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到这里，我有点害怕了。把一个革命者的生活写得乱七八糟，把菊红心目中神圣伟大的渡江写得那么琐碎，老太太不会饶我的。她经常批判我的最严重的词就是“反动”。
正当我看着电脑发呆的时候，大姐菊乖的电话来了。她气急败坏地说：“菊米你得赶快回来一趟，老太太她——”
我顿时手脚冰凉，我以为、我以为——
幸好菊乖接着说：“她说她要退党了！”
啊！
这也太严重了！
菊红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居然会产生如此的念头，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赶到长沙，83岁的菊红气呼呼地说：“省委最近有新政策：1953年以前的正科级干部，可以享受在湘江医院高干病房住院的待遇。”
我听了哭笑不得，你不是正享受着吗？你也可以去住啊！国家规定你住哪里都可以报销啊！
菊红说：“不对！他们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政策里面去。”
唉，管他政策不政策，只要效果一样不就得了吗？话是这么说，其实我心里明白，老太太要的是名正言顺。
怎么会一样呢？太不一样了！
好吧，那为什么就不把你放在这个政策照顾的范围里？
不为什么，他们坏！
菊红说的“他们”，是指她单位上个别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叫任苑的女人。
任苑的背景很复杂。
1949年长沙和平起义前，原国民党临时代省政府主席的陈明仁和程潜分别发表《告湖南民众书》、《告将士书》和《告全省各级官兵及所属军师官兵及全省人民》的文告，宣告了脱离国民党政府并投诚起义后，在蒋介石的死党白崇禧的多方利诱、欺骗和策反下，随陈明仁起义的第一兵团71军有两个师叛逃出走。任苑的外公就是这两个师长中的一个，听说在台湾一直活到90岁。
到底是龙生龙，凤生凤，如今不唯成分论的大局下，我们也开始可以公允地评价一个人，何况人品归人品，能力归能力，更不要说出身什么的。啊！我说不清了，现在一说这样的事我就觉得自己没智商了。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个极其弱智特别是一个极其阴暗的人掌握着很多人的生死大权的时候，我都惊出一身冷汗。就是北京油子说的那副对联“说你成你就成不成也成，说你不成你就不成成也不成”。横批“怎么都成”。任苑现在的职务是菊红单位上的人事处长。列位可都明白这个位置是何等重要。
任苑她怎么你了？我问。
她一直刁难我，我的事情不能落实，就因为她说我的档案有问题。
菊红的档案有问题，这是孩子们都知道的。这个“问题”是她曾经的亲密战友张子腾同志整出来的，菊红为此恨死了他！
但是这个所谓的问题不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早解决了吗？
哼！那个姓任的女人刚开始说我的档案找不到了，过了半年，人家的事情早都解决了，她才假装找到了我的档案，我问她在哪里找到的，她说在档案柜子里。那你前半年到哪里去找我的档案了？难道在垃圾箱去找？鬼来哒呐（菊红现在说话经常带点长沙口音，南腔北调那种）！
后来呢？
后来她又说我档案上的记载不能说明我在1953年以前是正科级干部，所以不能把我纳入省委这次照顾的序列中。
那你1953年在干什么？到底是什么职务？
哎呀！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哪像现在的人这么精！我们就知道工作不计较升官发财的事。再说刚解放那会儿，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这里设一个股，你就是股长，那里设一个组，你又成了组长，过些时候你还可能是主任、部长呢。谁会和党计较这些小事？
菊红居然说这是“小事”！
既然是小事，为何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为这样的小事烦恼？她可知道这样的事情如今已经成为天大的“大事”？
我坚持要菊红想清楚，究竟怎样才能证明她当时就是科级干部。
菊红说，当时我吃中灶。
这是什么意思？
那时我在召阳工作，行政级别定为21级，相当于区长、区委委员、营长之类的，我们这个级别的同志们都吃中灶。
这些你给任苑说了吗？
我给她说什么？她就是成心使坏。我当时要求她函调我的情况证明，召阳方面前后一共邮来了三次证明，她都说没有收到。后来竟然还派了一个调查小组专门为这事去召阳，当地的领导知道他们无聊不理睬他们，又一无所获地回来。我太生气了，我不是生气我是太伤心了。老子革命这么多年，都80多岁的人了，为这样一点点小事，他们居然对我大动干戈。幸亏这个政策既不和级别挂钩又不和工资挂钩，否则的话他们还不杀人啊？太过分了！我想成全他们，我不要这个待遇了！我退党！
你这样，那些坏人不就更高兴了吗？
经常学习看报掌握中央政策的菊红清醒地说：哼！我叫他们高兴。现在党中央强调的是和谐社会，我这样被他们迫害，我要真退党了，他们的乌纱帽也难保。
我痛心地、难过地看着菊红。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而我说服不了她，其实是我更说服不了我自己。
我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巨大荒诞。
在我暂时没有理性地梳理清楚这件事情之前，我先选择了气愤。
任苑你这个狗女人，死去吧你！
