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就又生一计，宣称要送还英宗。于谦识破了也先的这一计谋，通告各地守将，要加意防守，不要送财物给也先，并指出也先送还英宗是假，勒索财物是真。这样一来，也先的计策又成泡影。但于谦从此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一是他严守北京城，二是他拒绝也先送还英宗，这本是为国家着想，但英宗却因此深深地恨上了于谦。英宗复位以后，终于找个理由把于谦杀害了。
这回，也先是真的要放还英宗了。景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惊慌，深怕他回来后会危及自己的皇位，但这理由又说不出口，其实众大臣也都心里明白。众臣商议了一下，觉得必须迎还英宗，否则于大义不通，但景帝的皇位可以不动。在群臣的劝说和保证下，景帝才勉强同意迎还英宗，态度当然十分消极，只是派礼部侍郎前去联络，并不见在诏书上写下迎还英宗的话。7月11日，李实等人到达也先营地，也先派人陪同李实等到三十里外的伯颜帖木儿营地去见朱祁镇，李实看到朱祁镇坐在围帐中，帐中床铺也没有，只有移营的一辆牛车一匹马，吃的又都是牛羊肉之类，没有大米疏菜。李实就把随身带的几斤大米交给朱祁镇。朱祁镇说：“我在这里待了一年了，朝廷怎么不派人接我回去，你们把我的衣服帽子带来了吗？”李实说：“自从陛下被俘以来，朝廷曾几次差人迎接，都被也先挡了回去，这次朝廷是特地派我前来打听您的消息，所以不曾带衣服等来。”朱祁镇又迫不及待地说：“你回去告诉景帝和朝臣们，要他们派人接我回去。我回去后愿意去看守祖宗陵寝，哪怕是去做一个普通百姓也好。我只求回去，决无再当皇帝的心思。”李实从朱祁镇那里出来回到也先营地，也先对李实说：“明廷的敕书里并无要迎英宗回去的意思，但我还是要放他回去，为的是千年之后图个好名声。请你们速派人来迎接。”
李实回去以后，也先求和心切，又派了使者到明廷督促，在这种情势之下，再不迎还，实在说不过去了。虽然当年宋高宗赵构没有迎还徽、钦二帝，那是金人扣住不放，也未派使者送上门来。景帝当然知道宋朝的徽、钦二帝也说过只求南归，做一看守祖坟的小吏即可之类的话，与如今英宗的情况一模一样，宋高宗硬下心肠，腆了脸皮，就是不要。可景帝没有这分决断，还是同意迎还英宗，但敕书中仍没有迎还的字样。
也先会见了明朝使者杨善，也先问杨善：“敕书中怎么没有迎回朱祁镇的话？”杨善说：“这是想成全您的美名，如果把这事写明了，别人会认为您是迫于朝廷命令而放了他，并非出于您的诚意。”瓦剌平章昂克接着问：“你怎么不带重金来赎他？”杨善说：“我如果带了很多钱财来，别人会说太师是贪利小人，我现在这样做，就可显示太师的仁义美德。太师于是可以名垂千古，留芳百世了。”杨善的巧辩遮掩了景帝朱祁钰不愿迎还英宗的真实心理，也迎合了也先的虚荣心。于是，英宗归来。
欢迎仪式当年是极其简单的，英宗参拜了景帝后，便被送进了南宫（今北京南池子），派人服侍，其实是监视起来。
虽然如此，景帝有两大不安，一是英宗之前已做过十多年的皇帝，朝内朝外有许多亲信，可以说根深蒂固，而景帝自己才做了一年多的皇帝，根深不稳。其二是太子仍是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将来皇位还会落入别人之手。景帝对这两件事都采取了措施：对于英宗，景帝派专人监视，连南宫四周的树都砍掉了，不准朝臣前去拜望，不准和外人交往；至于太子，他策划了一场“易储”活剧，逼迫朝臣在一个投机分子递交的“易储请愿书”上签字，终于废了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然而天不作美，朱见济仅做了一年太子，就一病不起，呜乎哀哉了。这样一来立储又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竟又提出重立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恼怒，严惩了此人。
