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帮助。在这些以色列人中，尤其要提到我的好朋友《晚祷报》的尤瓦·以利雷和他的夫人。他们看了原稿，我的那些观点和判断，无论他们认为有多大的偏差，都交由我作最后的处理；此外，他们还帮我及时纠正了几个至今想起还让我感觉汗颜的严重失礼之处。
还有一些以色列朋友——特别是那些已经离职的，以及仍然在职的情报部门的同行——同样值得我由衷地感谢，感谢他们给我的忠告和配合。同样，他们不要求我做出任何的承诺和保证，他们尊重我的决断。在此，我特别要感谢什洛莫·加齐特将军，他曾经担任过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位于贝尔谢巴的本—古里安大学的校长。在我的眼里，他永远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位进步文明的以色列战士和学者。此外，还有一些朋友，恕我无法在此公开他们的身份。
我还要感谢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莱克，我在米什肯努沙昂尼姆[2]逗留期间，得到了他的盛情款待；感谢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酒店的范斯特V先生和夫人：一对传奇式的夫妇；感谢贝鲁特海军准将酒店的老板和员工，他们在不可能的条件下，把一切都变成了可能；感谢阿布·赛义德·阿布·里什，贝鲁特最资深的记者，虽然他对我的意图一无所知，但却给与了我最慷慨的建议和忠告。
我要感谢的那些巴勒斯坦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成了俘虏，其余的，很有可能，四处漂泊，无家可归。在西顿的时候，那几个在楼上照顾过我，并在橘红色的小树林里陪我聊过天的青年战士；位于拉什迪耶和纳巴蒂耶聚集点的那些历经战火洗礼、百折不挠的难民们：根据我所听到的，他们的命运和我故事中的描述相差无几。
在西顿接待我的朋友，那位巴勒斯坦军事领袖，萨拉·塔马利，他一个人的经历，就可以写一本书。我真心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完成这份工作。眼下，先让我的这本书记录下他的勇气，以及我对他的感谢和帮助，他让我看到了一颗巴勒斯坦之心。
感谢陆军中校约翰·加夫，乔治勋章获得者，他帮助我了解到自制炸弹的危险和可怕，确保我不会因为一时大意而在书中提供制作炸弹的具体方法。感谢芬奇利的艾伦·戴有限公司，他们的杰里米·康沃利斯先生对那辆红色的奔驰车作出了专业的指导。
198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