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阅奏大悦，立即按范仲淹的建议下诏令颁行全国实施。这样，便开始了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历新政。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范仲淹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他亲自选拔一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巡视全国，检查地方官的政绩并如实上报中央朝廷。范仲淹根据各人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对不称职的加以降黜，将有才德的人提拔上来，一时吏风大变。
但是，庆历新政触动了一大批守旧的大官僚的利益，朝廷内外阴云密布，诬声四起。支持范仲淹的石介被诬陷有废立皇帝的阴谋，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被斥为朋党。一时流言满天，人心惶惶。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其他支持者也纷纷出京，范仲淹自知新政已无法回天，也带职去视察河东和陕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出贬邓州（今河南邓县）。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地失败了。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疾病发作，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毛泽东评点】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指韩琦）范（指范仲淹）并称，清曾（指曾国藩）左（指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骚骚比隆东汉焉。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摘》第59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激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金，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3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要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摘自毛泽东19167年8月1日对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在青年毛泽东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中，把它分成圣贤与豪杰两大类，并认为这两类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人格内涵是不一样的。豪杰主要是办事之人，他们尊奉圣贤之所重教，建功立业于当时，却难以穷究宇宙之真理，达不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完美境界。而圣贤不仅有智、有功、有力，而且能具德、明道、传教，他们既可以成为办事之人，还能成为改造人类灵魂、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在青年毛泽东眼里，范仲淹既是办事之人，也是传教之人，亦即既为豪杰，又为圣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谈到范仲淹，赞赏他幼时的为人和志向，对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一改五代纲维横决，使黎民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的教化之功深为仰幕。当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种圣贤创世、治世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已被彻底抛弃。
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他看到北宋积贫积弱的弊病，主持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推恩信、重命令、择长官十项救补世弊的改革方案。镇守陕西时他“胸中有数万甲兵”，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侵扰。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还是遭贬黜失意时，他都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社稷尽忠，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文赋和诗词。他的《岳阳楼记》堪称不朽之名篇。言情写景，堪称双绝，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他的词感情真挚，音调铿锵。《渔家傲》一词，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凉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情，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从词史上说，他的词是五代以来婉约词风转变的开端，虽然它还没有后来东坡词那样豪迈宏伟，也没有稼轩词那样豪爽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绵柔弱的词风。毛泽东认为范仲淹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就是指这个意思。
范仲淹立功、立德、立言于后世，可谓英名不朽，风范长存。
十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忧患天下的欧阳修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小传】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氏家族历为“庐陵大族”。然传至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时，家道开始中衰。欧阳偃尽管才高德望，但未能考中进士。其父欧阳观官运亦不亨通，虽然其为人敦厚，居职清廉，平生不治产业，一生也只不过做过两任推官和判官。欧阳修可谓出身寒微、贫贱。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母亲郑氏时年仅二十九岁。她为江南大族之女，平素知书达理。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只好投靠欧阳修在随州（今湖北随州）任推官的亲戚欧阳晔。
欧阳修自幼聪颖过人，求知似渴，但因家贫，不能入学受教。
欧阳修的母亲便用河边的获草为笔，以沙滩为纸，教欧阳修练字。因他博闻强记，读书则成诵，名播乡里。当时随州城内有李氏大族，藏书甚丰。欧阳修经常去李家借书抄读。有一次，他在李家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韩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当时尽管欧阳修还不能尽解文中要义，但阅后颇觉韩文气势雄伟，立意深远。欧阳修对此书爱不释手，逢人便称赞“学者当至此而止耳”。
欧阳修文宗韩愈，但当时宋代文坛流行的是雕饰典丽、内容空泛的西昆体。那时为韩愈、柳宗元所击败的骈文也重新抬头，并蔓延到表、章、奏、疏、书信中，被称为“时文”。欧阳修因此在应试中屡遭失败，他不得不重新思索，认识到当时非学“时文”、“西昆”不可。于是欧阳修乃回家埋头读书，“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皆穿蠹经传，移此丽彼，以为厚薄，惟恐不悦于时文。”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终于进士及第，从此步入宦途。
天圣八年五月，欧阳修被授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和西京留守推官。第二年三月，欧阳修到洛阳上任。他以文会友，斗酒成诗，悠游于骚人墨客之列，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他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时朝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誉满天下。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任职期满，被召入京，充任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来，他的结发之妻胥氏，续弦夫人杨氏及妹夫张龟政相继病逝。
