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防区在盘查中将德军特工部队一一查获。30日，潜入到马斯河附近和由柯勒上校指挥的德国特工队终于被抓获。至此，这支把美军后方搅得十分混乱的德国部队全部被查获了。
对这支德军，美军当局十分恼火，早已下达命令：一经查获伪装的德国兵，可不经请示以借口不穿德国军队的服装不得享受战俘待遇为名，立即予以枪决。
闻讯，希特勒在地下室的指挥所里向他的忠实的党卫部队默默致哀。
金蝉脱壳
石达开与洪秀全、杨秀清分手，率领着手下兵马进入蜀地。一路上被清军追迫得势力日渐单薄。
话说当年，石达开在攻取广东时，曾救了一位少女，为她洗雪了姐姐和嫂嫂的冤情，还替她的生父生母建造了坟墓。少女感恩不尽，情愿以身相许，服侍枕席之旁，可是为他所拒绝，他说：“既然我们以义父义女相称，我是不能背着道义纳你为妾的，同时，我要求部下凡是奸淫的一律处死，我若是答应你，那将何以禁压部下呢？我按理应为你选择一个好的夫婿！”于是凡见到部下中有年轻的军官，长得英俊而尚未成家的，必指着让义女看，而后问道：“像那位军官，你愿嫁他么？”义女眼睛一扫，便摇摇头，时间过得很快，经过相当时日，少女还是找不到如意郎君。有一次，石达开对她说：“青春不冉，赶紧选个乘龙快婿吧，别让岁月平白流逝！究竟你要选个何等人才方嫁呢？”适巧当时有一位书记站在旁边，少女便用手指着他说：“那个人像与我有缘！”这么一说，粉脸通红，害羞得不敢再说什么。石达开以为两人已有私情，于是便成全他们，选个好日子结婚。其实，书记和少女直到花烛之夜才开始交谈。
等到石达开被清军杀得走投无路而准备自杀时，便将所藏的珠宝全部送给义女，义女含着眼泪推辞说：“女儿早已料到有这么一天，之所以别人我都不愿嫁，而嫁给书记，乃是因为书记的面貌长得非常像义父，一旦有危难，可以救急呀！”于是叫她丈夫起来，把衣服和石达开对换过来。起先她丈夫还恋恋不舍她的美色，不肯干脆地答应，她便提起剑来要自杀，至此，她丈夫没有选择的余地，把衣服脱下来。石达开为义女的大义深深感动，穿着书记的衣服，收集一些金银珠宝，就像金蝉脱壳一般的离去，削落三千烦恼丝，遁入五台山当了和尚。而清军擒住他的义婿请功就上了大当。
官场无父子
这些例子已司空见惯，就不必再举了，只是为了权力，母亲杀害亲生儿子的“大义灭亲”之举还是令人震颤。武则天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不是评论她的功过，我们要看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是怎样对待她的儿子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但为了不使大权落到儿子们的手里，为了自己日后能当皇帝，她毫不犹豫地毒死了已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对第二个儿子也是一样，立为太子后，他居然不听武则天的话，武则天便先废了他的太子称号，再贬往巴州，随后又派人将他杀死。她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都曾被她推上皇位，但不久就又被她废掉，幽禁在别处，好歹留了他俩的性命，还算没有斩尽杀绝。母亲应该是最无私和最神圣的了，但若同皇权相比，这无私和神圣就变得像糖人儿一样脆弱，一吹就化。人在封建官场，真不知变成了什么动物。
其实，封建官场就是权欲与人性交锋的屠场！说得太透彻了易伤脾胃，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个较为温和的例子吧。
古语道：子承父业。这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并不全是这样，老百性遵循的东西，皇帝可以随便违反，父亲可以向儿子讨还皇位，哥哥可以向弟弟讨还皇位。
在中国历史上，有弟弟杀了哥哥的“玄武门之变”，也有哥哥把弟弟推下皇位的“夺门之变”。为了权力，无不可“变”！
公元1457年（明景泰八年，英宗天顺元年）1月的一天早上，百官照例早朝，尚未进殿门，便听得一阵呼喊：“太上皇复位，百官拜贺。”群臣大吃一惊，抬头望去，果见龙椅之上坐的不是景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群臣迟疑了片刻，觉得木已成舟，如不听从，立刻就有杀头之祸。于是，群臣拜伏，这位太上皇朱祁镇就又枯树发芽，梅开二度了。这就是明代着名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是明代中期皇族权臣内部的一场由来已久的权力之争，要说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英宗时期的宦官专权说起。
公元1435年（宣德十四年）38岁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呜呼，9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还是在英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陪他读书。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县）人，小时候因生活所迫而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东宫侍候太子。王振为人狡黠，巧于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做了皇帝后，王振也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任何朝代的宦官专权似乎都走过了一个相似的历程，开国君主往往做出极其严格的规定，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只能服侍皇帝后妃的起居生活，但过不了几个皇帝，宦官就会专权，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开国君主靠文臣武将打天下，而后世的皇帝往往靠宦官来整治朝臣，一来二去，宦官就有权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是靠建文帝的太监而登基的，他曾得到了建文帝宫中太监的帮助，因此，他即位后，就给宦官以回报，明朝的宦官专权自此而始。
