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曾诏欧阳修荐举可为相者三人。于是欧阳修立即荐举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三人。可以说，这三人与欧阳修都有嫌隙。早在庆历新政时，吕公著之父吕夷简打击排斥欧阳修甚力。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坚决反对欧阳修称皇考之说，而极力主张称皇伯。王安石在对经义的诠释方面，亦不苟同于欧阳修而坚持己见。但欧阳修不计吕公著的前嫌后隙，对司马光尽忘其政见不同，对王安石则允许学术观点歧异。欧阳修以才德知人，不念私仇己怨，为后人所称颂。
欧阳修执法严明，大义灭亲。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其妻薛氏之弟薛宗孺因罪被劾，企图通过姻亲，以欧阳修的地位而得到赦免。但欧阳修不但不为其开脱罪责，而严加洽罪。薛宗孺终被免官。因此薛宗孺怀恨在心，伺机对欧阳修加以陷害。不久，薛宗孺诬陷欧阳修与长媳吴女有不正常的关系。那些对欧阳修有所怨恨的小人群起而动，传播谣言，扩大事态。虽此事纯属子虚鸟有，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
但欧阳修决心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出任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欧阳修奉诏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第二年又迁蔡州（今河南汝南）。这些在欧阳修的心目中已不重要。他魂牵梦绕的还是那想象中归退后的颖州。
熙宁二年，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开始推行著名的变法。由于欧阳修远离朝廷，又整日为剪不断的归颖之思所苦恼，他根本没有在意这场急骤的变革。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曾连续献上《言青苗钱第一札子》和《第二札子》，就自己在青州所见推行青苗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请求处理。这反映了他对新法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到颖州安度晚年。他继续诗文创作和考辨古史，还悉心整理和修订自己的文集。他又自取了一个新的别号——“六一居士”。熙宁五年（公元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这位老翁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死后，他被谥为“文忠”，留下了《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杂著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筒十卷。
【毛泽东评点】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摘自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朋党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苻坚）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
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看什么新进。起（白起）、翦（王翦）、颇（廉颇）、牧（李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裹、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摘自毛泽东读欧阳修的《为君难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4—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摘自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新唐书》的评价，引自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7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鉴赏】
欧阳修被称为一代文宗，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
北宋，早自建国之初，就已有诸如柳开、穆修、王禹偁等人对晚唐、五代以来泛滥于文坛的浮靡风气表示不满和反对。他们慨叹“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指责“秉笔多艳治”的不良文风，主张“革弊发古”，继承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提倡“孔子、孟子、扬雄、韩愈之道之文”等。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呼喊，还显得声音微弱；他们打出了诗文革新的旗号，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始出现波澜壮阔的局面，是在仁宗以后，欧阳修生逢其时，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领袖作用。
欧阳修自天圣年间步人仕途，就在西京与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人集团。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并开始从声势上压过盛极一时的时文“西昆诗”。欧阳修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其后几十年间，一直给尹洙、梅尧臣、苏舜钦以支持，推崇并扩大他们的声望和影响。
北宋诗文革新的兴起，是与统治集团内部不断酝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相密切联系的。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至明道二年（1033年），朝廷两次下诏提倡散文，也都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欧阳修有意地把文体革新同政治上的改革结合起来，从而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引向深入。欧阳修在理论上提出了“道胜者，久不难而自至”，“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欧阳修所谓的“明道”、“知古”，表面上不过是继承古代儒家之道，实际上却是借以确定一种与当世污浊风气相对立的守身处世原则。要求诗文表现这样的内容，自然具有“致用”的目的，具有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意义。欧阳修以古文、诗歌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用古文、诗歌作为武器，向奸侫误国者表示不满和抗议，对谗言惑众、趋炎附势者的卑劣行径加以指斥。
仁宗嘉祜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为礼部贡举。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号为“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斥，贬抑这种文体，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这件事情结束后，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得知欧阳修出门，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街上的护卫无法制止。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却从此得到了改变。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爱惜人才，重视人才的荐举和对后进的奖掖。他为曾巩应试落第深感不平。后来嘉祜二年（公元1057年），他亲自将曾巩连同当时同样不为人知的苏轼、苏辙兄弟，一并擢为进士。苏轼的父亲苏洵，为眉州布衣，科举不中，欧阳修赏识他“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也予以推荐。欧阳修还多次引荐王安石，称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厚，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曾巩、三苏和王安石，在欧阳修之后，都成了宋代著名的古文大家。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和文坛、诗坛，对于巩固和扩大诗文革新运动的阵地，对于北宋中叶以后诗文创作的繁荣，起到了骨干作用。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的政论文专就某事某人立论，现实性强，中心突出；一般以说理充分见长，却也不乏委婉变化之妙。王安石评价他的政论文“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他的题为“记”的文章，很少单纯记游、记事，往往重在抒情，或其中富有较多的理趣。《醉翁亭记》描写山水景色稍多，实际上也还是借以表“太守”的襟怀。他的书信，内容形式不拘一格。他被贬峡州时所写《与尹师鲁书》，情真意切，深婉细密；有名的《与高司谏书》虽有意抨击、声讨对方，却并不一味地怒颜厉色，而是从容不迫、条理明晰、鞭辟人里。欧阳修的散文还包括序、跋、祭文、墓志铭等形式。
