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巴斯特罗离前线还很远，但看起来很萧条破落。一群群穿着破烂制服的民兵在街头巷尾游荡，想让自己的身子保持暖和。在一面破墙上我看到一张去年的海报，上面写着“六头漂亮的公牛”将于某月某日在斗牛场里被杀。这张海报已经褪色了，看上去是那么凄凉！那些漂亮的公牛和英挺的斗牛士都到哪儿去了？如今似乎连在巴塞罗那也几乎看不到斗牛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一流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分子。
他们把我的连队用卡车运到希塔莫，然后向西进发到阿尔库比尔，就在萨拉戈萨前线的后方。围绕着希塔莫反复发生了三次拉锯战，最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在10月份将它夺了回来，一部分城镇已经被炮火夷为平地，大部分房屋坑坑洼洼地嵌满了步枪的子弹。现在我们位于海拔1500英尺的高度，气温非常低，而且雾气缭绕，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在希塔莫和阿尔库比尔之间卡车司机迷路了（打仗的时候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在迷雾中兜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才抵达阿尔库比尔。有人领着我们走过几摊泥泞的沼泽地，来到一间骡厩，我们就着谷糠堆挖了个洞，躺在里面立刻睡着了。谷糠堆干净的时候睡起来感觉还不错，没有干草堆舒服，但比稻草堆要舒服一些。直到早上我才发现谷糠堆上满是面包屑、报纸碎片、骨头、死老鼠和破烂的牛奶罐。
现在我们到了前线附近，近得可以闻到战争特有的气味——照我的经验来说，就是粪便和腐烂的食物的味道。阿尔库比尔还没被轰炸过，比起大部分前线后方的村庄要好一些。但我觉得，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来到阿拉贡地区的村庄你也会震惊于这里的肮脏与落后。这些以泥巴和石头为材料的丑陋的房子建得就像堡垒一样，绕在教堂的周围。即使是在春天你也几乎看不到一朵鲜花。这里的房子没有花园，只有堆着骡粪的后院，上面栖息着颜色斑驳的野禽。天气特别不好，不是下雨就是起雾。几条狭窄的土路已经被泡成了一片泥沼，有的地方甚至深达两尺，卡车的车轮经常打滑陷在泥坑里。农民们让几匹骡子拉着自家的破车，有时候拉车的骡子会多达六匹，全部串成一排。来来往往的部队将整个村庄弄得肮脏不堪。这里从来没有过厕所或阴沟之类的设施，也没有一块稍微平整的地方让你走路时不用留心脚下。村里的教堂和方圆四分之一英里内的所有地方都被当成了公共厕所。当我回忆起战争头两个月的情形时，我就会想到冬天的留茬田，边缘堆满了粪肥。
两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分到步枪。当你去过行刑场后，看着墙壁上一排排的小坑——那些都是步枪子弹造成的弹坑，许多法西斯分子在这里被处决——你就知道阿尔库比尔的景色是什么样的。前线那边似乎很平静，因为送来的伤兵数目很少。最令我们兴奋的是那些法西斯部队的逃兵从前线被押送过来。在这个战区我们阵线对面的敌人很多并不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只是被征召入伍的士兵，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正在服役，又没有胆量逃避兵役。时不时，对面的士兵会三三两两冒险冲到我们这边的阵线投诚。毫无疑问，要是他们的亲人不在法西斯部队控制的领土的话，会有更多的士兵投诚。这些逃兵是我与“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最早的接触。我吃惊地发现其实他们和我们几乎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穿的是卡其布军装。他们来到我方阵营的时候总是饥肠辘辘——在无人区躲了一两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们总是得意地认为这是法西斯部队粮草不足的证明。我见过一个逃兵在一户农民家里吃饭，那是一幕挺让人心酸的情景。一个二十来岁的高个子青年，满脸风霜，衣服破破烂烂的，正蜷缩在火堆旁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满满一盆炖菜。与此同时，他的眼睛紧张地打量着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一圈民兵。我觉得他可能还半信半疑地以为我们是嗜血凶残的“赤匪”，等他吃完这顿饭就会将他枪决。那个看守士兵一直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着他。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十五个逃兵一齐投奔我方。一个骑白马的士兵领着他们绕着村子走了一圈以示庆祝。我拍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后来被偷走了。
