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的百岁人生，视为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周有光：我从小学到大学，我自己看到新中国的变化很大。比如说原来的私塾，后来变成，那个时候叫洋学堂了。我家里的男工带了我去看，把庙里面的菩萨打掉，变成小学校，后来我就进这个小学校，我自己看到。所以我看到私塾到洋学堂，我看到男人长辫子到剪成短头发，我看到女人小脚变成放大脚，我看到家里面原来点洋灯后来变成点电灯。
许戈辉：灯泡。
周有光：而我的生活的环境呢，我们的家乡是江苏常州，可是后来我们家到苏州，后来到上海，所以我的小的时候读书时代，是上海、苏州、常州这个小区域，就是沪宁铁路的东部，这个地方呢，刚刚是中国当时吸收外国文化的一个口子，那个时候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
许戈辉：那您学经济专业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
周有光：学经济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的想法，我觉得也有道理。它说中国最重要的是要经济建设，你经济没有建设好，旁的都是空话。这个思想影响了我，所以我就学经济。
一九二三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主攻经济学。毕业后进入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工作，并曾被派驻名声显赫的美国华尔街就职；解放后，他回到上海担任经济学教授。虽然年过半百因偶然原因转攻文字改革，但时至今日，经济学出身的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动向。
周有光：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呢，变化很大。我们特别是经济改变了。经济改变了，我们改革开放最重要就是接受外包。
许戈辉：但是外包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大工厂了。
周有光：你不接受外包不行啊，这个“文化大革命”搞得我们真是苦得要死，再搞下去搞不下去了。所以邓小平就改变了，改革开放，最重要就是这一方面。所以由于接受外包呢，这个外国的经济学就不能不学了，特别是凯恩斯的经济学不能不学了。我给你讲一个有趣味的事情，五十年代，我在人民大学兼课，我下了课的时候，在那边喝茶，另外有两个教授讲话，他说我们请来一个苏联教授，经济学的，他一张口就骂凯恩斯，学生说我们不懂凯恩斯，请你介绍一下。他说我不能介绍，我介绍了就是给帝国主义做宣传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凯恩斯的书都翻译了，现在是凯恩斯的书到处都有了。可是我们引进西洋的学术，自然科学方面引进得很快，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好多还没有引进来，我希望将来慢慢地，我们都应当引进来。
周有光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社会一百年来最轰轰烈烈的变革同步进行着：抗日、内战、新中国成立和之后大大小小的运动，他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而至今都让周老感到最为艰苦的岁月，莫过于抗战八年和十年浩劫。
周有光：我一生艰苦得最厉害的，一个就是抗日战争八年。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啊，我在重庆，有一次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掉，我呢，是被这个炸弹，这个热浪啊，冲出去，掉在阴沟里面，旁边一个人炸死了。还有一次呢，我晚上到乡下去办事情，回来晚了，回到家里面，这家完全炸光了，家里人到哪里去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家，有三个家。我们家真是运气，炸城里面，我们在乡下，炸乡下，我们在城里面，我们没有炸到。还有呢，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的苦在哪里呢，这十年不能做工作。我下放宁夏，下放宁夏呢，叫作“五七学校”，我们叫“五七战士”，“五七战士”实际上是劳改犯。到那面去，到了那面才知道，那面有好多个劳改犯的这个所谓站。我们是国务院直属单位的下放的，下放一万个人，搞两个站。他们说是周总理特别关照我们要优待。怎么优待呢，我们可以点电灯，第二呢，我们打井，可以有自来水。
许戈辉：一共去了多长时间？
周有光：两年四个月，我种田，种一年的田，真正种田呀，真正下田，我觉得非常有趣味。
许戈辉：有趣味呀，不苦啊？
周有光：因为我一生是没有种过田嘛。第二年不要我们种田了，我们年纪大点的做做轻松的事情。轻松做什么呢？看那个白菜窖，我也觉得有趣味，看白菜窖特别有趣味，当地没有白菜，白菜是从天津运来的，白菜好得不得了，可是容易烂，要天天晒太阳。快要烂了呢，赶快吃。那么好的嘛，慢一点吃，可是有的又快烂了，又赶快吃。
周有光：所以从头到尾都吃这个坏菜！
许戈辉：烂白菜。
周有光：好的菜都没有吃。所以我得到一个原理，叫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坏的再吃，不坏不吃，坏了全吃。我觉得这很有趣味，我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跟白菜一样。
许戈辉：所以总是没有好日子过。
周有光：我是怎么样维系这事情，都是拿这个乐观的态度来处的。为什么呢？你悲观也没有用处。人家问我中国有没有希望，今天的情况好了，那个时候不是很坏的时候嘛，很糟糕的时候，我说有希望。为什么呢？整个世界在发展，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你不能不跟着这个潮流往前进，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有希望的。
