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就令人有一种撕裂的痛：
1953年的统购统销，菊红一个人完成了一个贫困乡12万斤粮食的任务，每次说到这事，菊红就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
你以为那容易啊？农民已经交完了公粮，你又要搞统购统销，那就意味着要从农民有限的口粮中再抠出一些来。如果不懂得掌握政策的尺寸，不依靠当地的乡长、村长和民兵队长这些人，工作就没法开展。谁家有多少粮食？包括多少斤红薯、多少斤南瓜都要算作口粮。至今说起这些，菊红都如数家珍。
菊红的工作是那样出色，她作为第一个完成交公粮任务的干部，本以为可以大喘一口气或者休息了。但是鉴于她卓越的能力，党组织又把她派往一个叫做马蹄峪的乡镇，继续做统购统销工作。
这个乡镇的统购统销工作在菊红到来之前居然一潭死水，毫无起色。原因是派到这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长沙来的一名男大学生，住在人家专门为他腾出的干净屋子里，天天懒觉睡到太阳晒屁股，然后就到处去找能够填饱肚子的食物。当地农民反感他，就把粮食藏起来。他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哪有多余的粮食可以收购？到最后，他饿得跑到山上去捡野生板栗吃。
菊红来到马蹄峪，一揽头住进农民家，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当地农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北方来的大方漂亮的女干部。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菊红再度圆满完成任务。
离开马蹄峪的时候，菊红长了一身虱子。
按说，菊红的工作如此出色，是一定会受到奖励或是安排一个好单位了。
但万万没想到，命运在这里和菊红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本来党组织要把有能力的菊红安排到县政府，但因为地委需要更多的干部，把县上很多基层干部调走了。菊红回到县上时正好县贸易公司的总经理被调走，县党委经过讨论，就决定把能干的菊红派到贸易公司临时抓全盘工作。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菊红的丈夫县委书记贺杰的意思。
菊红努力工作，贺杰并不开心。这个陕西农村出来的革命者，觉得老婆就应该像个老婆的样子。所以菊红的工作做得越好，贺杰就越是烦恼。他下定决心不能让菊红进县委领导班子，否则的话，那还了得？他做男人的面子和当书记的威风都将受到威胁。
贺杰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个错误决定，毁了他自己和菊红一生。
菊红来到贸易公司，头一个见到的就是公司的副经理王德彪。说也奇怪，无冤无仇的两个人一见面就不对头。
佛教里讲这叫“孽缘”。
王德彪是Y地区人，穿着一身鬼子军服，脚蹬一双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皮鞋，整天把大背头梳得油摸溜光，用阴鸷的三角眼盯人。
菊红看见这个人，心里就不舒服，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她想了好几天才想起来，哦，这家伙的长相和打扮怎么看怎么像当年游击队抓到的一个日本汉奸。
后来才知道，解放前王德彪是当地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到处蹭饭吃，也做点倒手买卖挣两个零花钱。解放军来了，他不知怎的变得非常活跃。脑袋瓜子比一般山民灵活得多的王德彪，很快就取得了当地政府的信任，菊红接管工作的时候，王德彪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
王德彪也不喜欢菊红。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被所有的人喜欢并不是一件好事。或者说，好人并不能使所有的人喜欢。
在菊红到来之前，王德彪差不多有点呼风唤雨的样子，但是当他看见菊红的第一眼，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女人！
他几乎是这一眼就深知：菊红那一身的正气，决不能允许他这样苟且之人在革命队伍里混。
好比王德彪是干了坏事的狐狸，菊红是猎人的那杆钢枪。这只狡猾的狐狸用后脑勺就感觉到了猎枪的危险。
王德彪的前任领导对他十分信任，所有的账目都是由王德彪一个人经手，而那位领导只要有肉吃有酒喝，所有的事情都摆平了。
菊红就太不一样了，菊红软硬不吃。这个女人，怎么比男人还难缠！
自从来了个南下干部菊红，王德彪就如坐针毡。特别是三个月前的党小组会，讨论王德彪的入党转正问题，菊红严肃认真地、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她不同意王德彪转正。原因主要是认为王德彪同志是刚从地方发展起来的，政治上成熟度不够，有待加强学习和改造世界观。另外，公司还有些账目没有查清。
王德彪这人很有特点，他不好色，但是他极有野心，天生的政治野心。尽管解放前他只是个二流子，但是他一眼就看到了革命的前景和无限好处。根据他灵敏的嗅觉，感到革命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是空手套白狼。所以，要是有谁胆敢在这个问题上侵犯了他的利益，他一定会和他血战到底！
他一直在想，只要有机会，就要毫不手软地踹掉这个女人。
这个坏蛋的运气好，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