激愤之中我甚至想起了我小学同学唐玛西，他爷爷是清代的大学究呢，可是他的转基因就没完成好，他成绩一塌糊涂，就干脆自暴自弃，后来成了长沙城里数得上的黑老大，打群架出了名的，公安局长听到他的名字都头疼。长沙人喜欢把鸡屎叫成“糖马鸡屎”，和唐玛西的名字谐音，同学们就叫他“糖马鸡屎”了。
糖马鸡屎一直对我极其崇拜，而我对这位“粉丝”却极其恼火。我骄傲的心里想，被他这样的人崇拜真是没面子的事情。但是现在，此时，我不这么认为了。
我惊骇地瞅着被自己撕开的复杂的人性。然而我更惊骇于世间的法则被摧毁后的混乱和恐怖。人人自危！
那好吧！
后来我对菊红说：“我来帮你写退党申请书。”
真的写啊？
不知为什么，菊红突然间有点怯怯的样子。
也许是我的表情吓着了她。
写。我说。
我狠狠地翻来一大叠信纸，坐到沙发上，打开落地灯拧开笔帽对菊红说：“从你参加革命开始写起。”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并不想退党是不是？被坏人气的是不是？即使要退党也要和党讲清楚什么原因是不是？
菊红的眼圈开始发红。她的表情使我联想到一个特别爱自己丈夫的女人，出于无奈而不得不写下离婚报告的样子。
由于一个这样特殊的事件，使得作为女儿的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么完整地了解了菊红辉煌的一生。
更有意思的是，菊红在叙述过程中，说着说着就忘记了自己写这个报告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她完全忘记自己的初衷了。是的，她只是要叙述而已：
我12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游击队。
只是个通信员而已。我提醒菊红说。
通信员怎么了？鬼子进村的时候，还是我爬到树上发现的呢。
难怪，我小时候也会爬树，敢情是遗传的。我插嘴说。
菊红呵呵笑了（注意，从现在开始，她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
你和我爸结婚，是组织上做主的吧。
是啊，那时我想上学。他们就说：结婚就是上学。
唉！我大叹一口气说：我的命和你一样，我也是组织上做主的嘛。
菊红严肃地说：你怎么能和我们那时候比？
好好好！后来呢？
后来你爸爸从延安抗大来到晋察冀，刚开始被分配到山东枣庄搞情报工作，每个月要去两次。每次去都要骑两天自行车，车上还驮着大包的棉花作为掩护，遇到敌人就说是做棉花生意的。那段时间把他累出了肝病，他自己一直不知道。
1948年的冬天下好大的雪。刚过完年，哦，不对，就是大年初一那天通知我们开会，听南下动员报告。报告会上说，毛主席决定，要刘邓、陈栗、林罗三路大军下江南，去赢得全国的胜利。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菊红说到这里，脸上泛出自豪的光泽。
我说那你当时带着一岁的姐姐，就没想到路上有多艰难吗？
菊红的神色黯淡下来：可不是吗。你们几个孩子就菊乖最可怜，她一路上没吃没喝，走到哪里都是当地老乡给的馒头沾水吃。
我赶紧转移话题，以免老太太又想起给菊乖要离休待遇的事情。
我说我有个战友，他们家也是南下干部，人家就落户在了上海，你们当时怎么就没想到留在上海呢（这个菊米有点可恨，她喜欢上海，所以经常责怪菊红当年没留在上海）？
那是到了武汉以后统一分配的嘛。说我们河北人老实，对付不了精明的上海人，就派山东人去了上海。
那湖南人不是更精明吗！我有次在火车的软卧车厢听一个江西人说了一路对湖南人的看法。他在江西的那个兵工厂里只有三种人：江西本地人和上海人、湖南人。他说上海人太精明了，江西人玩不转他们，但是那些精明的上海人在革命斗争性很强的湖南人面前，就软泡了。搞得那些江西人和上海人最后要团结起来对付湖南人（听说主要是长沙人）。
老太太菊红听了竟呵呵笑起来。是啊！要不开国元帅那么多湖南人，厉害嘛！刚来这里，天天下雨，下了一个月。我们害怕了，以为天会塌下来。想起老家的人说的北方人不能过黄河更不要提过长江，过了会活不了，我和你金枝阿姨她们抱头痛哭。
我同情地看着菊红。母亲啊！你是怎么走到了今天？
但我只好用玩笑来缓解这种悲哀说：“你们赵国人跑到人家楚国来，还想咋的？”
菊红说，我们并不知道渡江以后就不再返回去，心里还一直惦着邯郸还有老房子呢。
那后来呢？
后来，工作忙，各种任务压得满满的，就没工夫想那些了。
是啊，菊红后来参加了土改和三反五反、统购统销还有湘西剿匪……
菊红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如果不是为了她的身体我阻止了她的叙述，她还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但是显然，菊红一点儿也没有怨气了。岂止没有怨气，她简直就是激情磅礴豪情满怀让我惊诧让我自惭形秽。那个红色年代给菊红这代人灵魂和精神上的滋养，使他们受用终生。尤其是对于崇高的追求，而使这一辈人建立起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秩序，这是我等俗人如何也体验不到的某种意义上的辉煌。
最后，菊红还背诵了一首毛泽东的诗词：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菊红说：蒋介石当时正焦头烂额呢，听了毛泽东的这首诗，都气急败坏了。
说到这里，菊红竟然高兴得哈哈大笑。
菊红不退党了，她把“退党报告”撕了。
幸福能够使人宽恕一切！回忆使菊红恢复了身份感，她明白自己不能和“坏人”一般见识。
菊红再一次启发教育了我，是我深感幸福是一种能力。我们这辈人，生活越来越好，但感受幸福的能力却越来越差。我们到底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