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站在山洞口望着飞机。轰炸机这时飞得很高，像一支支迅疾而凶险的箭头，引擎声把天空震得像要裂开似的。它们的外形真像鲨鱼，罗伯特·乔丹想，像墨西哥湾流里宽鳍尖鼻的鲨鱼。但是这些飞机银翼宽阔，隆隆作响，飞转的螺旋桨在阳光中形成一圈圈光晕，它们的行动可不像鲨鱼。它们的行动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它们像机械化的死神在行动。
你应该写作，他对自己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再拿起笔来。他觉得玛丽亚紧握着他的胳臂。她正仰望着天空，他就对她说，“你看飞机像什么，美人儿？”
“说不上，”她说。“我看像死神吧。”
“我看飞机就是飞机，”巴勃罗的老婆说。“那些小飞机哪儿去了？”
“可能正打别的地方飞过去，”罗伯特·乔丹说。“轰炸机飞得太快，等不及那些小飞机，就单独回来了。我们的飞机从不越过火线去追击它们。没有足够的飞机去冒这种险。”
正在这时，三架组成V字形的海因克尔战斗机在林中空地上空朝他们低飞而来，差点儿擦到树梢，就像嘎嘎作响的、机翼倾斜的、头部瘦削的难看的玩具飞机，突然可怕地扩大到它们的实际尺寸，在呜呜的吼声中一掠而过。它们飞得那么低，以致他们全都能从洞口看到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驾驶员，以及巡逻队队长脑后飘拂的围巾。
“这些飞机能见到马儿，”巴勃罗说。
“它们能见到你的烟头，”妇人说。“把毯子放下。”
没有别的飞机再飞来。其余的一定越过了远处的山脊，等隆隆声消失了，他们走出山洞，来到户外。
天空这时显得空旷、高阔、蔚蓝、明净。
“看了这些飞机，好像做了场梦，现在醒来了，”玛丽亚对罗伯特·乔丹说。当飞机声弱得几乎听不到之后，连最后难以觉察的嗡嗡声都消失了，这微弱的嗡嗡声像手指轻轻碰了你一下，放开后又碰一下。
“这不是梦，你进去收拾一下吧，”比拉尔对她说。“怎么办？”她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我们骑马，还是走去？”
巴勃罗望着她，哼了一声。
“随你便，”罗伯特·乔丹说。
“那我们走去吧，”她说。“我想走走，对我的肝有好处。”
“骑马对肝有好处。”
“对，但屁股受不了。我们走去，你——”她转向巴勃罗，“到下面去点点你的牲口，看看有没有跟飞机飞掉。”
“你要弄匹马骑骑？”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
“不。多谢。那姑娘怎么办？”
“她走走也好，”比拉尔说。“她身上太多的地方快僵硬了，要没用啦。”
罗伯特·乔丹觉得自己的脸红了起来。
“你睡得好吗？”比拉尔问。她接着说，“她的确没有病。本来是可能有的。我不知道怎么会没有。说不定终究还是有天主的，尽管我们把天主废了。走开，”她对巴勃罗说。“这跟你不相干。这是比你年轻的人的事。人家可不是你那种料。走吧。”接着又对罗伯特·乔丹说，“叫奥古斯丁看守你的东西。他一来我们就走。”
这是个晴朗、亮堂的日子，阳光下，这时暖洋洋的。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脸色棕褐的大个子女人，她长着一双和善的相距很宽的眼睛，一张大方脸上有了皱纹，难看却不令人讨厌，目光喜洋洋的，但嘴唇不动时，脸色是悲伤的。他望着她，接着望着那体格魁梧而呆头呆脑的男人，这时正穿过树林，走向马栏。那妇人也望着他的背影。
“你们做爱了？”妇人问。
“她说了什么？”
“她不肯告诉我。”
“我也不肯。”
“这么说你们做爱了，”妇人说。“你要尽量体贴她。”
“如果她怀了孩子怎么办？”
“这不会有害处，”妇人说。“这反而好些。”
“这儿可不是合适的地方。”
“她可以不呆在这儿。她可以跟你走。”
