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认为是不朽的经典作品当中，这本小书所占的地位很突出，而且我确信，它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无法阻止人们把它斥为受犬儒主义思想启发出笼的一篇“邪恶文章”，也无法迫使人们把它看作一部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只是现在和此书刚出版时一样，人们不把它读完绝不会放手，绝不会对它漠然视之。《君主论》没有永葆其青春（许多著作还能得到这种平庸的赞扬），但它的魅力并不减当年。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没有把握知道其原因。
脑子里首先出现的答案是，《君主论》是一本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书，学识渊博的人和一般读者都曾试图探究其中的奥秘，但都无功而返。马基雅维利想说什么?他在教导什么人?是在教导帝王，还是在教导人民?他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专制君主一边，还是站在拥护共和的人一边，或者是不倾向任何一边?
今天，我们不要再牢牢记住让·雅克·卢梭对此所做的貌似独到的解释了。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的一条注解中写道：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是一位善良的公民，但由于他依附于美第奇家族，在其祖国遭受压迫之时，他不得不把对自由的热爱隐藏起来。他列举出的人物中仅是塞扎尔·博尔吉亚这一位令人憎恨的人物，就足以表露出其隐秘的意图，而且，他在《君主论》中提出的一些准则与在《论提图斯·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两本书中提出的准则截然相反，表明迄今为止，读者对这种高深的政治学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和曲解的。我很清楚，罗马教廷严禁此书，就是因为他对教廷的描绘入木三分。事情并非如此。《君主论》和《论提图斯·李维》之间并无矛盾。马基雅维利热爱自由，甚至并不隐瞒对自由的热爱。但是要建立一个新君主国，或者要使意大利摆脱蛮族统治，沉沦中人民的自由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维利模仿亚里士多德，对维持专制君主统治所必需的手段进行分析，并不是因此就赞成它，更不是赞成让世风堕落下去，以便让专制君主统治得以存在，并且不可避免。
人们对《君主论》的真实内涵即马基雅维利的最终意图的探讨，并没有到此为止。此书的真实内涵实际上是辩证的。针对一个问题提出的任何答案，又都会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可能把我们带回到出发点，即带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但更让人难以捉摸。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对立，即《君主论》与《论提图斯·李维》之间的对立只是表面的。马基雅维利和所有禀性善良的人一样，热爱自由，仇恨专制。但他有历史经验和政治实践经验，了解人类事务进展的方式，知道民众的行为变化无常，国家是脆弱的。他不抱幻想，也不带偏见，对各种类型的国家进行分析，并对它们进行分类，找到了规律。这些规律是科学的，但并不符合道德。按照这些规律，每个君主国都应该是被征服的或被统治的。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注意力的确更多地集中在新兴的或没落的君主国上，尽管他似乎赞赏塞扎尔·博尔吉亚及其行为，但如果因此就来指责他，那就错了。马基雅维利就像一位医生，研究疾病花费的时间比研究健康花费的时间更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疾病比研究健康更有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疾病需要医生来治疗，是因为疾病能揭示人体的机能，从未有人因此责备医生热衷于研究疾病甚于研究健康。再说，马基雅维利所描绘的社会风气在意大利盛行，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
这样辩证地看，我们对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的理解就有了把握。我们不必再说作者善于掩饰本意了，不管这本意是卑鄙的，还是高尚的。马基雅维利成了一位学者，而且按现代的观点来说，是一位醉心于科学的学者，这个修饰语足以说明一切。马基雅维利是政治科学的奠基人，奥斯卡·摩根斯泰恩抱怨现代政治科学的专家们没有对马基雅维利的告诫进行严格细致的分析，找出其中有实用价值的东西。
希望读者多读一遍第七章，作者在这一章中叙述了塞扎尔·博尔吉亚的作为。这位公爵在占领了罗马尼亚之后发现，统治这块地区的人是一些“并无多大能力的小领主，他们不是统治臣民，而是对他们进行掠夺……他认为要使臣民保持安宁，服从俗权，就必须对他们实行正确的统治，为此他委派心狠手辣的雷米·道尔科全权为他管理国家。此人很快就使国家安定下来，实现了统一，得到了很高的荣誉”。而塞扎尔·博尔吉亚给这个忠实奴才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要表明，如果说统治方法有些残酷，这残酷也不是他造成的，而是由这个大臣的卑劣本性造成的。于是他抓住上述恰当的时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令人把雷米·道尔科斩成两段。在切塞纳的广场中央，立着一个木砧，雷米·道尔科的尸首旁边搁着一把血淋淋的刀，这个残酷场面使全体民众大快人心，同时也胆战心惊。”
