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众多的科技精英，惠普产品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上世纪70年代，除了继续保持在电子检验和测量仪器系统市场的领先地位，惠普又全力开拓数据处理及计算机产品、电子医疗仪器、化学分析产品等系列。日。年代进军打印机市场，1984年推出了第一台激光喷墨打印机，到1994年共卖出3000万台打印机。90年代末，惠普成为仅次于IBM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
纵观惠普成长的历史，从它创业到发展再到兴旺，特曼教授提出的建议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给“硅谷之父”出了不少好点子，举荐了许多人才，不愧为惠普公司的“开山贵人”。
进取者更易得到贵人相助
贵人不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身努力得到贵人的赏识，贵人才会伸出援助之手，正所谓“天助自助者”，一个人如果才华横溢而又富有进取精神，那么贵人就会在不远处向他招手了。
香港富豪于品海三十出头时，就已经身价过亿了。他出身贫寒，靠白手起家成为商界新贵。白手起家往往需要贵人相助，才能一跃而起，那么是谁给了于品海这个机会呢？这个贵人就是《明报》创始人金庸先生。是全庸确定于品海为《明报》未来掌门人，才成就了于品海的大事业。
《明报》是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与其中学同学沈宝新于1959年创办的。当时金庸出资8万港元，沈宝新出资2万港元。时至今日，《明报》已是市值约10亿港元、盈利约1亿港元的大型报业集团。除《明报》外，该集团还有娱乐性的《明报周刊》、学术性的《明报周刊》。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茶会上，金庸突然宣布辞去社长一职，只留任《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并表示要彻底淡出江湖。
此消息一传出，立即有10多个财团上门洽谈收购金庸所持股份一事。先后有收购专家梁伯韬与出版奇人郑经翰合组的收购搭档；有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有香港财阀李嘉诚；有香港首席洋行怡和；还有澳籍传媒大王、《南华早报》大股东梅铎以及日本德间书局老板和他的顾问于品海。
于品海何许人？他乃一介寒士，1959年出生于香港一山东籍的海员家庭，靠勤工俭学才中学毕业。1977年，于品海前往加拿大沙省大学政治系求学，学成后回港，不久进入金庸旧属黄扬烈创办的侧经日拗>做国际电讯和翻译，月薪为2000港元。由于薪金太少，他于一年后离职到富丽华酒店做职员。
1985年，于品海以20万港元为资本，说服朋友韦家祥、麦永强等人投资80万港元，创办智才顾问管理公司。
同年8月，于品海做成智才的第一单业务，与日商合作，发展并管理桂林的漓苑酒店。智才只出资100万港元，就获得这家拥有200多个房间的酒店管理权，到后来直接成为它的控股公司。倾其所有做成的这单业务，智才获益不匪。
后来的几单生意，智才都是为日本财团来华投资提供服务。两年后，智才上市，市值已达6亿港元。短期内能达到这样的业绩，充分显示出于品海的经营才能。
于品海对事业十分执着，虽未能协助日本出版商谈妥《明报》收购事宜，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给“金大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经常陪金庸看戏，吃大闸蟹，不时大谈他的办报理念，令金庸十分开心。
1991年12月，于品海收购南海纺织不久，就与金庸进行商谈，他这次是代表自己要收购《明报》，而非为日本财团效力。于品海向外公布了他的“技术性收购”方案，当时金庸持《明报》60%股权，沈宝新持15%.其余为公众散股。按协议于品海从金、沈二人手中购入50%股份，需要现金4.53亿港元，但他不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怎么办？金庸惜才，帮他出主意。两人合组了“明智公司”，智才为第一股东，占60%股权；金庸注资1.8亿港元现款，换另40%股权。另外，于品海说服金庸购入智才所持的南海发展（前身为南海纺织）50%的股权，又出资1.6亿港元。两项相加，金庸共出资3.4亿港元，顶了于晶海购入《明报》50%股份的大部分账项。他只需另付1.13亿港元给金庸，就可把五成《明报》股权的款项还清。
他们完成第一次“技术性收购”后，第二次协议时又商定，金庸尚持有的25%《明报》股权自1994年12月1日起，分5次全部让给于晶海。
此后于品海出任《明报》集团副主席，到了1994年3月31日，《明报》集团宣布：自即日起查良镛（即金庸）与沈宝新退休，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职务，由于品海担任董事局主席，金庸任名誉主席。这一年，于品海才35岁。
4月于品海正式上任，并当选为香港报业公会主席。《明报》股价飙升，由每股4元涨到10港元以上，于品海所控的《明报》及南海发展，市值达40亿港元，于品海个人账面财富也由5亿多港元逾至13亿港元。
金庸在与于品海交接董事局主席一职时，曾发表讲话，称：“过去大约10年中，我热衷于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新闻事业、诚恳努力的年轻人，可以将《明报》交托给他。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量身订做’的，比我想像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他是在加拿大读政治经济系的，对传播事业至少热衷了10年，至于企业策划，那是天才。”