不久，景帝也病了，群臣见他病势沉重，便要立储，以防不测。景帝看到奏章上多是请求立朱见深为太子，就不同意，并说自己病势轻微，等愈后再议。但罪臣石亨见景帝虚弱，不能理事，有可能一病不起，就串通徐有祯，想让英宗复位。这样一来，既可以免掉自己所犯的罪过，又可博得高官厚禄。两人商量已定，当晚就立刻行动起来。
石亨借边关警报调动了一千多军马，守卫皇宫，夜深以后，他带兵奔向南宫。其时南宫的门已被锁上，石亨就令人爬入墙内，里应外和，用大木撞倒了围墙。石亨、徐有祯找到英宗，说要让他复位，英宗当然大喜过望。于是，石亨等人把英宗扶上车驾，往皇宫而来，守宫的卫士见有人来，便加阻拦，英宗喝斥道：“我是太上皇，谁敢阻拦。”卫士见状，急忙放行。
石亨、徐有祯一面布置好兵马，一面收缴各种印玺符绶，把住各个衙门，又紧闭四门，以防外兵入城。一切妥贴以后，就让英宗坐上龙椅，石亨、徐有祯率领手下官员士兵，先跪下拜贺，造成既成事实。紧接着，天已黎明，百官在外等候早朝，徐有祯高呼一声：“英宗复位了！”就宣告了英宗的复辟，景帝的退位。不久，英宗就把景帝活活勒死。
哥哥又把皇位从弟弟的手里讨还回来了，这听起来真像一场儿戏。其实，历来官场的争权夺利，就是一场游戏，而且还是一场无规则游戏。
特务统治时的明朝
朱元璋起自布衣，南征北战以登帝位，确实不易。除去开国时的巩固政权的需要不说，朱元璋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对他多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朱元璋最初投奔郭子兴，作战十分勇敢，甚至成为郭子兴的女婿（郭的义女马氏嫁给朱元璋，后被册封为皇后），但郭子兴却经常疑忌朱元璋，不禁屡次夺他兵权，还差点因此送命，尤其是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多次设计，要置他于死地。朱元璋这段痛苦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人心的复杂和险恶，在他称帝之后，对人就加意防范。
当然，明朝初年朝政吏治确实混乱，朱元璋为了使社会尽快地安定下来，一方面改革官制，集中权力；一方面实行严刑峻法，残酷杀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防止群臣密谋造反，他特设锦衣卫，由自己直接掌管。他把锦衣卫派往四方，弄得满城满国都是，不要说大事，就是大臣头天晚上在家请客，吃了什么菜，作了什么诗，发了什么牢骚，为什么生气，朱元璋都无所不知，第二天上朝，当面对证，群臣无不惊骇。
但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统治之下，丞相胡惟庸还勾结内外，进行谋反，差点把朱元璋杀掉。因胡惟庸谋反案而被杀掉的有三万人之多，后来又兴蓝（蓝玉）党大狱，杀掉了一万五千多人。两次杀人好几万，朝中功臣勋旧几乎扫荡一空。朱氏政权总算稳住了脚跟。
朱元璋死后，其孙即位，是为建文帝，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不服，起兵造反，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在反建文帝的过程中得到了太监的支持，从此，朱棣十分宠信太监，明朝的宦官专权，从此开始了。
朱元璋所设的锦衣卫，下辖十七个所，有五六万人之多，而一般的卫只有五个所，最多也不过五千人。这还罢了，关键是锦衣卫可以不经任何官吏和法律程序，可直接把有关任何人的情报送到皇帝手里。
到朱棣时，他感到一个锦衣卫不够使用，特别是锦衣卫是外臣，情形难以捉摸，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约束它，恐怕不妥。于是，他就抽取身边得力的宦官，开设了东厂。东厂既可行使锦衣卫的职能，又可控制监视锦衣卫，又旦夕在朱棣的身边，易于了解和掌握，这样，明成祖朱棣觉得放心多了。
