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朋友是在宾州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我们侃侃而谈，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你为什么回国呢？
周有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当时，中国解放后，外国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外国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得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笑）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回眸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抗战”与“反右”是两个重要的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由此改变。周有光亲历其间，坐看云起后的追忆别有一番滋味。
南方都市报：回国以后，你在各界都有很多朋友，记得你的《新陋室铭》中说“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你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我的朋友圈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早期在银行工作，当年银行界的大人物我都认识。解放后回国，我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兼任新华银行的总行经理兼秘书长，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第二业务处处长。所以，当年在银行界第一代的大人物我都认识。由于我在大学教书，特别是解放后政府把华东地区很多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在叫财政经济大学，把我也调到那里。所以我也是财政经济学院的教授兼研究处处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很大，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所任职。而还有一个很讽刺的是，我调任文改会后不久，就开始反右，上海经济学教授一个又一个都被划成了大右派，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当然是“反动”的。我调来之后，就与经济学没有关系，幸免于难。“反右”把我上海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打倒了，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自杀了。我在上海最为器重的博士生也自杀了。当时我不知道，事后一年多我才知道。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重庆的轿子--下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死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所以，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文艺界我也有一些朋友。丁聪、曹禺、吴祖光都跟我有过不浅的交往。我曾经跟吴祖光在四川做过邻居，曹禺更是后来天天在一起工作，而丁聪年纪很小就跟我们很要好。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我在北大开文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
周有光先从事经济学研究，又改行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也是必然。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因为其中的意义已经超出文字，而是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是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一九五五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任课，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这个改行是偶然的，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对于语言学、文字学，特别是对于文字改革的兴趣，我很早之前就有了。从中学到大学，我对于语言学、文字学，特别是文字改革都有兴趣。青年时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写了一些文章在《新语文运动》的杂志上发表。由于这些原因，他们邀请我到这里来工作。这个改行，在兴趣方面是常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大家对于建设新中国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提倡“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样，我就服从领导要求，改行了。
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起初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相当于一个“部”一样。后来，改名称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跟教育部合并。委员会的牌子挂在教育部，我也就属于教育部了。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周有光：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于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笑）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今天，百岁老人的周有光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从容的文字里，记录的是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二○○五年刚出版你的《百岁新稿》，其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有光：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内地，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的时候，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边完全讲的是人，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就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二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南方都市报：在书中《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一文，你重点谈到“后资本主义”。
周有光：“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
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现代化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中国的改革难，但是外国的改革更加难。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记者手记
周先生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周先生的意见，利用了他的一些理论。一九八八年生产后送给他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所以，这个投资就失败了。”周先生笑道。边说还边为我们示范打字机的操作。对他来说，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他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