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将手搁在门把上时，看到那本日记本还摊开着搁在桌子上。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打倒老大哥”这五个字，字体大得几乎隔着房间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但他发现，就算他吓得魂飞魄散，他也不愿在墨迹未干的时候把日记本合上，弄脏那光滑的纸面。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打开房门，心里顿时涌过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门外站着一个面容憔悴苍白的女人，头发稀疏，脸上布满了皱纹。
“噢，同志，”她说话时声音很干涩，像在哀声抱怨，“我想我听到你进屋了。你能过来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槽吗？它堵住了，而且——”
那是帕森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位邻居的妻子。（党并不赞成用“太太”这个称呼——你应该称呼每个人为“同志”——但遇到有些女人，这个称呼本能地就会用上。）她大约三十岁，但看上去苍老得多，脸上的褶子让人觉得里面藏污纳垢。温斯顿跟在她后面穿过走廊。几乎每天他都得做这些烦人的业余修理工作。胜利大厦是老公寓，建于1930年前后，就快倒塌了。天花板和墙壁的石膏总是片片剥落，一遇到结霜水管就会爆裂，天一下雪屋顶就会漏水，供热系统虽然没有完全关闭，但总是只供应一半的暖气，目的是为了厉行节约。除非你能自己搞定，否则维修工作得经过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批准，就算是修补一面窗玻璃也可能得等上两年。
“当然，这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地说道。
帕森斯家的公寓比温斯顿的公寓大一些，别有一番脏乱的情形。每件东西看上去都破破烂烂的，似乎被人踩过一脚，仿佛曾有体型庞大的动物到这里肆虐过。体育器械——曲棍球棒、拳击手套、一个爆了的足球、一条里朝外翻转过来的汗淋淋的短裤——全部堆在地板上，桌子上摆满了脏兮兮的碗碟和书页卷了角的健身书籍。墙上挂着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还有一张全幅尺寸的老大哥的海报。和往常一样，屋里有一股煮卷心菜的味道，整座大厦都有这股味道，但汗臭味更加浓烈一些——而且你一闻就知道是某个现在不在这儿的人留下的汗味，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会知道这一点。在另一间房里，电屏里还在播放着军乐，有人正拿着一把梳子和一张厕纸吹奏着，努力想跟上军乐的节拍。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略带忧虑地看了房门一眼，“他们今天没出去，当然——”
她总是习惯在说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厨房那个水槽盛满了浑浊的绿水，就快溢出来了，比卷心菜的味道更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水管的角接头。他不喜欢动手，他不喜欢弯下腰，这老是会让他开始咳嗽。帕森斯太太看上去很无助。
“当然，要是汤姆在家的话他一下子就弄好了。”她说道，“他喜欢做这些事情。汤姆的手巧得很。”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略显肥胖但很活跃，是个很傻很天真的缺心眼笨蛋——那种完全不会提出质问，一心一意吃苦耐劳的人，比思想警察更加可靠地维持了党的稳定团结。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离开了青年团，而之前他是少年侦察队的成员，在超过法定年龄一年之后才加入了青年团。他在真理部从事的是不需要动脑筋的低端工作，不过他是体育委员会和其它委员会的先进分子，积极组织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行动和义务劳动。他会抽着烟斗，带着无言的自豪感，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晚都会去社区中心露个面。无论他去到哪儿，身上总是有一股浓烈的汗味，暗地里提醒你他的生活有多么辛苦，即使他走开后，汗味仍然驱之不散。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摆弄着角接头上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立刻显得踌躇不定，“我真的不知道。或许孩子们——”
又是一阵靴子的跺地声和吹着梳子发出的巨响，孩子们冲进了客厅。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空了积水，强忍着恶心将那团堵塞了水管的头发清理掉。他就着水龙头的冷水尽量将自己的手指洗干净，然后回到另一间房里。
“举起手来！”一个野蛮的声音喊道。
一个英俊而神情凶悍的九岁小男孩从桌子后面蹿了出来，拿着一把玩具自动手枪威胁着他，而他那小两岁的妹妹拿着一块木头摆出同样的姿势。两人都穿着蓝色短裤和灰色衬衣，戴着红领巾，这身打扮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将双手举过头顶，感觉很不自在，因为那个孩子的态度是那么凶狠，完全不像是在玩游戏。
