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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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存，老骥千里
忧天下，仁人奋起
许戈辉（主持人）：我今天这位采访嘉宾相当地特殊，首先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他已经一○五岁的高龄了，然而当我慢慢地走近他，才发现原来年龄只是他不可思议的一小部分。我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大多都学过拼音，而这位老学者正是汉语拼音的制定者之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他，偏偏是半路出家，年过半百才从经济学领域游到了语言文字的海洋。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八十二岁的时候，他开始学电脑，之后的所有著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而去年，一○四岁的他又出了自己的文集《朝闻道集》。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当我真正地坐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他新书扉页上的那几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存，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周老，我看到您最近刚刚出了一本书，这里边我看有很多文章都是您一○○岁以后写的。
周有光：对。这本书都是一○○岁前后十五年，大概十五年左右写的。我这个时期写的文章很多，因为没有事情干，乱写的杂文。
许戈辉：那您都是怎么写呀，现在是用笔写，还是您跟人家说，人家帮您记录啊？
周有光：我有一个小的电子打字机，实际是一个小电脑，可以打中文英文，方便得不得了。我在那边房间里面，我的大电脑放在这里，这个大电脑呢，我跟外面联络用的，我自己写文章呢，我用这小电脑。为什么呢？那个写文章方便，打拼音它就变成汉字了。
的确，信息时代快捷方便的交流，离不开汉语拼音的创造。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天天使用着自己建立的现代汉语拼音系统，将他的思想传播得更远。而要追溯他与汉语拼音的结缘，那还得回到他的大学时代。
周有光：我在大学里读书，虽然是主要学的经济学，可是我业余，对于这个语言文字学很感兴趣。我从中学到大学，在教育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中学主要是学中国古代的东西，一到大学呢，我进的是所谓叫帝国主义的学校，最有名的圣约翰大学。在当时，一进这个大学，它的校园语言是英语不是中文。一进这个学校里面，除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些课程是中文，其他都是用英文。老师解释都是用英文，学校里发布告都是英文，连门房讲话，看门的人讲话都讲英语。这个语言一改变，又发生许多问题。比如我进大学的第一天，你要交钱嘛，交了钱呢，他就给你一个卡片，这个卡片上面就把我们的名字印在上面了，不仅是有中文的名字，还有字母写的文字。
许戈辉：那个时候的字母是什么，是拼音吗？
周有光：老的拼音。
许戈辉：老的拼音。
周有光：这个老的拼音不是拼的普通话，是拼的上海话。
许戈辉：哦，真的？
周有光：因为那个时候国语在上海还不流行啊，上海话还是主要的。那么他说什么东西都是按照这个字母来排的。这个非常方便呀，否则你的档案啊什么东西，你要查就查不清楚了。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管理的方法，叫字母管理法。这个立刻就看到西洋文化的效率问题。否则我们的档案你要查起来困难得不得了，他们一下子就查出来了。这是一件很小的小事情，第一天就给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语言文字，跟工作效率有极大的关系，这样子我对语言文字就发生了兴趣，不过一直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一直呢，业余我就自修，我阅读了一点语言文字的课程。后来到了欧洲啊，我就发现这个字母学很有趣味，因为字母学，在中国没有这门学问的，我觉得很有趣味，我就自己看，自己自修，我买了许多书，我想不到隔了几十年之后有用处。
大学里学习经济学的周有光，毕业后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其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被派驻纽约和伦敦。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夜，他返回中国，随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到了一九五五年，虽然自称为语言学的门外汉，但周有光却需要面对人生中的又一次转变。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五年举行一个大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央叫我来参加。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嘛，我教的经济学，不是这个。那么开完了会呢，我又赶快要回去上课的呀。那么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因为新成立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需要人，希望你来参加这个工作。我说不行，我说我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当时这个复旦的校长呢，也是劝我，劝我改行。他认为这个语言文字也是很重要，那么我就改行了。所以一九五五年冬天开会，到了一九五六年呢，我就调到北京来了。从此以后呢，我跟经济学就离开了，就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不久，年过五十的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周有光：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议呢？