不多久，菊红被派到省城长沙去参加一个干部短训班。这个班的学员大部分是南下干部，一起南下来的同志们好久没见面，突然集中在这里，真是高兴激动得没法说。
金枝也来了，看见菊红激动得尖叫一声冲上去拥抱她。
菊红没受过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大家嚷嚷着要打牙祭，金枝也一如既往地抢着去结账。
菊红和金枝住一个房间，菊红睡上铺，金枝睡下铺。
是金枝安排的，她进门就对菊红说：“你不是会爬树吗？你睡上铺好了。我不会爬，而且我会晕。”
听起来这话没错，但不能琢磨，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周末姐妹们邀着去逛街，菊红看上了一幅湘绣被面，绣了菊花的那种，就请金枝帮她参考。金枝嘴不上锁地说：“菊花是穷人喜欢的，都解放这么久了，你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审美，牡丹才是大富大贵。”
隔壁寝室的长沙女孩王喜妹见金枝穿过的那件紫色旗袍很羡慕，也给自己挑了一件淡绿色的旗袍，虽然她明白只能在房间里穿着臭美。金枝却当着大家的面对喜妹说：“你不能穿旗袍，你的乳房不漂亮，屁股也长得太靠下。”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喜妹涨红着脸，憋了好半天才说：“你真变态！”
金枝激动地说：“我怎么变态了？你老土嘛还不虚心，中国女人的身材不能和欧洲女人比的，人家的屁股——”
菊红忍无可忍地大喊一声：“住嘴！”
这样的对话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因为同志之间的感情被伤害了，是大家都不愿意的。作为女生部小组长的菊红，自然要主动找金枝谈话。
但是金枝已经不是南下前的金枝了，这是因为她的丈夫张子腾已经当地委书记了，而菊红的丈夫贺杰还只是个县委书记。金枝在这样的问题上很有“感觉”，能够飞快进入角色。
谈话的效果可想而知。菊红心里很难过，她想不通。战争年代环境那么艰苦和危险，但同志们之间相濡以沫，团结奋战，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可现在这是怎么了？菊红只知道，这太不应该了。但她没合适的语言去教育金枝。金枝不是著名大学的学生吗？读那么多书的人，应该是懂得自己教育自己的。
到了临睡觉前，菊红刚把电灯拉灭，金枝突然说：“菊姐我有话给你说。”
菊红很高兴，以为金枝要道歉。她万万没想到，金枝又撕开了她另一个伤口。
原来，金枝和张子腾举行婚礼不多久，就回了一趟张子腾邯郸的老家。不知她从谁的嘴里听说了菊红曾经做过张子腾童养媳的事，从此她的心里就不能平衡。由于朱金枝没有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使得这种情绪一直在升温，不知道烫伤了多少人。
这天晚上，朱金枝就是在这样按捺不住的失态之中脱口而出：“菊姐，我都知道了你和我家老张的事情。”
因为菊红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和张子腾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么多年来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她差不多把以前那段根本没有成为事实的事情忘了，所以看着金枝莫名其妙的醋兮兮的样子，菊红觉得又好笑又可气。
菊红和朱金枝在长沙干部短训班的交锋，使得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朱金枝决定不喜欢菊红了，不把她当朋友了。再说，朱金枝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费神去处理好和菊红的关系。简单地说吧，她用不着她了。她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已经无需改造，因为她通过嫁给一个英雄便飞快完成了别人需要漫长而痛苦的改造过程。
再说，菊红说到底了也不过是个工农干部而已。金枝却是名牌大学生啊！
金枝当上官太太了，又连着生了五个女儿，便经常不去上班，没事就在家描眉点唇，胡思乱想。金枝越来越觉得自己真的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张子腾，要不她怎么老是害怕他不爱自己了呢？她怎么老是想着菊红曾经是老张家的童养媳这件事情呢？
可怜这个名牌大学的佼佼者，就是不肯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生完孩子以后的身材剧烈变形。她年轻时引以为骄傲的高耸入云的胸部，现在崩溃得一塌糊涂。
张子腾总是开玩笑说：“自从我占领了这无名高地，它就沦为沼泽。”
金枝就用特制的乳罩狠劲把那堆稀松的赘肉勒起来集中在胸前，搞得远近几百里的人都知道地委大院里的这道前挺后撅的“风景”。张子腾并不买账，讽刺她说：“看上去前面后面一个样。”金枝气得绝食了一整天。
更气愤的是菊红也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她就不变形，不仅如此，她反而比以前更光彩、更丰润、脸上的线条更柔和。
金枝每次看见菊红都毫无根由地蔑视地想：到底是没文化的人。并且到了晚上就要和她的假想敌“争宠”。她会使劲地往张子腾怀里钻，并使出浑身的招数让老张舒服。其实老张对男女间的这种事还不如对革命工作、对喝酒吃肉更有激情，所以面对朱金枝的热血沸腾，老张总是勉强应付。完后金枝还要折腾，他就说：“行了行了！有完没完？”
金枝听了又生气又恐惧，觉得肯定是老张对自己不感兴趣了。她刚安静下来，又在被窝里摸索着。
张子腾老是觉得金枝有点奇怪，说你找什么？
金枝娇娇地说：你的手。
张子腾叹口气，慷慨地把手交给金枝，金枝一把将他的手拉到自己怀里，这才入睡。
那件严重的事情说来就来了。
事情还是从菊红在长沙买的那床菊花被面引起的（出于对金枝的不满，她还是买的“穷人喜欢的菊花”而不是“富人欣赏的牡丹”）。
