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开始了，温斯顿将讲写器拉到身旁，将话筒上面的灰尘吹走，戴上眼镜，下意识地长长叹了口气，虽然他就在电屏跟前，也抑制不住自己。然后他将已经从办公桌右边的气动输送管中送过来的四个纸卷一一展开订好。
小隔间的三面墙上有三个孔。右边是讲写器和小小的气动输送管，用以传递书面指示；左边是稍大一点的气动输送管，用来传递报纸；而在端壁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狭槽，外面罩着栅栏，温斯顿一伸手就可以够着。这个东西是用来处理废纸的。整座大楼有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这样的狭槽。不仅每个房间都有，而且走廊里隔几步远就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被戏称为“记忆洞”。当一个人知道某份文件需要销毁，甚至看到一张废纸掉在地上时，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掀起最近的记忆洞的栅栏，把要销毁的文档或废纸扔进去，一股热气流就会将东西运到隐藏在大楼某处的巨大火炉那里销毁。
温斯顿审视着那四张展开了的纸，每张纸上面只有一两行字，都是以简略的行话写成的——不是地道的新话，但大部分是新话的词汇——这是真理部内部通用的语言。内容如下：
《泰晤士报》17.3.84 修正老大哥非洲讲话误报
《泰晤士报》19.12.83 三年计划83年第四季度预测误印勘正本期
《泰晤士报》14.2.84 修正富部巧克力误报
《泰晤士报》3.12.83 报道老大哥当日命令双倍不好提及非人全部重写归档前送交审阅
温斯顿带着一丝满足感将第四则信息放到一边。这是一件需要高度细致和责任感的工作，得放到最后才进行。另外三件工作都是例行公事，但第二件工作或许意味着单调乏味地审阅一连串数字。
温斯顿按下电屏上的“过期刊物”这个按钮，要求把应该修正的《泰晤士报》刊目送过来，刚过几分钟气动输送管就把它们送来了。他所收到的信息指明了哪些文章或新闻报道的内容由于某种缘故需要进行更改，用官方语言来说，是进行修正。比方说，三月十七号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前一天老大哥的讲话，他预测说南印度前线的局势将会保持平稳，而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起进攻。结果呢，欧亚国最高指战部偏偏避开北非，在南印度发起进攻。因此，重新撰写老大哥的讲话非常必要，要能塑造他料事如神的形象。还有一次，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官方对1983年第四季度同时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第六季度各种消费品产量的预测。而今天这期杂志刊登了实际产量的报道，预测的每一个数字都错得很离谱。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正原来预测的数据，使它们和后来的数字相一致。第三则信息指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纰漏，只消几分钟的工夫就可以搞定。不久前，就在二月份，富足部许下了承诺（用官方的词汇讲，“确保”），说在1984年全年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不会削减。事实上，正如温斯顿所预料到的，从这周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削减到了二十克。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将原来的承诺改成一则警告，说四月份的时候如有必要，定量供应将会减少。
温斯顿处理完每一则信息后，就将他口述记录下来的更正文字夹在相对应的《泰晤士报》刊目里，然后将它们放回气动输送管。接着，几乎是出于下意识的动作，他将最初送来的指示和自己写了字的纸条统统扔进记忆洞里面，付之一炬。
这些气动输送管通向看不见的迷宫，他不知道里面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大体知道会是怎么一回事。当哪一期需要更正的《泰晤士报》所有的修改文字都已提交并校勘完毕后，该期刊物就会被重新印刷，原来的刊物被销毁，由修正过的版本取代，进入档案。这一从不间断的修改过程不仅应用于新闻报纸，而且应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海报、传单、电影、音轨、卡通和相片——任何一种有政治意义或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字材料或档案。日复一日，甚至分分秒秒，历史总是被不断修正、与时俱进。这样一来，党所作出的每一个预测都可以通过档案得以证实是正确英明的。而任何新闻或意见，只要与当前的需要不相一致，都不得存在于记录中。所有的历史都被不断改写，只要有必要，就将原有的史实推翻，重新书写内容。一旦完事，没有人能够证实历史曾经被篡改过。记录司规模最为庞大的部门要比温斯顿现在上班的办公室大得多，里面有专人负责追踪收集所有业已被取代的书籍、报纸以及其它档案资料，并将其销毁。有几期《泰晤士报》由于政治联盟的变动或老大哥的预言没能准确实现，被改写了十来次之多，仍然以原先的刊号摆放在档案中，没有一份原来的版本能指证它曾被篡改过。书籍也遭受被召回并反复改写的命运，然后重新发行，没有人能够指出里面的内容已被篡改。就连温斯顿收到的那些书面指示也从未提及或暗示要进行信息伪造，上面只是说要对疏漏、笔误、印刷错误或引用错误进行修正，为的是使报道更加准确，而且温斯顿处理完工作后就会立刻将那些书面指示销毁。