吴充评价他的散文“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
相比而言，欧阳修的诗歌成就虽然没有他的散文成就高，但他的诗也独具风格。他的诗不用生辟的典故，不堆砌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奇巧的对仗，只描述眼之所见、心之所感，仿佛信手拈来一样，质朴而平易地表现生活。他还喜欢在诗中发表议论，以议论人诗，经常把议论同抒情、记事结合起来，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增加了诗的现实性，对于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诗风产生了较大冲击。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是一位大词人。
他的词在内容上多属于“金樽檀板”、“聊佐清欢”之类，但在艺术上，则继承和发扬了南唐冯延己一派清隽的风格，弃弃了花间派铺金缀玉、脂香粉腻的习气。欧词中有大量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也有不少写景之作和伤春、叹老、惜别之作。
欧阳修的部分即景抒情的词格调清新，但他词的创作因袭多，革新少，落后于他的诗、文的创作。
欧阳修在中国史学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二十四史》中就有他主编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他还有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
欧阳修从景祜年间（公元1034一公元1038年）开始修纂《新五代史》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成书，费时二十余载，如果将此后“精加考定”等功夫包括在内，则在三十年以上，几乎消耗了欧阳修的半生心血。
《新五代史》所获得的许多成就，几乎是举世公认的。欧阳修在考辨资料的基础上，订正了《旧五代史》及其他史著的不少失误。并且补充了旧史所缺漏的一部分珍贵资料，“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清人赵翼评价说：“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直。故所书事实，居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欧阳修恢复并发扬以古史设表的优良传统。在司马迁的的启发下开创了用表格谱列人物、重要事件的先河。为了将头绪纷繁的五代十国史清理得井然有序，欧阳修在大量考订工作的基础上，列了《十国世家年谱》。《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生动，足能与《史记》比肩。他以文豪大手笔修史，其文采自非一般史家所比，许多纪、传和论赞，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诸如“套”、“木拐”等当时流行的民间俗字俗语，也通过他的手，第一次被文人学者所采用。通观《二十四史》和《新五代史》文笔之出色，的确是罕见的。
欧阳修主持修订的《新唐书》诸“志”比《旧唐书》丰富得多，其中不少载述，补正了旧书缺误《新唐书·食货志》篇幅是旧志的几倍，其关于人口、租调制度的记载非常充分、《艺文志》添辑的内容，唐人文集的篇幅比旧志《经籍志》增加了四五倍。欧阳修还在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目录学、地理学等成果采录入史，并大大改进了史志的编撰体制。《新唐书·地理志》在体制上对旧志有很大改进。欧阳修又将旧书原附各道之下的“羁糜州”抽出，欧阳修还在两京之下，附载宫阙规模，以叙此前没有的都邑建筑制度。《新唐书·地理志》的体制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地理学的发展。
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新志作者善于将这些科学成果运用人史，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新唐书》还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兵志》和《仪卫志》以及前史几乎没有的《选举志》，唐代的府兵制度，《通典》等史籍全然不载。《新唐书·兵志》的内容虽未尽详，毕竟为府兵制的废置衍革、治乱兴亡之迹，提供了罕见的资料，并给后世诸史开创了新的范例。《选举志》则记述了教育史、官制史上十分重要的唐代学校科举与官吏铨选制度。
利用地下发掘和传世的金石遗文来考辨史传正误，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金石考据学。而迄今最早的一部金石考据学名著，就是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
《集古录》千卷所收金石文字，上起周武王，下迄五代；它们来自四海九州，名山大泽，有汤盘、孔鼎、歧阳鼓、会稽石及汉魏以来的桓碑、彝器等铭诗序记。
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既研究了某些朝代的典章制度，追溯了它们的渊源，补正了史传的许多缺误，也为当时和后世人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宝贵史料。欧阳修所集的金石遗文，包括籀、篆、分、隶、真、行、草等各种字体和历代著名书帖。这对研究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欧阳修继中唐以来“异儒”突起之后，破除章句的束缚，大胆从经义本身寻求旨义，对经籍的作者提出许多质疑，又从考据经籍扩展到考辨三传和《史记》等史书，并就某些传统的史学观念展开批判。从此，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怀疑先儒成见，重新考史解经的热潮。
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很欣赏，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其中对欧阳修的《朋党记》、《为君难论》都做了批注。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投之黄河，日：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他认为欧说“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观察问题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欧阳修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认识有其局限性。毛泽东凭借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加上他高屋建瓴的眼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要胜欧阳修一筹。
总而言之，欧阳修作为身居参知政事高位的大文豪，大史学家，他的作品及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后人，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十八、怒发冲冠流芳百世
——南宋名将岳飞
岳飞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也是我国人民极为熟知和深为景仰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很推崇岳飞，教育广大干部要像岳飞那样有骨气，要“以身殉志”。
【岳飞小传】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大举进兵南下，东西两路军会合于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城下，围困四十一天后，东京被金军攻破。第二年四月，金兵掳走宋徵宗、宋钦索，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建立“大楚”政权。北宋王朝至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宋徵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政权。宋高宗赵构所建立的南宋王朝，是腐朽的北宋王朝的继续。他登位伊始，就南迁流亡，以稳住自己的半壁江山，而不是组织兵马，收复失地，雪“靖康之耻”。对于金军的南下，更是胆战心惊。由于金军的不断南下，南宋朝廷中产生了投降派和主战派的激烈斗争。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害怕主战派取得胜利对他们不利，更害怕人民武装在抗金斗争中壮大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他们屈膝求和，破坏抗战，迫害主战派人物。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
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抗击金军，保卫南宋半壁江山，并率军北上．收复北方大片失地，虽然最后由于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幕。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他出生一个农民家庭，长期的艰苦生活磨炼了他不辞辛苦、刚毅顽强的性格。岳飞少时沉默寡言，有志气。
后随义父周同学骑射，研读《孙子兵法》，能挽三百斤的强弓，且能左右射击。后又随同乡人陈广学“技击”，无所不精，尤其是枪法练得出神入化。不久，金兵入侵，岳飞的家乡惨遭蹂躏，他目睹了金军的洗劫及其铁骑践踏中原的惨状，遂立志抗击金军，为他一生的抗金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