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您记得当时我是那样的年轻美丽，对于这段插曲便会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我至今依然百思不解。不过事后我只能绝望地认为：“他不爱我。”由于自尊心受挫以及懊恼的结果，我开始与我那三名爱慕者中的另一个人调情。他个子高大，满头金发，相貌英俊，相较于安德烈对于拥抱与亲吻的胆怯态度，他比谁都大胆。不过这段经历也是草草收场，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餐厅享用一顿真正的香槟晚餐后，他带我进旅馆，以某先生与太太的名义登记住房。我既害怕又兴奋。我终将尝到爱情是什么滋味。我依偎在他的臂弯里，沉浸在一阵激烈的爱抚中，我的心跳加剧，每根神经都沐浴在愉悦之中，飘飘欲仙。我的生命终于苏醒，充满狂喜。忽然他惊跳开来，在床边跪着，用难以言说的情绪说着：“噢，你为什么没告诉我？我几乎就犯下罪行！不，不，你必须保持清白。穿上衣服，立刻穿上衣服。”
接着，他对我的伤心哭泣充耳不闻，为我披上外套，催我坐上马车，并且一路上痛骂自己的鲁莽行为，令我不知所措。
“他几乎犯下什么罪行？”我问自己。我感觉晕眩、不适、惶恐不安，我再次在极为沮丧的情况下被送到住处的门口。我那年轻金发的朋友就此一去不回，他之后短暂前往美国，当我多年后遇见他时，他问我：“你原谅我了吗？”“要我原谅你什么呀？”我反问……
这是我在爱情领域的边缘上的第一次冒险，那是我渴望进入却不能如愿的领域，因为我让我的爱人们产生过于严肃、不可侵犯的感觉。但是这最后一次震撼对我的情感和气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将爱情的力量全部转投入我的艺术。艺术带给我的欢乐，正是爱情拒绝施舍的。
我夜以继日地待在工作室工作，企图通过身体的律动，表现人类精神的神圣性。有时我会静静地站立好几个小时，两手交叠放在胸前。我的母亲看见我如此长时间纹丝不动地站着，好像进入失神状态，往往会变得很紧张。我正在探索（而且最终我也发现）所有动作的主要源泉、原动力、各种不同动作的统一体和舞蹈创作的幻觉反映，也就是从这些发现中，产生了我的舞蹈流派的理论基础。芭蕾舞学校教导学生，这种泉源来自于以脊椎为基础的背部主轴，“从这支主轴，”芭蕾舞老师说，“手臂、腿和躯干必须自由活动。”结果使舞者形同一具傀儡。这个方式产生了机械化的动作，配不上崇高的灵魂。相对的，我则是在找寻精神表现的源泉，将之注入于全身，使之充满动人的光辉——这离心力反射出灵魂的影像。数月后，当我已学会将我所有的力量集中于这个独一无二的源泉时，我发现此后只要我一听到音乐，音乐的声波及频率便会流泻于我体内这独一无二的源泉中，它们反射出的是灵魂的反映、心灵的影像，而不是大脑的镜像，我便可以用舞蹈将它们表现出来。我常试图对其他艺术家解释我的艺术的这一首要的基础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在他的著作《我的艺术生活》中提到我曾告诉了他我的这个理论。
这似乎很难用语言表达，但是当我在课堂上对着所有学生，甚至是年纪最小、资质最差的孩子说：“用你的心灵倾听音乐。当你用心倾听时，难道没有感觉到内心深处的自我正在觉醒？正是由这一力量，你难道没有感觉到你已抬起头，提起手臂，缓缓走向光明？”他们全都能够领会。我认为这种觉醒是舞蹈的第一步。
当这些年纪最小的孩子们明白这个理论之后，就连他们走路或进行的所有活动，都具有一种灵性的力量与优雅，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肢体的活动或来自头脑的创造。这就是为什么我学校里年纪相当小的孩子们，在特罗卡德罗或大都会歌剧院面对广大的观众时，能磁铁般吸引观众注意的原因，而这是通常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拥有的魅力。但是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物质文明的交互影响便将这种力量从他们身上夺走了，于是他们就失去了灵感。
童年及青年时的特殊环境，使我将这种力量发展得很好，而在我人生中不同时期的历练使我能够排除外在因素的影响，独自生活在这种力量之中。所以，在我相当可悲地努力想获得世俗的爱情之后，我有了突然的转变，并回到这股力量之中。
以后，当安德烈腼腆并带着歉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说明时，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对他谈论舞蹈艺术及人体动作的新学说。我必须说，他似乎从未感觉厌烦，反而以极具同情的耐心听我为他解说我所发现的每一个动作。我还梦想从第一个动作自然地衍生出一系列动作，即第一个动作自然的反射。我已将这个动作在几个主题上发展出不同的变化——诸如第一个动作是恐惧，接着是由哀伤情绪产生的自然反应，这股哀伤的情绪会引发哀伤的舞蹈或一个爱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开展就像花瓣绽开，此时舞者会表现出香气流散的动作。