但事实上，在修改富足部的数字时，他觉得这根本称不上是捏造事实，只是用一则胡说八道的信息替代另一则胡说八道的信息。你所处理的材料与现实世界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原先的数据和经过修正的数据全都是虚构出来的。很多时候，你就在自己的脑海里凭空想象。比如说，富足部预计本季度靴子的产量是1.45亿双，而实际产量只有6200万双。而温斯顿将预测的数字修正为5700万双，这样一来就满足了超额完成生产目标的要求。但无论是6200万还是5700万还是1.45亿，统统都不是事实。很有可能，根本一双靴子也没有制造出来。更有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到底生产了多少双靴子，对此也毫不在乎。每个人所知道的，就是每个季度名义上都有天文数字一般的靴子被生产出来，而大洋国或许得有一半的人民没有鞋穿。每一个记录在案的事实，事无大小，也都是如此。一切都消失在朦朦胧胧的世界里，到最后，连年份和日期都无法加以确认。
温斯顿瞥了一眼大厅。在对面的小隔间里，一个下巴发青、打扮得油光水亮的小男人正在忙碌地工作。他叫提洛岑，膝盖上放着一份折起来的报纸，嘴巴紧挨着讲写器的话筒。看样子他似乎不想让别人听到他正在对着电屏说些什么。他抬头看了一眼，眼镜闪过一道仇恨的光芒，直指温斯顿这个方向。
温斯顿和提洛岑不熟，也不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记录司的工作人员不会谈论自己的工作。在长方形、没有安窗户的大厅里有两排小隔间，不停地响着纸张的沙沙声和对着讲写器压着声音说话的嗡嗡声。这里有十几个工作人员，虽然温斯顿每天看见他们在走廊里匆忙奔走或在“两分钟仇恨仪式”中手舞足蹈，却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知道他隔壁小隔间里那个长着褐黄色头发、身材娇小的女人每天奔波忙碌，她要做的事情就是追踪并删除报刊上面已经人间蒸发者的名字，因为这些人被视为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由她做这份工作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几年前也人间蒸发了。隔着几个小隔间坐着一个斯文萎顿、似乎正在做白日梦的家伙，他的名字叫安普弗斯，长着毛茸茸的耳朵，非常擅长韵律诗和格律诗。他正在篡改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犯了错误但出于某种原因必须保留在诗集中的诗歌——他们将篡改过的作品称为修订本。而这间大约有五十个工作人员的大厅只是庞大复杂的记录司里的一个小科室，一个小小的细胞而已。在它的前后上下左右，还有无数其他工作人员在从事难以想象的复杂工作。这里有极为宽敞的印刷车间，部门编辑和排版专家在装备精良的工作室里伪造相片；这里有电屏节目部门，工程师、制片人和一队队精心挑选的仿声特型演员在这里工作；这里有许多书目文员，他们的工作就只是列出需要被召回的书目和期刊的清单；这里有巨大的贮藏室，用以保存已经修正过的档案；还有隐蔽起来的火炉，用于销毁原来的那些书刊报纸。在某个匿名的地方，负责指挥工作的主脑人物正在调度安排所有的工作，制定政策，指示历史的哪一个部分应该保存，哪一个部分应该加以篡改，哪一个部分不应该继续存在。
而记录司本身只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职责不是重新构建历史，而是向大洋国的公民供应报纸、电影、课本、电屏节目、戏剧、小说——各种各样的信息、指导或娱乐，从一尊雕像到一则口号，从一首韵律诗到一部传记作品，从小孩子的拼写课本到一册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各种需求，而且还有另外一班人马在为无产阶级谋福利。这里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独立部门，专门负责处理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和娱乐。这个部门编撰毫无价值的报纸，里面除了运动、犯罪和占星术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内容，此外还有诲淫诲盗的五便士一本的短篇小说、色情电影和缠绵悱恻的情歌，这些全都是由一个类似于万花筒、名叫“创作器”的机械设备创作而成的。甚至还有一个科室——在新话中的名字叫色情科——专门制作低俗无比的色情内容，密封之后被运走，除了负责制作的人外，党员一律不得翻阅。
温斯顿在工作时，三则信息从气动传送管里滑了出来，但任务都很简单，在“两分钟仇恨仪式”打断工作之前，他已经将它们处理好了。“仇恨仪式”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从架子上拿下新话词典，将讲写器推到一边，擦拭干净眼镜，然后开始进行今天早上主要的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寄情于他的工作。大部分工作是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但有的工作错综复杂，很有难度，让你醉心其中，就像在解一道数学题时会忘乎所以一样——你得精心伪造信息，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指导，你只能凭借着自己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并猜测党会要你怎么处理。温斯顿很擅长这种事情。有时候他甚至被安排了修正《泰晤士报》社论的工作，这些社论完全是用新话撰写而成的。他展开刚才放在一边的那则信息，里面的内容如下：
《泰晤士报》3.12.83 报道老大哥当日命令双倍不好提及非人全部重写归档前提交审阅
在旧话（或标准英语）中，这则信息或许可以这么解读：
“1983年12月3日《泰晤士报》关于老大哥命令的报道非常令人不满意，里面提到的个体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全文重新改写，并在归档之前将稿件送交上级审阅。”