就在本期节目播出的这周周三，也就是一月十三号，周老迎来了自己一○五岁的寿辰。他这一辈子颇多坎坷，但是从不悲观，总是以微笑去面对。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号，他和才女张允和结婚了。如果按照老人的说法呀，这是个特别不吉利的日子，因为正值月末，叫作“尽头日子”。他家的保姆还背着他们，拿了他们两个人的八字去请人算，结果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啊，都活不过三十五岁。偏偏周有光不信这个邪，他笑着说：旧的尽头正是新的开始。结果怎么样呢，夫人张允和活到了九十三，而周老呢，至今身体还蛮硬朗的。
许戈辉：周老，为什么您能在苦日子里还那么乐观呢？
周有光：这个我想跟我妈妈有关系，我的母亲她的时代可能比我的时代还要困难，她经过一个太平天国十几年，那个太平天国在江南，我们是江南人嘛，这个灾难可能比日本打中国还要厉害，这个破坏得非常厉害，所以她锻炼了一种抵抗灾难的人生观，她说这个古代有一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水流都是不稳定的嘛，可是它要过桥的时候这个水流就稳定了，所以船自然会通过这个桥洞。她说人生也是这样子的，你不能不遇到困难，遇到困难你不要惊慌，自然会度过去的，不要失望，这是一点。还有就是读古书，古书上面有两句话叫：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就是忽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人家打击你没有道理的，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不要生气。还有呢，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学的课程里面，有讲佛学的这个文章，这个当中讲道，你不要为身外之物而牺牲自己。比如有的人为了财产而自杀，有的人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自杀，这个都是可以让步的，可以忍受的，可以不在乎的。我的确对于这个财产我是训练了，不在乎的。
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下放了家里没有人。造反派把我们家打开了，都住在我们家里面，把什么东西都搞掉了，连个纸片片都没有了。我们不是回来了嘛，回来了到家里面，造反派住在里面，领导赶快叫他们搬走，我们搬进去。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在乎。
许戈辉：不在乎啊，没有心疼啊？
周有光：一点不在乎，假如你在乎吧，你自己就不高兴了嘛，不高兴嘛，你不是自己受罪了嘛，就拿人家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嘛，有什么好处，一点没有好处嘛。
许戈辉：对，对，对。
周有光：我每天看报看书，不仅是看国内的。因为我年纪老不能出去活动，我老在家里面，我的国外的亲戚朋友啊，他们知道我要书看，所以他们找到好的书都寄给我看。
许戈辉：看书您最爱看哪一类的呀？
周有光：我的看书叫作被动地看书，他们给我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看这些东西呢，我说我是扫盲，自己扫盲。我说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我一直钻在这个专业的井底里面，我不知道外面世界。现在我离开办公室了，回到家里面来了。回到家里面呢，我发现我的专业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知识海洋，这里面我是文盲。
许戈辉：您看您满肚子学问还说叫扫盲，我知道“周百科”这个名字，是您的连襟沈从文先生给您起的是不是？
周有光：那是开玩笑的。沈从文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他这个年轻时候住在湘西，那个时候湘西这地方是封闭得不得了。
许戈辉：也很苦。
周有光：所以他接受了古老的教育，新的教育他都是自修的。所以后来他到了北京，他说我是乡下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所以现在小孩子说是小学毕业了，他说好极了，他说我还没有小学毕业呢。所以他的经历跟我完全不一样。可是我跟他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自学。我觉得这个自学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学问都是自学来的，他是私自自学很成功的。我可以说我的知识也主要是自学来的。我认为一个人必须终身教育，百年自学，一直要到死还要学。
周有光自称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每天上午，周有光都会准时地坐在他那台老式的夏普打字机前，开始一天的生活。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离休之后，这个习惯保持了二十多年。他说：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
周有光：我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讲呢，有三个角度可以简单讲。从经济来讲，第一个是农业化，第二个是工业化，第三个是信息化。从文化来讲，最早的是神学思维，后来发展为玄学思维，那么最后发展为科学思维。从政治来讲呢，神权、君权到民权，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是自然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的。苏联为什么垮台呢？现在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讲法，总结一句话，它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所以历史的规律是谁都不能违背的，以后迟早要走这个道路。而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创造，也不是什么人的发明，不是的。它是从古代到现代慢慢地发展的。