这两个特务机构，到了宪宗朱见深手里更为完备和发达，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特务统治的顶峰时期。宪宗时期的政治比太祖和成祖时远远不如，宪宗的父亲英宗在土木堡惨败中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虏，带到北方达一年之久，宪宗朱见深当时被立为太子，接着就由他的叔叔朱祁钰即位，后来迎回了英宗，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也被废掉了，景帝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朱见济又病死。在朱祁钰病重时，大臣又发动了“夺门之变”，让英宗复辟，从弟弟的手里讨还了皇位。英宗死后，朱见深才即位为宪宗。这一复杂的政治历程，不仅使朱见深感到难以把握，就是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只有继承祖宗的传统，大力发展特务统治了。
特务首领、太监汪直应运而生。
汪直是大滕峡人（今广西桂平人），瑶族，在宪宗去南方平乱时被俘获，入宫初期服侍宪宗的宠妃万贵妃，由于聪明伶俐，会体贴人意，博得了万贵妃的欢心。特别是他能尽心尽力地替万贵妃纳贿敛财，以至于万贵妃觉得应当对他有所报答，于是，万贵妃就在宪宗面前极力推荐汪直，宪宗禁不住耳边风的吹拂，就让他做了掌管御马监的太监。
汪直成为锦衣卫，出自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一个叫李子龙的术士，说自己能呼风唤雨、驱鬼招神，且能预知人世间的无常祸福。内使鲍石、郑忠等人对此深信不疑，就把他推荐给宪宗，经常出入宫禁，和宪宗一起登山游乐，虚弄骗术。时间长了，这李子龙竟然和几个内使勾结起来，想谋害宪宗。但做事不秘，竟被锦衣卫侦知，于是一并逮捕斩首。这次阴谋虽未成功，但对宪宗的震动却非常之大，他不能不严加防范。于是，他让汪直改换成锦衣卫军官的衣服，带着锦衣卫出去，到街市之上盘查。汪直抓住这一机会，极尽表示自己的忠诚和尽职，他经常微服私行，把一些街谈巷议、官民举动，无不汇报给宪宗。此时的宪宗正没有安全感，觉得无人可托为心腹，汪直的这一举动，恰好迎合了宪宗的心理。引得宪宗倍加高兴和信任。宪宗想，锦衣卫和东厂都是前人设立的厂卫，人员情况把握不准，不如自己设立一支亲信队伍，以控制其他的厂卫。于是，宪宗下令，设立西厂，总督西厂的人选当然就非汪直莫属了。
汪直一任西厂总管，立刻身价百倍，权势陡然上升。但汪直绝非一个昏虫，他知道，如果想扩大影响，必须沽名钓誉。他时时注意，寻找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南京镇监覃力朋是个骄横跋扈的人，而且十分贪婪。在一次往朝廷进贡以后，他用百艘官船装运私盐，大摇大摆地沿运河南下。盐、铁专卖是明朝的法律，私运者一律处死，但覃力朋权大性凶，无人敢管。走到武城县的时候，一个大胆典史居然要查阻盐船，覃力朋哪把他放在眼里，当即挥拳打落了他的一对门牙，还顺手刺死了他身边的一人。汪直接到这一案件，立刻传报四方，大造舆论，并马上逮捕了覃力朋，查他贩运私盐、殴打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汪直奏告皇上，坚决要求将覃力朋处死。
宪宗虽然最后没有处死覃力朋，但觉得汪直秉公执法，又忠心耿耿，对之信任有加。一般官民也认为汪直刚正不阿，因此，汪直声誉鹊起。