“你是叛徒！”小男孩叫嚷着，“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会开枪打死你，我会让你人间蒸发，我会把你发配到盐矿去！”
突然间，两个孩子在他身边雀跃叫嚷着：“叛徒！”“思想犯！”小女孩模仿着哥哥的一举一动。这一幕情形有点吓人，就像在逗老虎幼崽玩一样，很快它们就会长大，变成食人猛兽。那个男孩子的眼里闪烁着刻骨的敌意——显然，他很想踢打温斯顿，而且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长大，将想法付诸行动。温斯顿心想，幸好他拿的不是真枪。
帕森斯太太的视线不安地从温斯顿身上转到孩子们身上，然后又转了回去。客厅的采光好一些，他饶有兴味地发现她脸上的褶子里真的藏着污垢。
“他们就是这么吵。”她说道，“他们很失望，因为他们不能去观看绞刑，所以才会这样。我太忙了，不能带他们去，而等汤姆下班回来又太晚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那个小男孩大声嚷嚷着。
“要去看绞刑！要去看绞刑！”那个小女孩仍在雀跃叫嚷着。
温斯顿记起来了，几个欧亚国的囚犯因战争罪将于今天傍晚在公园里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大概每个月会举行一次，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去观看行刑的过程。他向帕森斯太太辞别，朝门口走去。但在走廊上还没走出六步远，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后脖子，火辣辣的疼，似乎被一根炽热的铁丝扎了一下。他猛然转过身，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把儿子拽进门道，那个小男孩把弹弓藏进口袋里。
“古德斯泰恩！”房门关上的时候，那个小男孩高嚷着。但令温斯顿最惊诧的，是帕森斯太太灰扑扑的脸上那无助而惊恐的神情。
回到公寓里，他快步经过电屏，又坐在桌子旁边，仍在揉着自己的后脖子。电屏里的音乐已经停了。一个字正腔圆的军人般的声音正在宣读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抛锚固定的新型漂浮要塞的武器装备介绍，语调似乎有点暴戾。
他想，那个女人带着那两个孩子，生活一定充满了恐惧。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离经叛道的行为。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经过类似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的培养熏陶，他们被系统地改造成无法无天的小恶棍，但他们绝不会反叛党的纪律。恰恰相反，他们热爱党，热爱和党有关的一切：歌曲、游行、旗帜、远足、拿着木头步枪军训、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崇高的游戏的一部分。他们的一切憎恨都指向外界的目标，他们反对国家公敌，反对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过了三十岁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成了正常的事情。而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基本上每个星期《泰晤士报》都会刊登一幅照片，描述某一个偷听父母谈话的小孩——通常被冠以“少年英雄”的称号——窃听到不可告人的内容，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自己的父母。
被弹丸击中的疼痛渐渐平息了。他漫不经心地拿起笔，思索着还要在日记本里写些什么。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莱恩。
几年前——到底多久了？应该是七年前的事了——他梦见自己正走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有个人坐在一边，当他经过的时候，对他说道：“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遇。”声音非常平静，几乎可以说是随口说出来的——只是一句表白，而不是命令。他继续走着，没有停下脚步。有趣的是，当时，在梦中，这句话并没有在他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后来他才渐渐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记不得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与奥布莱恩第一次见面。他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他第一次认出梦中的那个声音就是奥布莱恩的声音。但不管怎样，他认出了他的声音。在漆黑中对他说话的那个人就是奥布莱恩。
温斯顿一直不敢肯定——就算今天早上有过眼神上的交流，他还是不敢肯定到底奥布莱恩是敌是友。甚至可以说这件事似乎并不重要。他们之间相互理解，这比友爱或党员情谊更加重要。他曾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遇”。温斯顿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知道这句话将以某种方式实现。
电屏里头的声音暂停了。凝滞的空气中传来嘹亮优美的军号声。那个声音几乎刺耳地说道：
“注意！大家请注意！马拉巴前线传来了最新消息。我们的部队在南印度取得大捷。经上级授权，我在此宣布，此次军事行动或许将大大缩短战争的进程。以下是新闻报道——”