温斯顿将那篇出了岔子的文章通读了一遍。似乎当天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在褒扬一个名叫FFCC的机构所做的工作。这个机构为漂浮要塞的水手和船员供应香烟和其它慰藉。一个名叫威特斯的同志是身居要职的内部党员，被单独点名并予以授勋嘉奖，荣获二等功勋奖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无缘无故被撤销了。可以想象得到，威特斯和他的下属如今声名狼藉，但这件事在报刊或电屏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情况，因为政治犯被审判或被公开谴责是罕有的事情。在大清洗中，成千上万的人被牵涉其中，叛徒和思想犯受到公开审判，并可怜巴巴地坦白自己的罪行，最后被处决，但这种特殊的公审几年才发生一次。更普遍的现象是，那些反党分子凭空消失了，从此音讯全无。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知晓。他们当中或许有的还活着。在温斯顿认识的人中，不算上他的父母亲，有三十个陆续消失了。
温斯顿轻轻地用回形针挠了挠鼻子。在对面的小隔间里，提洛岑仍然鬼鬼祟祟地趴在讲写器旁边。他把头抬起了一会儿，眼镜又闪烁着那充满敌意的光芒。温斯顿不知道提洛岑同志是不是在从事着和自己同样的工作。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太棘手敏感的工作从来不会交给单独一个人处理，但另一方面，交给一个团队去做又等于公开承认捏造事实的行径正在发生。很有可能，有十来个人正在同台竞技，撰写不同版本的老大哥讲话，然后内部党员的某位主脑人物会从中挑选一个版本，加以编辑，然后经过一番必要的交互引用的复杂流程，最后，被选中的谎言就会成为永久记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为什么威特斯会身败名裂。或许是因为贪污或失职；或许老大哥只是将一个太受欢迎的下属清理掉；或许威特斯或某个他身边的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又或许——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清洗和人间蒸发是政府机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信息中唯一确凿的线索是“讲述非人”这四个字，这意味着威特斯已经死了。当有人被捕的时候，你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死定了。有时候被捕的人会被释放，活上个一年半载，然后再被处决。很多时候，你明明以为已经死了很久的人会像幽灵一样在公审中出现，招供出几百个同伙之后再次消失，这一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但威特斯已经是一个“非人”。他已不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温斯顿判定，仅仅将老大哥讲话的口风调转过来并不够。最好是将讲话内容改头换面，变得与原来的主题毫无关联。
他可以把这篇演讲写成司空见惯的对叛徒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未免有点过于明显，而捏造前线战事大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获得超额生产的胜利或许牵涉太多的档案记录。他要做的，是写一篇完全虚构的文章。突然间，他有了灵感，决定塑造某个叫奥吉维同志的形象，该同志最近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有时候老大哥会在当日的命令中褒扬某个出身寒微的普通党员，他认为他们的生平与牺牲是其他党员应该追随的榜样。那天他应该在褒扬奥吉维同志。事实上，根本没有奥吉维同志这么一个人，但几行报道和几张伪造的相片就可以将其塑造出来。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讲写器拉到身边，开始以熟悉的老大哥的文风撰写文章。老大哥的文风很有军人风格，又有点矫情，因为他很喜欢用设问句，然后立刻作出回答（同志们，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教训就是——这是英社基本原则的体现——等等等等），很容易进行模仿。
三岁的时候，奥吉维同志就只玩军鼓、冲锋枪和模型直升飞机等玩具。六岁的时候——经特别批准，比规定早了一年——他加入了少年侦察队。九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队伍里的指导员。十一岁的时候，他向思想警察揭发了自己的叔叔，因为他无意间听到了叔叔和别人在说话，他觉得里面有犯罪倾向。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反性爱青年同盟的区组织领导。十九岁的时候，他设计出了一种手雷，方案被和平部采纳，在第一次武器实验中一颗手雷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在战斗中牺牲。当时他带着重要文件驾驶直升飞机飞越印度洋，几架敌机穷追不舍，他将机关枪绑在身上增加重量，从直升飞机上跳到海里，连同那些重要文件一起葬身大海——老大哥说，这样的牺牲实为万人所景仰。老大哥还对奥吉维同志生平的纯洁和一心一意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是个彻底的禁欲主义者，不抽烟，没有娱乐，坚持每天在体育馆里锻炼一小时，并且发誓终身不娶，因为他觉得婚姻和照顾家庭会让他无法二十四小时全情投入工作。在他的谈话中只有英社的原则思想，他以战胜欧亚国的敌人为生命中唯一的目标，积极追捕间谍、工贼、思想犯和叛徒。
温斯顿在内心里挣扎着是否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功勋奖章，最后他决定不这么做，因为这会增加不必要的档案交互引用工作。
他又瞥了一眼对面小隔间的竞争者。他似乎知道提洛岑也在忙于同一件任务。他不知道谁的文章最后会被采纳，但他坚信会是自己的文章。一小时之前，他还没虚构出奥吉维同志，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事实。他觉得奇怪的是，你只能创造死人，却无法创造活人。奥吉维同志从未存在于现在，但存在于过去，而当伪造行为被遗忘时，历史中就真有其人，就像查理曼大帝或恺撒大帝一样，有着确凿的史实加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