“那我能上哪儿去呢？我不能带着一个女人去我去的地方。”
“谁知道？你也许会带着两个人去你去的地方呢。”
“这话说到哪儿去了。”
“听着，”妇人说。“我不是胆小鬼，但我在大清早看问题非常清楚，而且我想，我们眼前活着的熟人中有许多再也活不到下一个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天。”
“得了吧，”罗伯特·乔丹说。“下星期天还远得很。我们能活到星期三就没问题了。但我不爱听你说这种话。”
“每人都得有个可以谈谈话的人，”妇人说。“从前我们有宗教和那一套劳什子。现在谁都得找个人可以坦率地谈谈，因为尽管一个人勇敢得不得了，也会觉得非常孤单。”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大家在一起。”
“看到那些飞机就叫人上心事，”妇人说。“我们根本对付不了这样的飞机。”
“可是我们能打垮他们。”
“听着，”妇人说。“我向你袒露我的悲哀，可别以为我决心不够。我的决心可从没出过毛病。”
“太阳一升起，悲哀就消散。悲哀就像迷雾。”
“这很清楚，”妇人说。“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看来是讲了关于巴伦西亚的那套蠢话的缘故。加上讲了去看马儿的那个窝囊废的缘故。我讲了过去的事，使他很伤心。杀了他，行。骂他，行。伤他的心，可不行。”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的？”
“别人怎么会在一起的？运动开始时，而且还在运动开始以前，他都算条汉子。当真的汉子。现在可完蛋了。塞子拔了，皮袋里的酒就全流光。”
“我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你，而且有道理。昨晚我跟他睡觉。”这时她笑了笑，并摇摇头。“我们眼前不谈这个，”她说。“我对他说，‘巴勃罗，你干吗不干掉这个外国佬？’
“‘他是个好小伙，比拉尔，’他说。‘他是个好小伙。’
“因此我说，‘你现在明白我作主了？’
“‘明白了，比拉尔。明白了，’他说。后半夜我听到他醒来，在哭。他哭得气急，难听，就像肚子里有头野兽在折腾似的。
“‘你怎么啦，巴勃罗？’我对他说着，把他抱住了搂着。
“‘没什么，比拉尔。没什么。’
“‘不。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这伙人，’他说，‘这伙人就这么抛弃我。’
“‘对，可是他们支持我，’我说，‘而我是你的女人。’
“‘比拉尔，’他说，‘想想火车吧。’他接着说，‘愿天主保佑你，比拉尔。’
“‘你提天主干吗？’我对他说。‘话能这么讲吗？’
“‘是的，’他说。‘天主和圣母马利亚啊。’
“‘什么话，天主和圣母马利亚，’我对他说。‘能这样说话吗？’
“‘我怕死啊，比拉尔，’他说。‘你明白吗？’
“‘那就从床上滚开，’我对他说。‘我、你和你的害怕没法挤在一张床上。’
“跟着他害臊了，不做声了，我就睡着了，但是，伙计，他这人完了。”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我这大半辈子不时也有这份悲哀，”妇人说。“可不像巴勃罗的悲哀那样。它影响不了我的决心。”
“这我相信。”
“那也许像女人生孩子时的阵痛，”她说。“也许算不了一回事，”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对共和国有很大的幻想。我坚决相信共和国，我有信心。像那些信教的人相信奇迹，我热烈地相信共和国。”
“我相信你。”
“你也有同样的信仰？”
“信仰共和国？”
“是啊。”
“是的，”他说，希望这是真话。
“我很高兴，”妇人说。“那你不怕？”
“不怕去死，”他据实说。
“可怕别的？”
“只怕完成不了我应该完成的任务。”
“不怕当俘虏，像上次那个人？”
“不怕，”他据实说。“怕了这个，思想包袱会大得什么也干不成。”