但在英宗以前，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如果宦官犯法，则被处以重刑，所以当时宦官还不敢放肆妄为。到英宗时情况就不同了，英宗即位时年龄小，善恶莫辨，忠奸不分，他竟让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司礼监是众多宦官职司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有两大职能，一是主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这倒罢了，重要的是第二点，即管理皇帝的奏章，凡大臣上奏，皇帝批答及起草诏书，都要经过司礼监。王振就利用这个上传下达的枢纽位置，捞取权力，欺下罔上。
王振用虚伪和狡诈的手法博得了皇帝和大臣的好感。当时，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她并不信任王振，而是把政事委托给杨溥、杨士奇、杨荣“三杨”等威名素着的元老重臣，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王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玩弄权术，谋取“三杨”等阁臣的好感。
有一次，英宗朱祁镇和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王振一到，他们就停止了。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闲坐，王振跪奏道：“先帝曾为了一个球子，险些误了天下，陛下现在如果养成了这种嗜好，准备把国家怎么办呢？”他这一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样子，竟也骗得“三杨”十分感叹，认为一个宦官能有这样忧国忧君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但张太后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她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五人找来，对英宗说：“这五个大臣是先帝留下辅佐你的，你有什么事一定要与他们商议，他们不赞成你就不要乱干。”她又把王振找来，命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话一说完，几个女官应声而上，就要把他拖出去斩首。王振吓得直打哆嗦。经过英宗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张太后才宽免了王振，但规定王振以后不得干预国家政事。后来每隔几天，张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如发现王振不通过内阁而擅自处理事情，她就将王振找去严加痛责。但王振处处小心，又巧于奉迎，不久竟骗过了张太后，赢得了她的信任。他的权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公元1441年（正统六年），王振干了两件事可以证明他权力已经很大了。于谦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清官廉吏，他巡抚山东、河南十二年，在这一年回到了京师，他既无钱财贿赂王振，又没有前去拜谒他，于是，王振发怒，诬陷于谦有“怨望”之言，被逮捕下狱，定以死罪，由于众怒难犯，王振又不得不将他很快地释放了。这年的10月，奉天、华盖、勤身三殿落成，英宗大宴群臣，以示庆贺。这种隆重的庆典，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允许参加的。但英宗对王振如此之看重，竟怕他不高兴，就派一个小宦官去看看他在干什么。王振见了来人，大发雷霆说：“周公能辅佐成王，独我不能到宴会上去占一席之地吗？”英宗得知，连忙派人把他请入宴会，参加宴会的百官见他来了，还都得恭敬地起身迎接。其权威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张太后病死，内阁重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于是年死去（杨荣早在1440年亡故），“三杨”只剩一杨，也老迈体弱，不能视事。朝中无重臣，宦官呈威风，王振把朱元璋置于殿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搬掉，肆无忌惮地行起令来。王振植私党、卖官爵、收贿赂、欺群臣、罔君主，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英宗反而以为他是大大的忠臣。
这时，被明朝赶往北方两地的蒙古瓦剌部落兴起，北方的许多部落又统一起来也先做了首领，王振无靖边之能只好讨好瓦剌，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加礼款待，并给予丰厚的赏赐。按照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到正统年间，瓦剌贪图明朝的赏赐，又欺负明朝软弱无能，便将朝贡人数增加到两千多人，而且诱胁鼓动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向明朝邀赏。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春，瓦剌派贡使两千多人到北京来献马，为了多领赏物，竟冒称三千人。以致所献马匹的价值不抵赏品的值价。瓦剌的贡使每次都冒领赏赐，王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了也先的贿赂，所以对瓦剌的冒领多有庇护，无人敢予告发。这一次王振却让礼部按实有人数颁赏，并大幅度地削减了马价。这样一来，瓦剌使者心怀不满，就把这此情况汇报给了也先。也先大怒，联络其他部落，兵分四路，向明朝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犯大同。