到达阿尔库比尔的第三天早上，我们的步枪运到了。一个脸膛粗糙、脸色蜡黄的军士在那个骡厩里派发枪支。当我看到他们递给我的那个东西时，我觉得万分沮丧。那是一把1896年的德制毛瑟枪——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枪管锈迹斑斑，枪栓很紧涩，木托开叉了。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枪口已经腐蚀了，根本没指望能开枪。大部分枪支都和这把步枪一样残旧，有一些枪支的情况甚至更糟，而且没有人把最好的枪支分发给那些知道如何开枪的士兵。最好的一把枪只有十年的历史，分给了一个十五岁的半白痴，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娘娘腔。那个军士给我们进行了五分钟的“培训”，讲解如何给步枪装子弹，如何拆下枪栓。许多民兵以前从来没有摸过枪，我猜想很少人知道瞄准器是干吗用的。每个人分到了五十发子弹，然后大家集结起队伍，背上行囊，出发前往三英里外的前线。
我们的百人队有八十个士兵和几条军犬，蜿蜒地沿着道路行军前进。每支民兵纵队至少有一只狗作为队伍的吉祥物。和我们一起行军的狗里面，有一只狗身上烙着POUM四个大大的字母，它走起路来样子鬼鬼祟祟的，似乎知道自己的样貌见不得人。一面红旗在队伍的最前方迎风飘扬，旁边是矮矮胖胖的比利时指战员乔治·克普，骑着一匹黑马。前面有一个从土匪一般的民兵骑兵队调过来的小青年，趾高气扬地策马来回，每到一处土丘就会让马直起两条后腿，自己摆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姿态。革命发生时西班牙骑兵的优良战马被大批缴获，移交给了民兵组织。当然，这些马都被活活骑死了。
蜿蜒的道路两边是贫瘠的黄土田地，自从去年收割庄稼以后就荒弃至今。我们前面是低矮延绵的山脉，横亘在阿尔库比尔和萨拉戈萨之间。现在我们接近前线了，离炸弹、机关枪和泥泞越来越近。我心里很害怕。我知道眼下前线很平静，但和身边大部分战友相比，我的岁数大了一些，仍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但当时我的年纪又太小，没有参军作战。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呼啸的炮弹和四处飞舞的弹片，而最可怕的是，战争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严寒。说起来好笑，但我害怕严寒甚于害怕敌人。自从来到巴塞罗那，这个想法一直在折磨我。我甚至曾经彻夜不眠，想象着战壕里的严寒，想象着在漆黑的黎明中准备战斗，想象着自己端着一把结霜的步枪在巡逻守夜，想象着靴子的鞋面那些结成冰的泥浆。我还得承认，当我看着一道行军的战友时，心里顿时感到恐惧不安。你想象不出我们看上去是怎样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艰难地拖着步子，一群绵羊都比我们更有纪律。行军还不到两英里路，队伍的后方已经落到了视野之外。大概有一半所谓的士兵其实都还是孩子——我的意思是真的都还是些孩子，最大的才十六岁。但他们都很雀跃兴奋，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上前线了。快到前线的时候，队伍前面走在红旗旁边的孩子们喊起了口号：“前进，马联工党！”“法西斯军队都是纸老虎！”等等——这些口号原本应该显得威风凛凛气壮山河的，但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稚嫩，听起来就像小猫咪的叫声一样可怜。这帮孩子衣衫褴褛，扛着破旧的步枪，甚至连开枪都不会，而共和国就靠他们去保卫，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纳闷，要是一架法西斯军队的飞机掠过我们头顶，驾驶员会不会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对我们扫射。或许在空中他就可以看出我们根本算不上是正规部队吧？