温斯顿心想，坏消息要来了。一点不错——在血淋淋地描述欧亚国的军队如何被消灭殆尽，多少多少人被杀被俘之后，电屏里紧接着播出了一则通告：从下个星期起，巧克力的供给配额将从三十克减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个嗝。杜松子酒的酒力开始消退，他现在只觉得很泄气消沉。电屏——或许是为了庆祝胜利，或许是为了让人们忘却巧克力减量的坏消息——大声地放起了《大洋国，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应该起身肃立。但是，现在他坐在这里，没有人看得见他。
《大洋国，一起都是为了你》变成了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边，背对着电屏。天还是晴朗而寒冷。远处，一枚火箭炸弹爆炸了，传来了低沉的巨大回响。如今每星期会有二三十枚火箭炸弹落到伦敦。
下面的街道上，那张破破烂烂的海报被风吹拂着，不停地扑扇，上面“英社”那两个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神圣的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历史的可变性。他觉得似乎自己在海洋底部的丛林里游弋，消失在一个怪异的世界里，而他自己就是一头怪兽。他很孤独。过去已经消逝了，而未来不知道会怎样。他怎么知道现在活着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呢？他又怎么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呢？他看到了真理部白色的大楼那三句口号，似乎看到了答案：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两毛五的硬币。上面也用小而清晰的字体镌刻了那三句口号，另一面则镌刻着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在一直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的封面上、旗帜上、海报上、烟盒的包装上——那双眼睛无处不在，一直在盯着你，它的声音包围着你。无论睡着或是醒着，工作或是吃饭，在室内还是在室外，洗澡还是上床——你都无处可逃。你拥有的，只不过是头颅里那几立方厘米的空间。
太阳西斜了，真理部层层叠叠的窗户上不再有阳光闪耀，看上去阴沉沉的，就像一座碉堡上面的枪眼。在它那庞大的金字塔形的阴影下，他的心缩成一团。这座建筑坚不可摧。一千枚火箭炸弹也无法将其轰倒。他的心里再次泛起疑惑，他是为了谁而写日记呢。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或许只是虚幻的时代。迎接他的不仅会是死亡，而且将会是彻底的毁灭。这本日记将被烧成灰烬，而他则将人间蒸发。只有思想警察会阅读他写了些什么，然后将其销毁，从记忆中消除。当你连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连在一张纸上留下匿名的字句都无法做到时，你又怎么能向未来发出呼吁呢？
电屏鸣响了十四点。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必须在十四点三十分之前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报时的钟声似乎为他平添了新的勇气。他是一具孤独的幽灵，在唠叨着没有人会听到的真相。但只要他说出这些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延续性就不会中断。延续人类道统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人听到你的话，而在于保持理智的清醒。他回到桌子旁边，浸了浸钢笔，继续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的人——那时候思想是自由的，那时候的人千姿百态，而且生活并不孤单——那时候还有真理这回事，做过的事情不容抵赖。
一封来自统一的时代，来自孤独的时代，来自老大哥的时代，来自双重思想的时代的信。
此致！”
他已经死了，思忖到他似乎觉得到了现在他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思绪，踏出关键性的一步。每一个行为的结果都蕴涵于行为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一具行尸走肉，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可能久地活下去。他右手的两根手指沾了墨水。就是像这样的细节可能会将你出卖。部里某个好事的狂热党员（或许是一个女人——就像那个长着褐黄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或虚构司的黑发女孩）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他会在午休的时候写字，为什么他会用老式的钢笔，他写了些什么——然后跑到某个对口的部门告密。他走到浴室，仔细地用粗糙的深棕色肥皂将墨迹洗干净，那肥皂磨擦着皮肤，感觉就像一层砂纸，用来洗掉墨迹最好不过了。
他把日记本放到抽屉里。想着把它藏起来是没用的，但至少他可以确认它是不是被人发现了。在页脚上摆一根头发未免太过于明显，他用指尖撮起一粒肉眼看得见的白色沙尘，搁在封面的角落里，如果有人动过这本书的话，它就会掉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