中国一早就有民为贵，这是民主思想，可是没有民主制度。西洋最早呢，这个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不是全体人民都受到好处的，是少数人得到好处，后来这得到好处的人逐步逐步扩大，所以这个民主是很长的一个历史，几千年慢慢地变的，现在还在前进。最新的，民主制度的新的发展是什么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电视里面辩论。美国总统选举不是两个人在电视里面辩论嘛。第二件事情呢，叫作国际观察。国际有好几个观察机构，你选举的时候他就派人来看，他不讲话，看了以后呢，他就可以知道你这个选举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一个有趣味的新闻，英国是最早提倡民主的嘛，可是英国一直没有电视辩论。最近有消息说，明年它要大选，明年英国的首相要跟候选人在电视上面辩论。这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民主制度还要将来逐步怎么样进步我们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新的花样，就是电视辩论，就是国际观察，这两件大事情。
晚年的周有光常被人们称为“新潮老头”，虽然已年过百岁，但每天还要读书看报，至今仍勤于笔耕；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伊》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
许戈辉：我读到您的书里，您说以前咱们说衣食住行，您还给加了一个“信”字。
周有光：我为什么加个“信”呢？信息化时代啊，你用不用手机呀？
许戈辉：肯定要用的。
周有光：你手机打短信吗？
许戈辉：打呀。
周有光：你怎么打的？
许戈辉：我输拼音。
周有光：对。所以今天这个人啊，已经不能没有手机了。这个手机、电视、电脑，它是很神奇的东西呀。什么叫神奇呢？我们神话小说上面，神仙能够看到千里以外的东西，千里眼，顺风耳。现在你的电话是不是顺风耳啊？
许戈辉：就是。
周有光：你的电视是不是千里眼啊？一个手机可以讲话，而且可以看到对面的人。万里之外的人都跑来了，都跑到我耳朵旁边来了，我们不是神仙生活了嘛。
许戈辉：采访结束后，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周老居住那间小屋。在高楼林立的北京，要想找到这栋普通的居民楼可还真不太容易。一墙之外，是喧嚣的都市；一墙之内，是周老“无轨电车”式的规律生活--看书、写作、会客、休息。楼里没有电梯，当我顺着楼梯爬上三楼的时候，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周老缓慢的脚步，那些脚步，历经沧桑，从容、淡定，而且乐观，正像周老自己在《陋室铭》中所写的那样：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访问周有光
访问者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组
时间：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地点：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演播室
周有光先生整整一○一岁了，这位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百岁老人，一生当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这位在自己身上浓缩了百年历史的老人，今天会给我们说一些什么呢？
解说：由于住在居民楼的三层，一○○岁的周老平日已经很少出门了。但当我们《大家》栏目想要采访他时，他欣然接受，并且饶有兴致地要到我们的演播室来看一看。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早晨七点多钟，周老早早地就给自己拄拐棍的右手戴上了手套，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待着我们接他到演播室来。
周老在八十岁以后曾多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唯有这一次是他自己独自面对记者。因为在三年前，和他一生相爱相敬，携手走过七十八年的夫人离他而去了。
周有光：我的老伴呢，她是三年前去世的，那时她九十三岁。九十三岁，在我来讲，我们结婚七十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他说所有的生物都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条件。这话非常有道理，你这么一想，死是当然的。这样呢，觉得是泰然处之。我就服从自然规律，安心生活。
主持人：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能活到多少岁？
周有光：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三十五岁。
主持人：当时您信了吗？
周有光：我当然不信了，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味，现在两个三十五岁也不止了。
主持人：快三个了。
周有光：我想人生哪，中国老的话，叫作长命百岁，这个话很有道理。一○○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
主持人：您现在已经是“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