汪直见权势已固，就使用特务手段，大造恐怖气氛，对朝廷官吏横加逮捕、杀戮，对一般的民众，更是滥施淫威。由于西厂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将人逮捕、处置，只须奏明皇上即可，西厂也就变成了一个无理可讲的魔窟，汪直欺瞒皇帝，很多案件并不奏明皇帝，擅作处置，因而许多民间斗鸡走狗、丢斧失钩、口争械斗之事往往被处以重刑乃至极刑，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在西厂。就是一些朝廷官吏，也象鸡狗一样被汪直随意处死。
例如，建宁指挥使杨晔与其父杨泰为仇家诬告，逃到京城，藏于姐夫董王的家中，董替他向韦瑛求情，韦瑛是西厂的锦衣百户，是汪直的心腹之人，因此，韦瑛虽在表面上答应董，但为了邀功，立即报告了汪直。汪直一听，沽名钓誉的机会又来了，便立即逮捕了杨泰父子，严刑拷打，杨晔挨刑不过，便自诬犯了受贿罪，把一笔钱寄放在做兵部主事的叔叔杨士伟家里。汪直得了这个口供，也不继续调查清楚，就立刻逮捕了杨士伟。结果，杨晔因受刑过重，死在狱中，杨泰被处斩，杨士伟被贬职。此案一出，京师百官人心惶惶，唯恐落个杨家的下场。
汪直不把小官放在眼里，即使当朝的一、二品大官他也视若无物。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出门，正遇上汪直，项忠自行其道，并没有主动给汪直让道，结果惹得汪直大怒，当面加以羞辱，并扬言要找个碴儿惩办他。汪直之耀武扬威，可以说与皇上无异，他每次外出，车驾护从，塞街填巷，所有行人，纷纷避易，莫敢与之争锋。在这种情势下，朝中的许多大臣，如郎中武清、乐章，参政刘福，行人张建纲都被冤捕入狱。朝中人人自危，不能自保，于是，许多正直之人纷纷要求罢免惩处汪直。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反对奸官佞臣的，武将并不首倡其议，文臣当中，也少有人出头，倒是每每具有大学士身分的文人学者做出头的椽子。这次，又是一位名叫商辂的大学士率先上书说：
近来秘密侦察太多，政令实行得太急促，用刑太密太重，使得人人疑惧，惶惶不安。这都是因为陛下把这些事委于汪直决断，而汪直又把这些事交付给一群小人的缘故。现在，宫廷之内和宫廷之外都骚动不安，怎么能保证没有意外之祸发生呢？过去曹钦反叛，也是由于奸臣激变而致。一旦祸患兴起，就很难一下子平息下去。希望陛下能够圣心决断，撤销西厂的设制，罢免汪直以便使他得保首领，诛杀韦瑛以便使他罪有应得，那么臣民就会心悦诚服，也就会妥帖无事了。否则，天下是不是十分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的啊！
对于如此恳切诚挚而又实事求是的奏章，昏庸的宪宗看了一遍，竟当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用了一个太监，怎么足以危乱天下！”这还不够，宪宗还专门派人去指责商辂。使臣怀恩见了商辂。商辂不慌不忙地数出了汪直的三大罪过：一是擅捕三品以上京官，为第一大罪，二是擅自拘禁逮捕大同、宣府等边防重地的守备多至二三人，造成军无主帅，边防危急，是第二大罪，三是到皇上的根本重地南京擅自搜捕，是第三大罪。怀恩听了，吓得直吐舌头，当即转回去向皇帝汇报。
恰在这时，兵部尚书项忠也率九卿一起奏劾汪直，宪宗感到压力很大，迫不得已，只得于公元1482年（成化十八年）撤销了西厂，把汪直仍斥回御马监。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宪宗对汪直的好感未变，对西厂仍念念不忘，因而只要一有机会，西厂就会重立，汪直也会再去。
果然，机会来了。御史戴缙，九年没有升官，十分郁愤，琢磨了很久，忽生一计，看到皇上仍然十分宠信汪直，索性迎合上意，也许从此便会飞黄腾达。于是上书，极言汪直如何如何公忠体国，在西厂立有多少功劳，又说西厂极当重要，以除奸佞，安国家，不仅可为今日法亦可为万世法等等。宪宗一听，正中下怀，即刻下诏再开西厂，汪直又走马上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