默默无闻的于品海得到了贵人金庸先生的相助而一跃成为香港商界的名人，这一方面源自于品海与金庸先生非比寻常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于品海突出的才华得到了金庸先生的赏识。看来找贵人自身还得有实力，正如“打铁还须本身硬”的俗语那样，有了才华自然会有贵人的鼎力相助。
巧妙利用名人效应
人们大多有从众意识，名人效应便是这种效应的体现。巧用名人作靠山，不但能扩大影响力，而且还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
许多时候你与名人只是一面之缘，但如果将这一面之缘的作用用到极致，那么他无形之中就成为了你生命中的贵人。
百事可乐问世于1898年，当时一位北卡罗莱纳的药剂师卡勒布·布拉空经过反复试验，调配出了这种味道独特的饮料。自从百事可乐问世后，它与老牌的可口可乐之间的市场争夺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后起之秀，百事可乐一直在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为争锋，百事可乐奇招百出，其中它在苏联及欧洲市场的开发上，曾经得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这位贵人的帮助。
进入20世纪60年代，百事可乐试图打垮可口可乐，为此当时的总裁斯梯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广告大战是其中一个主要战场，双方利用各种活动的机会，为各自的饮料大做形象宣传。可口可乐在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定的优势。
早在斯梯尔任总裁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美苏关系开始解冻，百事可乐就开始了向前苏联及欧洲市场进军。1959年美国政府批准在苏联莫斯科市举办“美国商品博览会”。对此，可口可乐公司反应迟钝，没有特别策划。而当时任百事可乐国际部经理的斯梯尔却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要精心部署。
莫斯科“美国商品博览会”召开的第一天，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陪同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到展厅。这是一次短暂而又难得的机会，许多记者瞄准了这一刻。斯梯尔从展台上拿出百事可乐，倒入精心准备好的杯中请赫鲁晓夫品尝。赫鲁晓夫高兴地一连喝了好几杯，记者们用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拍下了这一串珍贵的镜头。
“总书记喝百事可乐！”
赫鲁晓夫喝百事可乐的照片、图像通过新闻媒体立即传遍了前苏联的城乡，传遍了整个世界。苏联民众认为，总书记都喝的饮料，肯定不是一般的品位。在赫鲁晓夫的无意识“诱导”之下，前苏联呈现出竞相品尝百事可乐的消费热潮。
由于苏联民众喜欢喝百事可乐，莫斯科的“美国商品博览会”开过后，百事可乐公司立即着手办理“登陆”前苏联的相关手续，很快他们成了第一家获准在苏联销售产品的美国消费品公司。当可口可乐意识到错过良机时，百事可乐不久又被批准在苏联设立生产工厂。
利用占领苏联市场的有利条件，百事可乐接着向东欧各国进军。当时东欧各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附性很大，大多数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当时也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借助赫鲁晓夫喝百事可乐的潜在影响，斯梯尔很快打开东欧各国市场。
1980年，莫斯科承办第22届夏季奥运会，百事可乐意识到这又是一次塑造形象的好机会，凭借过去一贯的良好关系，百事可乐成功地赞助了本届奥运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它在前苏联的规模最大的西方消费品公司的地位。
奥运会期间，百事可乐的广告不停地在赛前、比赛间隙以及赛事结束时播出，全世界数十亿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百事可乐的广告，百事可乐一下子深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而开始不太重视此事的可口可乐，此时如梦方醒，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对方占尽优势，他们下决心要在下届奥运会上战胜对手。
百事可乐借助赫鲁晓夫的影响，为打开苏联及欧洲市场创造了条件，借助这种潜在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百事可乐公司始终保持着它在苏联及东欧饮料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因此，赫鲁晓夫算得上是百事可乐公司的一大贵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