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由江浙考察教育完毕，又回到北京，晋升为北京北郊劝学员[43]。在当时他的环境来说，那是个“优差”，职位虽低，大小是个“官儿”。
这是老舍第一次“从政”，也正是中国教育制度青黄不接的时期。他在这“小小的官场”里看到了很多奇离古怪的现象，后来就以那段经历，作了写《老张的哲学》的材料。
老舍这个“小教育官儿”，每月大概有近两百大洋的收入，生活也因此略有改善。可是他究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年后，辞职了。
“辞官”之后，他跑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国文[44]。课余之暇，他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45]。可算是他的“处女作”，但题目和内容到现在都没办法找到。
据他的老朋友宁恩承说，在南开使老舍最窘的是吃麻雀[46]。天津人以炸麻雀为“上菜”，所以教员伙食里时常有这一道菜。老舍认为麻雀小得可怜，不忍去吃。每次饭桌上有麻雀，就离座到外边去吃面，他称之为“麻雀之难”。
当时老舍舍“教育官”不为而就教职，真正的原因现在无稽可考，想象中可能是北洋政府的学务局相当腐败，无法相安下去[47]。
这时“政局”也很乱！
袁世凯虽死，官僚轮流执政，北洋军阀混战，仍然是一团糟。
孙中山又在广州组织了革命政府，和北政府对垒。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并且在嘉兴的鸳鸯湖画舫上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化界也相当热闹！保守派，改良派，民主自由派，马克思派等展开了大论战。
老舍这时候由天津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教育会做书记，同时还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兼两小时的国文课。每月收入只有四十几块大洋，生活又陷窘境，常在水火不济的时候，以典当度日[48]。
贫困并没阻止了他的“向上心”，做事之外，老舍还到燕京大学的校外课程部去读英文。在燕京，他认识了访问教授艾温士[49]，后来就是由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他才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去教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