“你是个很冷静的小伙子。”
“不，”他说。“我不这样看。”
“就是。你头脑非常冷静。”
“我只是对工作考虑得很多罢了。”
“难道你不喜欢生活享受？”
“喜欢。很喜欢。但是不能妨害我的工作。”
“你喜欢喝酒，我知道。我看到了。”
“是的。很喜欢。但是不能妨害我的工作。”
“那么女人呢？”
“我很喜欢女人，但我不怎么把她们放在心上。”
“你不在乎她们？”
“在乎。人们说女人能打动你的心，可我还没找到一个女的能打动我的心。”
“我看你在撒谎。”
“可能有点儿。”
“可你在乎玛丽亚。”
“是的。突然地非常在乎。”
“我也是。我非常在乎她。是的。非常。”
“我也是，”罗伯特·乔丹说着，能感到自己的嗓音变得嘶哑了。“我也是。是的。”把话说出来使他很畅快，他用西班牙语正经八百地说这话。“我非常在乎她。”
“我们见了聋子后，我让你跟她单独在一块。”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没有必要。”
“不，伙计。有必要。时间不多啦。”
“你在手上看出了？”他问。
“不。忘了手相那套胡扯吧。”
她已不再考虑这件事和所有可能对共和国不利的事。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他正望着玛丽亚在山洞里收拾碗碟。她擦擦手，转身对他笑笑。她没法听到比拉尔在说什么，但是她对罗伯特·乔丹一笑，黄褐色的脸上透出深深的一阵羞红，接着又对他笑笑。
“还有一天，”妇人说。“你们过了一晚，但还有一天。明摆着不会有我当初在巴伦西亚时的那种豪华的享受。但你们可以采些野草莓什么的。”她哈哈笑了。
罗伯特·乔丹用一臂搭在她的宽肩膀上。“我也在乎你，”他说。“很在乎你。”
“你是个地道的猎艳能手，”妇人说，这时被这种亲热表示弄得很窘。“你快要在乎每个人啦。奥古斯丁来了。”
罗伯特·乔丹走进山洞，直走到玛丽亚站着的地方。她望着他向自己身边走来，眼睛亮亮的，脸颊和脖子又涨红了。
“喂，小兔子，”他说着，吻她的嘴。她紧紧地拥抱他，凝视着他的脸说，“喂。噢，喂。喂。”
依旧坐在桌边抽烟的费尔南多站起来，摇摇头，捡起靠在洞壁的卡宾枪就走出去。
“真不成体统，”他对比拉尔说。“我不喜欢这样。你该管管这姑娘。”
“我在管，”比拉尔说。“这位同志是她的未婚夫。”
“噢，”费尔南多说。“假使是这样的话，既然他们订了婚，那我认为就是完全正常的了。”
“我很高兴，”妇人说。
“我也一样，”费尔南多庄重地表示赞同。“再见，比拉尔。”
“你上哪儿去？”
“去上面的岗哨接替普里米蒂伏。”
“你这该死的上哪儿去？”奥古斯丁这时走上前来，问这个庄重的小个子。
“去值班，”费尔南多庄严地说。
“你的班，”奥古斯丁嘲弄地说。“我操你奶奶的班。”接着他转向那妇人，“要我看守的这说不出名堂的可恶的劳什子在哪儿呀？”
“在山洞里，”比拉尔说。“装在两只背包里。你的下流话叫我腻烦。”
“我操你奶奶的腻烦，”奥古斯丁说。
“这么着，去操你自己吧，”比拉尔不温不火地对他说。
“你的妈，”奥古斯丁回答。
“你从来没妈，”比拉尔对他说。这些骂人话在形式上达到了操西班牙语骂人的极点，所表达的行为从不明说而只作暗示。[1]
“他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奥古斯丁这时好像在问自己的心腹似的。
“没什么名堂，”比拉尔对他说。“我们毕竟在春天，畜生。”
“畜生，”奥古斯丁说，玩味着这个词儿。“畜生。那你呢。你这婊子中的大婊子养的。我操它奶奶的春天。”
比拉尔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你呀，”她说着，声音洪亮地大笑。“你骂人翻不出花样。但劲头挺足。你看到了那些飞机？”
“我操那些奶奶的飞机引擎，”奥古斯丁说，点点头，咬咬下嘴唇。
“这才有点儿意思，”比拉尔说。“真有点儿意思。但干起来真不容易。”
“那么高，是不容易，”奥古斯丁露齿笑笑说。“那还用说。不过还是说说笑笑的好。”