因为当时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老百姓80%都是文盲，就要很快地把这个文盲提高文化，那么就把希望放在文字改革上面。这个文字改革运动，不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清朝末年就有了，一步一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有了这个专门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来做这个工作。这工作要求四件大事情。第一呢，全国都要会讲同一种国语，后来改名称叫普通话。第二呢，除写文言之外，一般的东西都要写白话，叫白话文运动。还有第三呢，这个汉字乱得很啊，一个字有多少种写法，我一○○岁的时候，人家送我一个《百寿图》，一个寿字写了一百个样子。
许戈辉：是汉字的魅力，也是汉字的麻烦。
周有光：但是呢，你到了机械化、电脑化的时候，你每一个字只能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嘛，这就是简化嘛。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有一套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因为汉字读音困难，所以制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关于二十六个字母的复杂学问留在北京的周有光与叶籁士、陆志伟共同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但是，汉语拼音方案，究竟以什么字母作为基础，在当时存在着许多争论。
周有光：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看起来是二十六个字母，好像很简单，实际这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我听说毛泽东到苏联就问斯大林，说我们要改革文字，你看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可以创造自己的一套字母。那毛主席回来以后呢，在当时有一个学会是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我刚刚讲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政府机构。有一个叫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这个研究委员会呢，就尝试创造民族形式的方案，就按照中国传统来创造。搞了三年呢，搞出来的方案都不满意。那么我们的领导叫吴玉章，吴老就跟毛主席讲，说搞了三年呀，这个民族形式不满意，还是采用罗马字母吧。那毛泽东就同意了，同意以后呢，毛泽东就把这个问题提到党中央，中央开会的时候，中央也同意了，这样子就制定罗马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经过三年的反复修改论证，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推行，这使得难认难学的中国方块字有了通用的代码。到了一九八二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许戈辉：可是周老，我听说呢，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汉语拼音呢，对我们这个汉字文化传统真正的传承啊，会有一些阻碍的作用，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您同意吗？
周有光：一直到最近呢，还是有许多人对我们这个文字改革是不满意，我想他们的不满意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工作的复杂性许多人不了解。同时呢，语言文字改革是慢慢来的，你不能很快，比如许多人，有的人主张拿拼音来代替汉字，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家问我，你看要多少年，拼音能代汉字，我说你等五百年吧。
许戈辉：虽然是拼音之父，但您不建议。
周有光：所以我们的政策是用拼音帮助汉字，而不是用拼音来代替汉字。那么最近包括这个政协里面提的提案，他们这个动机是很好的，我们要感谢他们，可是呢，他们并不了解情况。
许戈辉：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呢，我就想，去和一位语言文字的专家对话，我特别想知道，周老到底如何看待，二○○九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汉字繁简之争。不过我也有一点担心，毕竟是一百多岁的老人家了，万一不是那么关注每一条新闻，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没想到，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周老自己就谈到了那个提案，看来真的是与时俱进。那么，对于汉字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周老到底如何看待呢？
周有光：这个繁体简体的矛盾啊，许多人都是不了解情况。我们写的普通用的字呢，汉字的数目多得不得了，那么我们规定通用汉字七千个，通用汉字七千个当中呢，大部分的字没有繁体简体的分别的，只有一小部分。那么这一小部分呢，有简化繁化的分别的呢，当中也可以分开来。很少一点呢，是真正有分别的。有许多呢，都是我叫作类推的。你比如说，一条鱼的“鱼”字，本来下面四点，你改了一横了，你改了一个鱼字，许多鱼字旁你都认得了嘛，对不对。所以许多这个繁体简体呀，用不着学就可以知道了。
许戈辉：对。
周有光：而且这个简化字啊，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造的，不是的，都是古代有的。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定这个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原则叫作约定俗成，不是创造性的。
周有光：但是呢，许多人希望我们学台湾。