但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家庭不幸而沉沦，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新政中。
当时，北宋朝廷积贫积弱，对外战争软弱无力，国内财政匮乏。范仲淹被调到京师主持政务，便力图革新朝政。他上书仁宗，指陈时弊，得罪了一批守旧官僚，而被谪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尹洙、余靖等人上书救范仲淹而被逐出馆阁。谏官高若讷仰承宰相吕夷简的鼻息，非但不主持正义替范仲淹论辩，反而竭力谗诋范仲淹。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写信给高若讷，饥讽他“身惜高官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降宰相以近刑祸”，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高若讷看后气急败坏，把欧阳修的这封信送呈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
欧阳修携老母寡妹，乘船沿汴入淮，再涉大江，历时五月至夷陵。在夷陵，欧阳修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翻阅，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欧阳修于是乃一一纠枉反直，惩奸创恶。尔后，欧阳修又移任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
康定元年（公元1040），宋夏战争正酣，宋军一败涂地。
宋仁宗大为恐慌，于是决定广开言路，内修政治。被贬饶州的范仲淹被擢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想起欧阳修因上书救自己而贬逐在外，于是奏请朝廷重新任用。但欧阳修坚辞不受。他推辞说：“从前我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还是同其退而不同其进较好吧。”
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欧阳修的校勘职务，他被任命为集贤院校理。
庆历年初，北宋内患外忧丛生，危机四伏。对此，宰相吕夷简束手无策。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下，宋仁宗欲更天下弊端，起用改革派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新政。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充任谏官，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那时，北宋仕途大开，每年通过科举考试，成百上千的文人士大夫涌入官场。尤其是恩荫，滥施旁支、直系、异姓甚至门客，使大批的地主阶级子弟涌入官场，连骑着竹马的小儿也为监宦。欧阳修对这种荫补制坚决反对。他主张精选官吏，杜塞滥源，因此提出了按察法。由朝廷派遣才高正直的官吏赴各地对州县官吏进行考察，评定其政绩，然后一一注明奏报朝廷，以供朝廷对官吏赏罚罢黜时参考。庆历三年，为人奸诈阴险的李淑竟从开封知府晋升为大学士，欧阳修立即上奏反对，结果李淑降知寿州（今安徽寿县）。对贪官污吏，欧阳修更是严惩不贷。边将葛宗古、王克庸、滕宗京贪污军费，中饱私囊，案发后，有些人认为边将身负重任，当从宽发落，而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他们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反而逾违不法，其罪在不赦，不严惩无以戒后。
范仲淹的新政，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谤诬声四起。他们攻击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蔡衰结为朋党，恶意中伤范仲淹“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被迫出为河东宣抚使。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罢政事状》，极力援救范仲淹，但无济于事。欧阳修又作《朋党论》进献仁宗，劝仁宗鉴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但终因守旧官僚反对，没有能挽救范仲淹。范仲淹出贬，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出使河东，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对边疆军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在代州、忻州等地让老百姓开垦禁地废田，使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粮食。
出使回来，欧阳修又奉命赴任河东都转运使，负责平定保州的（今河北保定）屯兵之乱。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党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十分愤慨。他向朝廷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外，我替朝廷可惜呀！”由于欧阳修在朝中刚劲正直。弹劾奸侫，为反对派所忌恨。他们借欧阳修妹妹的孤女张氏犯法下狱之机，罗织欧阳修的罪名。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今安徽涂县）知州，两年后移知扬州。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欧阳修又自扬州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是年颍州大旱，欧阳修立即奏免了颍州奉诏征调的万余民夫。又筑白龙沟，注西湖水以利灌溉，大为农业之利。又集资修桥，便利交通，还开办书院，发展教育。
欧阳修的这些举措，深得老百姓的称颂。
不久，欧阳修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期满，欧阳修回到朝廷，至此，欧阳修结束了十一年的谪居在外的生活。宋仁宗看到他头发都已发白，对欧阳修关怀备至。那些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怨怒，纷纷诬陷他，要求把他外放同州（今陕西大荔），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中止。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受命修《新唐书》。当时，宋祁已先修成《新唐书》的部分文稿，但都属列传。宋仁宗恐《新唐书》体例不一，因欧阳修的文章名扬天下。乃令欧阳修诠定其体例。欧阳修认为宋祁是自己的前辈，且各人意见不同，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之上呢？
于是对宋祁所修部分一字不改。书修成后，按旧制，《新唐书》立撰著者，唯列官位最高者一人，非欧阳修莫属。但欧阳修认为宋祁的撰述，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于是《新唐书》纪、志、表三者书欧阳修名，而列传书宋祁名。
当时宰相宋庠听说此事后，感慨万分，赞不绝口地说：“自古文人，好相凌相掩，像欧阳修这样胸怀坦荡，有谦虚的美德，前古未有。”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升任枢密院副使。他和曾公亮一道，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人数，详细准确地测定驻军的远近，重新编制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调派军队前往驻守。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调任参知政事，他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件大事协商出一个意见。欧阳修还成功地解决了英宗母子间的矛盾。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一日，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太后侍奉仁宗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天下。以前皇上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一些。欧阳修又劝说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的德政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天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太后不作声。此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