菊红一直有点害怕党分配给她的丈夫贺杰，尽管都生了两个孩子，但他俩的关系还是很像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所以自己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她从来不和贺杰说。
菊红从长沙学习回来，首先就把被面藏在箱子最底下那层。她怕被老贺发现，她一定会挨骂的。当时大家都没钱，菊红豁出去买了被面，是因为她想着邯郸老家买不到，将来带回去可以做个纪念（她一直以为，革命成功后，党一定会把他们南下来的同志们调回北方）。而老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浪费和奢侈。他在所有人的眼里，也是出了名的不徇私情的领导。前不久地委书记张子腾一行人来视察工作，办公室梁主任听说张书记喜欢喝酒，就差人提前去Y地区供销社打了好酒，到农民家杀了头猪来款待张子腾。贺杰在酒桌上知道了这件事情，当场就和梁主任翻脸，大骂他用公家的钱拍马屁，搞得张子腾一行都下不来台，不欢而散。
为这些事，菊红小心翼翼地提示过贺杰，劝他和大家融洽一些。
贺杰瞪眼斥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和坏人坏事同流合污？”
菊红不懂更多的道理，但觉得这话有点过分，就温和地反驳说：“都是一起革命的同志，哪来那么多坏人。”
贺杰更是提高了嗓门说：“我告诉你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这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再好的人，不认真改造自己，也会突然做一件或者好几件坏事；而再坏的人哪，有时候良心发现，也会做一些好事。所以，我们革命者就是要每天都检查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保证永远不做坏事、不当坏人。”
菊红温顺地垂下眼睛。她心里觉得丈夫说的很对，但很难运用到生活当中。她甚至从贺杰的这番理论发现了他的职务为什么总是上不去的主要原因。
水至清则无鱼啊！
那天是个周末，菊红一醒来就两个眼皮乱跳，一摸身边，老贺不在了。
这么早就出门，干什么去了呢？
专门请来带女儿菊乖和儿子豆豆的保姆周阿姨神秘地告诉菊红：“贺书记找东西，翻出了你箱子底下那床被面，他拿着被面出去了。看上去很生气的样子。”
菊红听了非常生气。但她只是生气而已。
菊红万万没想到，灾难从此拉开了序幕。
说也奇怪，那天明明是星期天，贺杰怎么会到菊红单位上去呢？更奇怪的是，贺杰一进门，就遇见了那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出身的王德彪。
因为贺杰夫妇平时从来不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议论单位上的张三长李四短，所以贺杰对于这个姓王的副经理丝毫不了解，他把被面交给王德彪，真诚地对他说：“你们要好好帮助帮助菊红同志，她现在没有在北方时那么朴实了。家里有的是组织上发给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她还要买这样奢侈的东西。我把它没收了，交给你们处理。”
这个搞地下党出身的警惕性很高的老革命，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和平时期一不留神走进了自己设计的埋伏圈。
王德彪点头哈腰地送走贺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哈哈大笑，一直笑到鼻涕都流出来。
哈哈哈哈！他笑这些北方人太傻了；他笑这些南下干部太没有脑子了；那些人的单纯和真诚，在王德彪这样活着就是为了搞阴谋诡计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脑膜炎！
王德彪一直笑到差不多快大小便失禁，才兴奋地拿着被面马不停蹄地跑到县委办公室的梁主任家。
梁主任由于上次被贺杰当众斥责，心里一直不受用。听了王德彪添油加醋的汇报，他又兴奋、又忐忑、又难过。兴奋的是终于逮着贺杰家的辫子了；忐忑的是不知道这根“辫子”有多长？能不能逮住？难过的是，如果真的逮住了，也许会把贺家整得人仰马翻。真要成那样，他就会好受吗？他想象着那种痛苦的场面，心里有点不舒服。总之，他的心情太复杂了。想起这个铁面无私的贺书记，他就又害怕又恨恨的，这种难过的日子他真不知该如何熬下去。他和王德彪是老乡，平时他心里并看不起王德彪，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说些掏心窝的话，所以他俩互相知道彼此需要什么。
人性在特定的时候会被扭曲，被扭曲后的人性会给自己盖上遮羞布，并说服自己这就是真理。因此，有很多不是真理的东西，说着说着仿佛就变成了真理。
王德彪起初还不敢大坏，他只是试探着说：“贺书记拿来一床被面，说是菊红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所以交给组织上处理。”
梁主任含蓄地问：“那贺书记本人的意思怎么处理呢？”
王德彪想起了菊红不同意他入党转正的事，恨从脚跟一直冲上脑门。他眨巴眨巴眼睛说：“他的意思是要党来教育改造她。肯定是这被面来历不明，要不，哪个傻瓜会拿来上缴呢？”
梁主任把这话在心里转了个圈，就变成：贺书记拿来一床被面，说可能是菊红偷了贸易公司的。他认为应该由组织上出面来教育和处分这种行为。
他俩统一认识和口径后，决定等待合适的时机把这件事情捅上去。
这两个灵魂被利益扭曲的人，决心用软刀子杀人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卑劣找到了最好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