这些舞蹈没有确切的音乐，似乎是从某些天然的音乐节奏中创造了自己。从这些研究中，我首次尝试表现肖邦的序曲，我也采用了格鲁克的音乐。我的母亲孜孜不倦地为我伴奏，而且会一再重复弹奏《奥菲莉娅》的完整曲目，直到窗边出现晨光。
窗户很高，而且没有窗帘，所以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天空、星星和月亮。下倾盆大雨时，雨水会洒到地板上，因为高处的窗户几乎无法防雨。冬天极冷，夏天则像个烤箱，而且只有这么一个房间，有时不便于我们各行其是。但是年轻人适应力强，不在乎环境的不舒适；我母亲则像一个天使，肯于自我牺牲，一心只希望对我的工作有所帮助。当时，格雷夫尔伯爵夫人是社交界皇后，我接受她的邀请在她的会客室献舞。那儿会有许多名流聚集，包括巴黎社交界的所有名人。伯爵夫人以“希腊艺术的复活者”来称赞我，她深受皮埃尔·路伊斯[皮埃尔·路伊斯（1870—1925），法国作家。其诗和散文通常以色情为主题，代表对传统道德的反动。]的《阿佛洛狄忒》和《比利地之歌》的影响。对于希腊文化，我的印象仅限于在大英博物馆冰冷的光线下，看见的一个陶立克式圆柱及巴台农的建筑装饰。
伯爵夫人在她的会客室里搭建了一座小型的舞台，背景是格子墙，每格里摆放了一朵红玫瑰。这种红玫瑰的背景，并不是很适合我身穿的简单希腊式舞衣和我的舞蹈所呈现的宗教性。虽然此时我已读过皮埃尔·路伊斯的《比利地之歌》、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萨福[萨福（约公元前610—公元前580），古希腊伟大的女诗人。]的诗歌，但是我完全不理解这些书里的感官意义，这也证明没有必要对年轻人的文学作品加以非难。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将永远无法通过书本去了解。
我仍然是美国清教徒主义的产物，无论我身上是否流着外祖父母那种拓荒者的血液。他们在1849年乘着驿马车横穿中部平原，披荆斩棘地通过落基山脉的原始森林和酷热平原，时时警觉地与印第安人保持距离或展开激烈的战斗；或者由于我流着我父亲的苏格兰血液；甚至是由于其他原因，和其他美国青年一样，美国这块土地已将我塑造成一位清教徒、神秘主义者，一个英雄气概大于肉欲追求的奋斗者。而且我相信，大部分美国的艺术都是如此。比如惠特曼，尽管他的作品曾被禁止并被归类为不入流的文学，尽管他经常宣扬肉体的享乐，但他内心还是清教徒，而我们大部分的作家、雕刻家及画家也是如此。
到底是雄伟粗犷、狂风怒吼的美国大地，还是林肯总统仿佛无所不在的影响，催生了有别于法国感官文化的美国艺术？有人也许会说，美国的教育倾向是把人的欲望降到几乎为零。真正的美国人并不是拜金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我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感官欲望，相反，广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带有一些凯尔特人血统的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比意大利人更狂野，比法国人更激情，比俄国人更能铤而走险。但是早期的习惯训练将这种气质冻结在铁墙里了。只有当生活中发生某些特别的事件时，才能将其保有的这种气质释放出来。那么，有人也许会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所有民族中最狂野的恋人。我知道这种特质的人睡觉时穿着两套睡衣：一套是丝质的，让皮肤觉得柔软；一套是羊毛的，让身体觉得温暖；他们拿着《时代》和《柳叶刀》杂志[《柳叶刀》，英国的医学杂志，1823年创刊。是一份在全世界极有威信的医学杂志。]，叼着一只香斗；他们时而变成热情的牧羊神，其热情程度连希腊人也甘拜下风，时而情欲像一座火山那样爆发，会让意大利人也惊魂不定！
在格雷夫尔伯爵夫人家的那个晚上，沙龙里挤满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女人，玫瑰花的香味令人喘不过气。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个漂亮小伙子的鼻子几乎碰到舞台边缘，而且差点被我跳舞的脚趾头扫到。我非常不开心，感觉整场演出失败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伯爵夫人感谢的短笺，她谢谢我并吩咐我到门房那儿领钱。我不喜欢被叫到门房那里，因为我对钱过于敏感，但这笔钱毕竟够我支付工作室的房租了。
比较使我愉快的是，某个晚上在著名的梅德琳夫人家中，我跳了《奥菲莉娅》这首曲子，也在观众群中第一次见到了有“法国萨福”之称的诺瓦伊女伯爵[诺瓦伊（1876—1933），法国女诗人，以抒情诗闻世。]。让·洛兰也在场，并将他对舞蹈的印象发表在《日报》上。