边关急报迭传，王振想邀军功，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并促令在两日内做好一切准备。满朝文武见王振把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做儿戏，都备感震惊，但英宗却听从了王振的建议，众人无可奈何。于是英宗命自己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协助朱祁钰，公元1149年（正统十四年）7月16日，英宗带着王振和文武百官，率领五十万大军，“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未到大同，军中已经缺粮，此时离出发才不过四天。此后天气转坏，风雨交加，士兵冻饿疾困而死者极多。此时应该休整，补给粮草，王振却不顾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随驾的官员都劝英宗回京，王振十分恼火，竟罚那些官员在荒草中跪了一整天。28日大军来到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早在是月15日，大同总督宋瑛、总兵朱冕和都督石亨曾在阳和迎战也先的军队，因为受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左右掣肘，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殉难，石亨单骑逃回，郭敬则临阵藏匿逃脱。也先见明英宗御驾亲征，佯作退却，企图引诱明军深入。8月1日，大军来到大同，郭敬向王振汇报了前方战况，全军震惊，于是决定班师而回。
俗语说：“得了富贵不回乡，如穿锦衣夜里行。”王振自觉十分富贵，这次班师正好绕道回自己的家乡蔚州走一趟，带着五十万兵马，又挟制着英宗，真是当年刘邦平叛回乡的风光也不如了。于是，王振就让英宗往蔚州一线退兵。谁知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大军踏坏了家乡的庄稼，落个乡人唾骂之名，又让大军改道东走，取宣府一线。这样一来二去，耽误的时间，被也先的骑兵追上，明军断后的将士全部战死。
如果这时王振让英宗进驻怀来城据守，就可无事，但王振却偏让英宗停在离怀来城只有二十多里的土木堡，据说是等待尚未到达的一千多辆辎重。这样，瓦剌军骑兵追到，四面包围。土木堡地高，掘地数丈不见泉水，周围河流又都被瓦剌军堵死，明军饥渴难耐，军心涣散，了无斗志。
也先派人讲和，王振提出要移营取水，也先答应了。正当大军移营混乱之时，也先突然铁骑出动，猛冲明军，结果明军大乱，被瓦剌军所杀及自相残杀的竟达二十万。英宗的卫护突围不出，英宗只好下马盘腿而坐，做了俘虏。护卫将军樊忠见王振也随英宗左右，狂怒之下，一锤将他打死，骂道：“我替天下杀了这个贼人。”
这次惨败，史称“土木堡之败”。
在审讯俘虏时，英宗露出马脚，被认了出来，也先十分高兴，以为从此有了要挟明王朝的砝码，于是便下令好好地保护英宗，不要让他逃跑或自杀。也先当即写信给明廷，要明廷以大量珠宝来赎英宗。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得知英宗被俘的消息，极为恐慌，马上搜罗了皇宫的金银珠宝，装驮于八匹马之上，送往也先军中。也先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还英宗，而是把他挟随军中，带到了大同。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见英宗归期难定，便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英宗之弟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朱祁钰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战守之策。有人鼓吹天命，主张南迁，此议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附和，但多数人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兵部侍郎于谦，出班厉声道：“主张南迁者当斩！京师是根本重地，京师一动，全国动摇，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朝臣及朱祁钰的赞同，于是，于谦受命防守京师，阻击瓦剌。
当时朝廷急需做两件事，一是除内奸，二是立新君。如果不整顿朝廷内部，让主和派甚至主降派占了上风，那就大势去矣。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打起“死老虎”来。他令人抄没了王振的家产，杀掉了他的爪牙，宫廷为之一肃。至于另立新君，那是刻不容缓之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有发生了。战国时期，秦王约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势力强大，赵王不敢不去，但又怕被秦王胁迫，便嘱咐众臣，如在规定的日期内不能回国，就立其子为国君，组织抗击秦国，以免为秦所要挟。宋朝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所俘，南宋也迅速立了新君，使得金人大失所望，徽、钦二帝在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普通人。因此，明朝另立新君，已势在必行。
但立谁呢？太子幼小，立了不足以威服众人，率众抗敌，议来议去，觉得朱祁钰较为合适，虽然弟即兄位，于正统观念未免有悖，但在非常时期，也顾不了许多了。况且宋太宗赵匡义就是继承了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的皇位，不也照样是一代明君吗？虽然太后尤其是皇后一帮人不太愿意让朱祁钰做皇帝，但因情势所迫，也无计可施，只得下诏。朱祁钰假意推辞了一番，就坐上了龙椅，是为景帝。
景帝即位没有几天，也先就挟持英宗，从大同出发，大举进攻北京城。于谦智勇双全、威德兼备，给也先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在德胜门大战中，也先大败，死伤甚众，不得不仓惶退去。于谦趁势率众追击，俘获了不少人马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