马基雅维利思想光辉的全部奥秘就在这里。没有什么比这段叙述的寓意更简明、更合理、更实用了。如果不避卖弄学问之嫌，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用抽象的语言把这种寓意表述出来。一个遭受掠夺的国家，为了重新使人民保持安宁，建立秩序，就需要一个心狠手辣的首领；以后当天下太平时，就要不失时机地用一位贤明的民事法庭大法官取代这个心狠手辣的人。而且由于这个心狠手辣的人必定会让人民产生敌意，因此最好把他杀掉，让忘恩的人民平息愤怒，就像此例中的君主塞扎尔·博尔吉亚一样，装作与雷米·道尔科以他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毫无干系。这些道理说服力这样强，我们怎么能对它们提出异议?实际上也许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要人们接受这些道理也不易。
找替罪羊这个诀窍在古代社会就不新鲜。毋庸置辩，这个诀窍对于君主是有用的。然而，就因为这诀窍往往能奏效，马基雅维利这位医治社会躯体疾病的医生就有权建议利用它吗?“依我说，那些被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征服吞并的国家和地区，其民族和语言要么相同，要么不同。如果民族和语言相同，就容易保住它，尤其是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习惯于自由生活，就更是如此。而要高枕无忧地占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只要把原君主的家族斩尽杀绝就行。”人们会把这种教新君主将原统治家族所有成员斩尽杀绝的建议叫作“实用的告诫”吗?在短期内及在功效上，这个建议与把那个靠毒辣手段建立秩序同时又激起公愤的忠实奴才处死的建议同样实用。因为“人都实实在在”，所以社会经验给人的告诫与伦理学家们的教导并不一致。
这下有人要问，马基雅维利岂不是想说，这些政治上有效的手段都是与教会的说教背道而驰的?从他选择的人物来看，他岂不是要放弃对所称的“佛罗伦萨式的政府”的支持?他对这种政府的支持原本比人们所希望的还要坚决。所有国家确实都诞生于暴力中，而且这些国家的缔造者，这些建立或重建人类国家这种脆弱建筑的人，最终也确实被暴力推翻了。但是，从马基雅维利为这些创造历史的人辩护和颂扬所采取的方式来看，他是在教唆人们作恶，还是在鼓励人们行善呢?是在鼓吹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还是在鼓吹共和?他不时援引教会的说教，是为了掩盖其学说中的犬儒主义思想，还是为了让其被科学真理约束压抑的情感流露出来?最后，马基雅维利部分地掩饰其政治绝无道德的观点，同时却时而说它有客观事实做基础，时而又指出它应受谴责但也不可避免，其本意不就是说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总之，注重道德的人可能对这种历史经验做出与马基雅维利全然不同的解释，不会就此对残暴或歹毒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视而不见。雅克·马里坦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了历史时限因素。“世俗的善产生国家正义的一面，世俗的恶产生国家不义的一面，这种善恶可能是并且实际上就是与人脑能够预料、人眼可以看到的直接结果完全不同。要分辨因果关系不紧密的行为，与在江河口处分清哪股水来自冰川哪股水来自一些支流一样不容易。”马里坦的观点也不能令我信服，他仅仅提醒我，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的释读不是唯一可能的释读，这种释读起源于某种意图。什么意图呢?这我们说不准，因为有许多可能的答案。他的释义是因时势、因科学设想、因对政治学起源的探索产生的，还是因注意到极端情况产生的；是因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产生的，还是因对共和的热爱及让摆脱蛮族统治的意大利统一起来的愿望产生的?所有这些答案都是由这个或那个批评家给出的。但不管是什么答案，平庸而空泛的争论仍在继续：政治是行动，行动的目的就在于成功。如果成功一定要采用道德上应受谴责的手段才能获得，君主就应该放弃公众的赞扬吗?就应该弄脏自己的手?就应该为了拯救国家而放弃拯救自己的灵魂?他要在这条不能不走的道路上走多远?如果会因接受真理而加速垮台，他会拒绝什么样的谎言?
我曾在1962年3月写了文章。三年半以前，由于不能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的一届共和政府就被推翻了。后继共和政府的缔造者顽固地继续奉行他们指责上届政府仅有愿望而不采取行动的政策。但是，假如必须高喊“法兰西的阿尔及利亚”才能让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掌权力，假如这位科龙贝的隐居者返回爱丽舍宫对公众的利益来说责无旁贷，那么那些曾经欺骗过支持者、在其目的上欺骗人民的人，岂不也是最终使自己既身败名裂，又在为国家效力?或者难道应该说，统治我们的君主假如丧失名誉，就不能为国家效力?但是由谁对他们的名誉进行评判呢?在他们的欺骗行径得逞之日，人民会对他们毫不宽容吗?
马基雅维利有对这种行为逻辑探究到底的勇气，而读者对于这种行为，却在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中寻求出路。
雷蒙·阿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