除了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外，我还发现了另一个快乐的泉源：迷人的歌剧院图书室。图书管理员对我的研究很有兴趣，拿出每一本关于舞蹈、希腊音乐和剧场艺术的书来任我查阅。我专心研读每一种从古埃及到当代的关于舞蹈艺术的作品，也将心得专门记在笔记本上。不过当我完成这浩大的探索之旅后，赫然发现能让我折服的大师只有卢梭（《爱弥儿》）、惠特曼和尼采。
在一个阴晦的午后，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打开门时一个女人立在那儿。她的气质雍容华贵，令人肃然起敬。她一出现，就仿佛有瓦格纳式的主题音乐随之扬起，深沉、有力，预示着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果不其然，那次扬起的深沉主题音乐一直影响着我的一生，其撼动力催生了不少波澜壮阔的悲剧事件。
“我是波利尼雅克王妃，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朋友，”她说，“我看过你的舞蹈，你的舞蹈艺术使我，特别是我的作曲家丈夫着迷不已。”
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只可惜下颚过厚与突出，而且下巴极具威严。她的面容是罗马皇帝般的，但是冷若冰霜的神态却遮掩不住她眼神与五官所蕴藏的娇艳。她说话的声音也同样冷峻，具有金属般的音质，由于跟预期中她应拥有的圆润、深沉的语调大为不同，这样的声音尤其令人感到神秘。后来证实我的推测无误，她冷淡的表情与声音的语调只是一种保护色，在她尊贵的地位下所隐藏的，其实是一种极度敏感的羞涩。我把自己的艺术与希望告诉她，王妃马上答应帮我在她的住所安排演出。她会画画，也弹得一手好钢琴和管风琴。王妃似乎感觉到我们空荡冰凉的屋子所透露出的贫寒，当她突然告辞时，羞怯地将装有2000法郎的信封放在了桌上。
我相信这是波利尼雅克王妃所惯有的举动，虽然传言中的她是非常冷酷无情的。
第二天下午我到她家去，在那儿跟波利尼雅克亲王见了面。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音乐家，一位优雅瘦弱的绅士，时常戴着一顶小小的黑绒帽，愈发衬托出他漂亮的脸蛋。我换上舞衣，在他的音乐厅里为他献舞，令他着迷不已，盛赞我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化身。他对我的理论——关于舞蹈动作与声音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我想复兴舞蹈艺术的理想与希望兴趣浓厚。他高兴地为我弹奏迷人的古钢琴曲，纤细修长的手指宛如恋爱般抚触着古钢琴。他的赏识带给我温暖，他最后惊呼着：“真是个讨人喜爱的孩子，伊莎多拉，你真可爱。”我害羞地回答说：“我也很喜欢您，我愿意为您跳舞，编一套在您动人的音乐激发下创作出来的宗教舞蹈。”
接着我们开始设想今后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我是大有裨益的，可惜的是天下常有不如意之事！我们合作的愿望，不久就因他的早逝而作罢。
在王妃住处举行的舞蹈演出非常成功，而且由于王妃大方地将住处对外开放，不将观众限为她的朋友，使得我的作品引起更广泛的注意。之后，我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室办了几场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募款演出。波利尼雅克夫妇每一场都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波利尼雅克王子为了表现他的激动之情，还把绒帽脱下，一边在空中挥舞，一边喊着：“伊莎多拉万岁！”
卡里埃尔[卡里埃尔（1849—1906），法国油画家、石版画家和雕刻家，以描绘天伦之情和画知名文学家、艺术家的肖像著称。]和他的家人也来观赏这些演出。有一次卡里埃尔还发表了一篇关于舞蹈的简短演说，赋予了我极大的荣耀，他说：
渴望要表现出人性情感的伊莎多拉，在希腊艺术中找到最完美的典范。她痴迷于那些美丽的浮雕作品，从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然而，与生俱来的创造本能引领她回归自然，由此产生出这一切舞姿。而相信能够仿效与复兴希腊舞蹈的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她虽遥想希腊，却也只听从自己的声音。她所带给我们的是她本身的欢乐、她本身的伤痛。她只想忘却时间，追求幸福。她的愿望如此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唤起了我们的愿望。看着这些在刹那间复活的希腊艺术，我们也像她一样年轻起来了！新的希望在我们心底燃烧。当她舞出对不可抗拒的命运之屈服时，我们也同她一起变得顺服。
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不再是一种余兴节目，而是一种个性的体现。它是如此鲜活和丰富，激发了我们去完成命中注定属于我们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