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林徽因之后，金岳霖就一刻也割舍不下了。他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择林而居”，与梁家同住一院。他们一个在前院，一个在后院，只是各自有门出入。金岳霖比梁思成大6岁，比林徽因大9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他们的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很深。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晚年的金岳霖曾坦言说，自己无法割舍梁家的客厅，“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金岳霖对梁思成也很敬佩，他十分清楚他们俩的结合是天造地设的姻缘，他对林徽因的爱只是在精神层面游离着。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林两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甚至可以说是心心相印了。这样的“情投意合”梁思成怎么可能看不见，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维持下去的呢？关于这段情缘之谜，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以后才对外解开：“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这一席话解开了多少人的疑惑，而且事情从梁思成的口中讲出来更能证明他们的“清白”。他们三个人就是这样单纯、透明地相处和相爱着，高尚而纯洁，直接将这段情缘演绎为一段佳话，而不是争风吃醋、相互猜忌。金岳霖曾经宽慰他一个企图为爱自杀的学生时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
所以，为了她，或许是为了梁思成，也或许是为了忠于自己的爱，他以高度的理智战胜了自己，没有去奢求结局，而成全了林徽因的“圣洁无瑕”，成全了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成全了这段美丽的故事——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中已很少见这样痴痴的男人了。
链接一：徐志摩也爱林徽因
《再别康桥》柔情的诗篇至今在我们的课本中流传，徐志摩似水的柔情曾经让每一个读者感动。可是，除了柔情，他还有似火的激情。徐志摩是在伦敦与才貌双全的林徽因邂逅的，不禁为之倾倒。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缺不了金岳霖，也少不了徐志摩。也许是这样。
金岳霖、徐志摩与林徽因、梁思成之间都有过感情纠葛，但他们俩采取的行动却大相径庭。一个展现了诗人狂热的感情之火，一个展现了哲学家超人的理智和冷静。金岳霖终身未娶，也不曾对林徽因有任何越轨之举，他理智地超越了情感，与梁、林一生为友。徐志摩则感情放纵，没遮没拦，林徽因从伦敦回国，徐志摩就追到了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还说“销魂今日进燕京”。他满脑子林徽因，控制感情终究只是暂时的。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一架运送邮件的飞机由南京北上，准备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开设的中国建筑艺术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突遇大雾。飞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无法设想，假如徐志摩安全到了北平，与林徽因顺利接洽，此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他的“爱情”会不会如愿。徐志摩完全为诗人气质所驱遣，致使狂烈的感情之火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他验证了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金岳霖晚年回忆起徐志摩和林徽因时说：“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当然不是说他滑头……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 他说：“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
金岳霖理性地爱着林徽因，理性地欣赏着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天作之合。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情感细腻的诗人，他不能无视自己爱的欲望，最终勇敢地迈出了自己的一步。也许是上天铁了心要造就林徽因这位水晶雕像一般的女神——徐志摩失败了，而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林徽因的一生有思成相爱，有老金相知，就已足矣。
链接二：做官不如摆水果摊
金岳霖在前半生是个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这个“哲学动物”却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岳霖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金岳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金岳霖虽然入了党，但是没有做官。他曾当过清华哲学院的院长，那也几乎是“无为而治”。1955年，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岳霖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而不是靠奉承别人拉关系之类地活着。“在水果摊子上唱歌”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反映金岳霖内心中始终激荡着的独立自我的思想。
链接三：学“天书”的高才生
金岳霖除了在清华讲必修的逻辑学课以外，还开了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这门课程很困难，对很多学生来说就像“天书”，完全不知所云。即使在逻辑学已经有所发展的今天，没有点天赋也是很难学懂的，高等学府里这门课程也是冷门。选金岳霖这门课的学生自然很少，教室里就稀稀拉拉几个人，能搭得上话的更没几个。但其中有个比较突出的，叫王浩，金岳霖经常讲着讲着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往往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是一个颇有天分的学生，他1921年出生于山东，1936年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高中，但日寇的进犯使得他无法继续安静的学习。他曾经两次考取西南联大，第一次是经济系，可能是不符合理想吧，他没有去报到。1939年夏天，王浩又一次考取西南联大，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数学系录取。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无疑是一个奇迹。一群先生在最艰苦的物质环境下，培育出了中国最优秀的学生。王浩是这批优秀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冲着全校最艰难的课程去，选了金岳霖“天书”一般的符号逻辑，仿佛这样具有挑战性的课程才能让他有成就感。金岳霖是中国逻辑学的开拓者，王浩正是在他的逻辑课程中开始表现出过人的天赋的。然而王浩也并非是书呆子一类，在没有课的时候，他也喜欢找朋友玩，然后吃完午饭就去打篮球，号称“练盲肠”。可见逻辑学家做事，也未必全从逻辑出发。
1943年，王浩从西南联大本科毕业，进入清华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46年，王浩赴美留学，师从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蒯因。蒯因是怀特海的学生，20世纪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中心人物之一。1948年王浩博士毕业。其实在他之前，另有两名出名的中国人在哈佛研习逻辑而获得博士学位，一位是语言学家赵元任，另一位是后来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俞大维。后来王浩到台北讲学的时候，还专程拜访过这位学长。博士毕业后，王浩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任教，成果卓著，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回国访友的时候，同是联大校友的汪曾祺先生还曾作画相赠，他说：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1995年5月，王浩患淋巴癌于纽约去世，走完了他探求的一生，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