道路突然拐进了山脉，我们走上右边的岔道，沿着一条狭窄而蜿蜒的骡道绕着山脊继续前进。西班牙这一区的山脉形状很奇怪，呈马蹄形，顶部是平坦的，两边非常陡峭，下面是广阔的谷地。高一点的山坡上只长着灌木丛和石楠，到处都暴露着石灰岩白色的岩架。这里的前线没有延绵的战壕，在这个多山的国度根本不可能挖战壕。这里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工事岗哨，我们都叫做“阵地”，布满每座山头。站在远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阵地”就在马蹄形的山顶处，用沙包垒起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工事，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土坑里生了火，正在冒烟。再走近一点，你可以闻到一股恶心的、甜腻腻的味道，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鼻子里一直缭绕着这股气味。阵地后边挖了一个坑，几个月的垃圾都埋在里面——挖得很深，里面尽是面包残渣、排泄物和生锈的罐子。
我们接替的连队正在打点行装。他们已经驻守前线三个月了，身上的制服糊了一层泥浆，靴子裂成了几块，大部分人脸上长了络腮胡须。这个阵地的指挥员是莱温斯基上尉，但大家都叫他本杰明，他是波兰籍犹太人，不过母语是法语。他从掩体中钻了出来，和我们打招呼。他个头不高，大约二十五岁，长着一头硬挺的黑发和一张苍白而热情的脸，打了这么久的仗，脸上脏兮兮的。我们头顶的天空响起了几声流弹的枪响。这个阵地呈半圆形，范围大约是五十码，用沙包和石灰石修筑了工事，挖了三四十个像老鼠洞一样的掩体。威廉姆斯、我和威廉姆斯那个西班牙妻舅立刻在附近找了一处没有人睡、看上去还挺舒服的掩体。前面不时传来步枪的枪声，在石山间怪异地回响着。我们刚把行囊放下，从掩体里爬出来时，又传来一声枪响，我们连队的一个男孩从工事那边冲了回来，血流满面。不知怎地他开了一枪，把枪管给炸了，炸膛的弹壳碎片在他的头皮上刮了几道伤痕。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伤兵，而且是很有典型意义的自伤事件。
那天下午我们开始执行第一次守卫任务，本杰明带着我们绕阵地兜了一圈。在工事前面有几道狭窄的战壕，是将石灰岩挖空修出来的，上面凿了非常原始的射击孔。战壕里面和后面有十二处岗哨。战壕前面布设了铁丝网，然后山势一路而下，谷地似乎深不见底。对面是光秃秃的山丘，有几处地方只有陡峭的岩壁，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非常冷清，似乎没有生灵，连一只鸟也没有。我从射击孔里小心翼翼地朝外面张望，想辨认法西斯军队战壕的位置。
“敌人在哪里？”
本杰明夸张地挥了挥手，“就在辣边。”（本杰明会说英语——但非常蹩脚。）
“在哪儿？”
根据我对战壕作战的理解，法西斯军队离我们应该有五十码到一百码远。但我什么也没看见——似乎他们的战壕修得非常隐蔽。接着，我惊讶地看到了本杰明指示的那个地方，就在溪谷对面的小山上，距离至少得有七百米，有一座工事的轮廓和一面红黄色的旗帜——那就是法西斯军队的阵地。我觉得无以言状地失望。我们离他们远着呢！这个距离完全超出了步枪的射击距离。但这时周围兴奋地叫嚷着。远处冒出了两个法西斯士兵灰色的身影，趴在光秃秃的山脊上。本杰明从最近的士兵那里抓过一把步枪，瞄准目标扣下扳机。哒！是发哑弹。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新哨兵一爬进壕沟里就开始胡乱开枪，但并没有确切的目标。我可以看到那些法西斯分子就像蚂蚁一样躲在工事后面来回走动着，有时候一个黑点会冒失地停住一会儿，那是一个敌人的脑袋。从这里开枪根本打不到他们，但我左边的那个哨兵离开了他的岗位，在西班牙这种情况特别普遍。他靠在我身边，开始怂恿我开火。我想对他解释说距离这么远，我们用的又是些旧枪，要想射中对方除非是走了狗屎运。但他只是一个小孩，不停地朝一个黑点挥舞着他的步枪，热切地咧嘴笑着，就像一只狗等候着你扔石子儿。最后我瞄准七百米外的一个目标开了一枪，那个黑点不见了。我希望这一枪能让他吓一跳。那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朝一个人开枪。
现在我目睹了前线的情况，觉得非常恶心讨厌。他们就管这个叫打仗！我们甚至和敌人没有任何接触！守在战壕后面时，我甚至不想俯下头颅。但没过一会儿，一颗子弹呼啸着掠过我的耳际，击中了我身后的背墙。天哪！我躲了起来。我一直在赌咒发誓子弹从我身边掠过时，我绝不会躲起来，但躲藏的动作似乎出自于本能，几乎每个人都会做出这种举动，至少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