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天，老舍到了英国，就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国语讲师。那年他二十七岁。
以老舍自己的说法，他远渡重洋去就业是为了学英文[50]。我想实际上可能是借此机会到外国去见世面，在人生旅程上多一些经历。
伦敦大学是“联邦制度”，总管理处属下有五十二个学院。东方学院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是在伦敦市内的芬斯波雷道（Finsbury Pavement），临街面公园。虽近火车站，但并不十分嘈杂[51]。东方学院里分成印度、阿拉伯、日本、中国等系。每系各有一个教授，也就是系主任；下设一位副教授（Reader）、一位讲师，如果人手不够，就到外边去请临时工。
当时中文系主任是教过宣统英文的庄士顿[52]。副教授是位女士，叫爱德华。讲师就是老舍。他这个讲师是东方学院所聘，与伦敦大学无关；也就是说，在英国学制上，这不算什么资历[53]。
东方学院的学生背景很复杂：有军官，有银行职员，有家庭主妇……年龄从十二岁到七十岁都有，只要交得起学费，就能上课，很像香港的什么语言专修班。
课程以语言为主。但学生另外想学什么，先生就得教什么。学生们要求的不一样，先生非分别“传授”不可。所以往往一个学生就得开一班。当时有个学生要学中医，老舍说：“这个我办不了。”庄“太傅”很不高兴。但老舍坚持不教岐黄术。“太傅”没办法，自己和那个学生对付了一学期[54]。
班次多，功课复杂，老舍的工作不算轻松。但学校当局所排的功课表还算合理，每星期都能轮到两天休息。一年平均起来有五个月的假期。假期中如果学生和先生两厢情愿，仍然可以开课，这份“束脩”就算先生的额外收入。不上课的日子，图书馆里相当清静，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就是在那里写的[55]。
老舍的年薪是三百五十镑。以当时的英国物价来说，这个待遇不算高。那时候剑桥和牛津的学生每年都要用到四五百镑。老舍以这每月三十镑的收入，除了在伦敦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还要寄回北京去奉养老母。所以他手头相当“紧”。除了本薪之外，我们只知道他给唱片公司做过国语录音，赚了些“外快”[56]。至于帮艾支顿[57]翻译《金瓶梅》能拿到多少钱，就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