许戈辉：您觉得呢？
周有光：我想这个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是前进了，他们没有前进，他们是，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呀。看嘛，看一个字，写嘛，写另外一个字嘛，完全不一样的嘛。那今天能不能这样子教小孩呢，不可能的。因为今天小孩要使他花比较少的时间来学好文字，因为今天要学的东西多了，跟古代不一样了。
许戈辉：我手上的这本就是周老的新作《朝闻道集》，封页上写着：这是周有光先生在一○五岁之前，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其实我们随便地翻开书的目录，从那些题目中就可以看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比如说像美国何以长盛不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贫穷的阿富汗会不会成为亚洲的瑞士？还有像东西方文明能够共融吗？为什么说“大同理想”和“小康现实”？那些从容淡定的话语，显示了周老丰富的学养和时事关怀。尤其是书的开篇--华夏思古，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来说呢，尤为具有现实意义。
周有光：对。
许戈辉：您说我们要重新拾起我们华夏文化的精髓。我想知道，您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视华夏文化精髓的重拾？
周有光：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没有文化了。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否定，西洋文化整个否定。后来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也倒掉了，所以变成一个文化的荒原了，中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是我，许多人就开始怀念中国古代文化，所以呢，有一个无形当中的华夏文化的复兴运动。华夏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更新，就是要把古代文化当中的精华学来，并且加以改进发展。这样子是恢复你的文化，发展你的文化的一个方面，另外呢，要学外面的文化，主要是西洋文化，这两个方面都要发展。这样子呢，我们新文化才能起来。
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
周有光：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温故而知新，这个话非常有道理。西洋的文化，你读西洋的历史，西洋的文化时就知道，它的文化高度上升是文艺复兴开头的。什么叫文艺复兴呢，西洋的文化不行了，落后了。它怎么办的呢？它怎样复兴的呢？它就去读古代的希腊文化，西欧都把希腊文化忘掉了，所以落后了。它就在古代的旧的文化，就是古代希腊文化里面的精华，把它拿出来，加以提高发展。这样子呢，再有新的文化。这样子创造了西方，所谓西方文化，后来变成世界上面一个文化高潮。所以文化的发展都是温故而知新，要从旧的里面得到新东西。
不得不学的国际现代文化
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周有光：人类的文化，它是从分散到集中。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慢慢地聚合成为四个传统文化系统。这四个传统文化呢，一个是东亚的，东亚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一个是南亚文化，以印度文化为中心；一个是西亚文化，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中心。还有一个是西欧的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国，那么变成西方文化。所以在历史上面呢，传下来的有四个传统文化系统。那么这四个文化传统系统，到了全球化时代，相互流通相互学习，好的东西大家用，就慢慢地产生一个新的文化，这个新的文化就叫作现代文化。所以现在这个文化的结构是有两层，一层是国际现代文化，另外一方面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许戈辉：我们用不用担心越来越国际化，共享的文化越来越发达，但是每一个地域自己特有的文化就逐渐会消失？
周有光：许多人是担心，实际上用不着担心。为什么呢？它自然地变成一种双文化现象。就是每一个人啊，你不能不用、不能不学这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可能的。你能不坐火车吗？现在还有高速火车呢。你能不坐汽车吗？你能不坐飞机吗？另外呢，这种双文化的生活，实际上是一早就有了，中国古代就有了。中国古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呢，印度的佛教文化传来了，佛教传来不是几个菩萨，它传来好多学问。所以中国的文化一早啊，到了唐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这是双文化了。已经是这样子了。双文化嘛，当然我要影响你，你要影响我嘛，可是并不是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将来变成一种了，不是，实际上两样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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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岁人生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他被誉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年过百岁，笔耕不辍。
许戈辉：人家说长命百岁是一句祝福语，您现在都超过一○○岁了，您可以去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周有光：大概一○○岁是人的一个正常的结束，超过一○○岁是例外，我说是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