“是啊，”巴勃罗的老婆说。“说说笑笑要好多了，你这人不错，说笑挺带劲。”
“听着，比拉尔，”奥古斯丁认真地说。“要出事了。难道不是真的？”
“你看情况怎么样？”
“糟得不能再糟了。那些飞机可不少啊，太太。可不少啊。”
“那你跟所有其他人一样，也给飞机吓着了？”
“什么话，”奥古斯丁说。“你看他们打算干什么？”
“听着，”比拉尔说。“根据这小伙子来炸桥的情况看，明摆着共和国在准备发动进攻。看这些飞机，明摆着法西斯分子在准备迎战。但是干吗把这些飞机亮出来呢？”
“这次战争中蠢事不少，”奥古斯丁说。“这次战争愚蠢得没了边。”
“这很清楚，”比拉尔说。“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这儿啦。”
“是呀，”奥古斯丁说。“我们泡在这种蠢事里头现在已有一年了。不过巴勃罗是个挺有头脑的家伙。巴勃罗诡计多端。”
“你干吗说这种话？”
“我有这个看法。”
“但你该明白，”比拉尔解释说。“现在靠诡计来挽救局势已经太晚，而他已经没头脑了。”
“我明白，”奥古斯丁说。“我知道我们得撤走。既然到头来我们必须打胜了才能活下去，就必须把这些桥都炸掉。但是尽管巴勃罗现在成了胆小鬼，他还是很机灵的。”
“我，也机灵。”
“不，比拉尔，”奥古斯丁说。“你不机灵。你勇敢。你忠诚。你有决断。你一眼就能看透人事。很有决断而心肠很好。但是你不机灵。”
“你认为是这样？”妇人若有所思地问。
“对，比拉尔。”
“那小伙子很机灵，”妇人说。“机灵而冷静。头脑非常冷静。”
“对，”奥古斯丁说。“他一定很在行，不然人家不会要他来干这个。但是我知道，他不机灵。巴勃罗，我知道是机灵的。”
“可是他吓破了胆，成了废物，撒手不干了。”
“但机灵还是机灵。”
“你认为怎么样呢？”
“没什么。我要明智地考虑一下。此刻我们需要明智地行事。炸桥之后我们得马上撤走。一切都得有个准备。我们必须确定去哪儿，怎么走。”
“当然。”
“要这么干——需要巴勃罗。这件事必须干得机灵。”
“我信不过巴勃罗。”
“在这件事上，要信任他。”
“不。你不知道他垮到了什么地步。”
“不过他很机灵。这件事我们如果干得不机灵，就他奶奶的完蛋了。”
“我要把这件事考虑一下，”比拉尔说。“还有一天时间可以考虑。”
“要炸桥，靠这小伙子，”奥古斯丁说。“这方面他准懂。瞧那个安排炸火车的，干得多出色。”
“是啊，”比拉尔说。“一切确实全是他安排的。”
“魄力和决断要靠你，”奥古斯丁说。“但是活动，要靠巴勃罗。撤退要靠巴勃罗。现在强迫他研究这问题吧。”
“你是个明智的人。”
“明智，是的，”奥古斯丁说。“但是不精明。精明，要靠巴勃罗。”
“他害怕得什么似的，也行？”
“他害怕得什么似的，也行。”
“你认为炸桥这事怎么样？”
“这是必要的。这我知道。有两件事我们必须干。我们必须离开这儿，我们必须打胜仗。炸桥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要打胜仗的话。”
“巴勃罗这么机灵，为什么他看不到这点？”
“因为他软弱，就想保持原状。他宁愿软弱，呆在旋涡里。但河水在涨。形势逼迫他非改不可，他也会随着变得机灵的。他十分机灵。”
“幸好那小伙子没把他干掉。”
“得了吧。昨晚吉卜赛人要我来干掉他。吉卜赛人是畜生。”
“你也是畜生，”她说。“只是明智而已。”
“我们俩都明智，”奥古斯丁说。“但是能干的是巴勃罗！”
“可是叫人受不了。你不知道他垮到了什么地步。”
“知道。但是是个能干的家伙。听着，比拉尔。要发动战争，只需要明智。但取胜，就需要人才和物资。”
“我会好好考虑的，”她说。“我们现在得动身了。我们迟了。”接着她提高了嗓门。“英国人！”她叫喊。“英国人！快，我们走吧。”
注释：
[1]这些西班牙词汇，作者用动词besmirch（玷污）、befoul（同义），名词milk（奶水）、obscenity（淫秽）等来表达，可惜在译文中只能挑明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