞳》的文本价值也许已经超越小说文体自身，那种对历史文本的文学解构，不仅是对传统历史题材规范的有意义的反拨与突破，更寄寓着作家对当代人文学科某些前沿理念的探问与求证。这样，“楚汉相争”这一传统的文学题材自身就显得不甚重要了，可贵之处在于作家对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创造性的文学解读。这个与众不同的项羽之所以能在小说阅读中获得真实性的确证，那是因为作家的心灵真实与情感真实在小说的审美再造中已经与对象融为一体而难解难分。令人可喜的是，安徽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在小说理念当代性的追求上勇于尝试。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特殊状态与未名状态的浓厚兴趣与艺术观照，表现出一个当代作家应有的素质和潜力。他们笔下的小说场景，未必是生活真相的全部写照，但的确是作家一种生活状态与情绪状态的个性化体验。李国彬的中篇小说《罗拉》在题材与手法上的探索是富有现代感的：作家的笔触直接深入到当代人的精神病理层面，大胆剖析抑郁症患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揭示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焦虑和精神危机，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相互拯救，作家的忧患意识与终极关怀由此而强烈突显。同样，张子雨的《补钉》也是耐人寻味的，故事简单而新鲜：道歉公司的王牌业务员用道歉方式去挽救自己已经打上“补钉”的婚姻，而“补钉”正是当代社会中个人欲望与道德理性碰撞中所必然付出的人生代价；“补钉”是残缺的标志，而当代人本来就不相信生活是完美的。值得庆幸的是，张子雨笔下的年轻男女并没有在迷乱中自生自灭，他们虽然面临着难以抗拒的物质诱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仍然恪守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准则，他们在探索中成长与成熟。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是值得认同的。
还应该看到，安徽当代的中篇小说大都凝聚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譬如皖南作家李平易、程鹰的创作，就显然受到徽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前者的《老龟煮不烂》与后者的《余韵》等作品，都含有浓郁而厚重的徽州民俗风情与文化底蕴，读来让人意味深长。这些在故乡的山水中汲取生命力与想象力的作家，也正是以自己的勤劳与丰收，来作为对故乡父老乡亲的报答与感恩。
《安徽日报》2007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