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我们仨"
就在二〇一三年五月，一个消息让关心杨绛和钱钟书的人为之震惊，中贸圣佳公司发布公告，将于二〇一三年六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瑗书信及手稿等共计一百一十件作品专场拍卖会。这一百一十件作品包括六十六封钱钟书书信以及《也是集》手稿，十二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还有六封女儿钱瑗的书信。这些作品中的书信是钱钟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当时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往来书信，信中内容可以推断出两人相识于一九七九年，相交相识直至钱钟书去世，两家一直保持着联系。信件的内容大部分是与《也是集》出版相关的，最开始钱钟书称呼对方为"国强先生"，后来的信件演变成"国强我兄"，根据这种称呼上的变化，便可以认为两人关系日渐紧密，除了出版相关的事情，两人还聊及家中琐事，钱钟书还拜托帮忙照顾钱瑗。其中包含了钱钟书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例如，在其一九八一年的一封信中，他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所拍卖的书信，均是毛笔书写，笔韵笔锋皆见功力，作为文学作品的收藏人士，这是十分珍贵的作品。就是这些"不能公开说"的事情如今却要被展出甚至拍卖，让每个关心钱钟书的人都很气愤，已过百岁的杨绛先生也很吃惊。她在二十日左右得知的拍卖消息，随即给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询问他："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电话的最后，李国强承诺会给杨绛一封书面答复。然后记者去跟李国强核实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表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时已一百〇三岁的杨绛先生发表了一份坚决的声明，反对拍卖公司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她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前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她质问："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这件事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三所高校的民法、知识产权法和宪法领域的权威法律专家，对拍卖私人信件是否牵扯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最后，专家们认为：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严重侵害了作者及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违反公序良俗，应依法禁止。
后经法院审查，于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依法做出禁止中贸圣佳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该公司被迫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进行的拍卖会。杨绛认为，虽然涉案公司停止拍卖，但李国强作为收信人将涉案书信手稿交给第三方的行为，以及中贸圣佳公司在司法裁定前，为拍卖会举行的准备活动，已构成对其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她最终决定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告上法庭。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被告停止涉案侵权行为，赔偿杨季康各种损失共计二十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对于捐献了所有版税的杨绛先生来说，二十万根本不是她起诉他们的目的。她是在捍卫自己的亲人，保护钱钟书和阿圆生前的所有，拍卖信件是对他们隐私的不尊重。作为文学家、作家，他们将优秀的作品呈现给读者，而书信实属私人物品，公开拍卖是对逝者的不尊重，她要为亲人讨个公道。
钱钟书走后，当有人问起关于他的事，杨绛回答中最常出现的词就是"我们"，也许，在她心中钱钟书从来不曾真正离开，只是换个方式存在。她常说她跟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都爱做学问，都爱读书，志趣相投。钱钟书和阿圆，是她这辈子的骄傲。
他们两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杨绛的生活。一次杨绛翻看旧书，是孟森著作的《明清史论著集刊》，里面还有之前钱钟书读书时候做的一些标记，做标记的地方杨绛都会看得很仔细，揣摩当时是什么吸引了钱钟书，却突然想到这个孟森先生是她的旧相识，小时候还行过鞠躬礼，杨绛称呼他为"太先生"，她多想把这个意外的发现告诉钱钟书，可是没办法告诉了，他已经去世了，留下的人难免感伤。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震撼了整个教育界。她把他们夫妇全部的稿酬版税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励基金，旨在鼓励年轻人多读书、读好书，将他们两人在读书方面的精神延续下去，传承、发扬，希望更多努力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也看到他们看到的那个美好的世界。
很少出门的杨绛先生出席了"好读书"奖学金的捐赠仪式，并捐助了七十二万元稿酬，以及以后出版作品的报酬，这非常有可能成为清华大学个人捐献金额最大的一笔奖学金项目。
轮到杨绛讲话时，主持人示意她可以坐着说，但是她说："我个子小，要站起来说。"便还是执意站着发表讲话："这次是我一个人代表三个人说话，代表我自己、已经故去的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在一九九五年钱钟书病重时，我们一家三口共同商定用全部稿费及版税在清华大学设立一个奖学金，名字就叫"好读书"，而不用个人名字；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感谢清华大学帮助我实现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心愿。"
她说："收到几十万元稿费得跑银行，还要去税务局交税，麻烦，著作权拿在手里更是烦心事，有时难得认真起来还要跟人打官司，不如交给学校管理。"她将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便做了甩手掌柜，落得个洒脱。杨绛对于文学教育事业的巨大支持，让人敬佩。
清华大学，是一家三口人的母校，也是她跟钱钟书定情的地方，两次破格聘用钱钟书，一家人都是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这是怎样的缘分。
清华大学将书有"功存教育，义声长孚"的证书颁给了这位九旬老人，这是对教育界贡献至高的肯定。
杨绛先生捐出了大额的奖学金，但她的生活却一直保持着最简单的方式，甚至还保持着钱钟书先生在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包括为他搭配的"下午茶"。房间里摆放的是最简单的家具，没有多余的装饰，像他们的人一样，无形的知识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女儿钱瑗的离去，也让清华大学的同事和学生悲痛不已，为了纪念同样杰出的她，二〇〇五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钱瑗》一书，作者包括杨绛在内，还有钱瑗的老师学生、继女继子及同事好友，大家从各个方面描述了一个真实的钱瑗。
书中记录了钱瑗很多生活的细节，从小到大的一些趣事。包括钱钟书批改的钱瑗的作文，还有一些钱瑗的照片，每张照片旁都有母亲细心的说明，让人们全方位地了解了钱瑗的善良真诚、孝顺谦和。
关于钱瑗的婚姻生活，外界一直有很多说法，在《我们的钱瑗》中，亲人和朋友对她的第一段婚姻做了详细的描述，为大家呈现了那段婚姻的心酸与无奈。而钱瑗并没有孕育自己的儿女，由继子继女描写了钱瑗的第二段婚姻。
对于钱瑗的离开，她的学生也有很多的惋惜，杨绛说："钱瑗热心教书，关怀学生，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她为人刚正，也得到学生和同事的推崇。"
钱瑗的两位香港学生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其中一位捐款一百万港币，用来成立"钱瑗教育基金"，用来纪念这位恪尽职守的老师。另一位学生则在《香港文学》上刊登了《纪念钱瑗专辑》，大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纷纷动笔纪念，很多文章都被收录在了《我们的钱瑗》一书中。
钱瑗在自己的工作方面，一直做得很出色，这与父母的身体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她敢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就算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她也丝毫不畏惧。当时她参与编写《英汉小词典》，有一个"特殊"背景的会议召开，提出了一个"极左"的规定：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在场的其他人都赞成这个想法，年纪最小的阿圆却不赞同，她心中思索了一下，便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勇气连妈妈都十分佩服。
钱瑗曾兼任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委员，一次，另一名委员推荐了一本文学史的教材，还介绍说，此书得到了钱钟书先生的肯定和推荐。此话刚出口，一旁的钱瑗站了起来，大声说："我父亲没有推荐！"
一句话让那个委员十分尴尬，赶紧挑出来几封信，意思是里面有钱钟书肯定和推荐的证据。其他的委员忙打开信看，从头看到尾，发现钱钟书信中所说大部分都是客气的套话而已，结尾处还留下"容后再度"，钱瑗说的是对的，她的父亲并没有推荐这本书。
从事教育行业的钱瑗，一直潜心研究自己的专业，杨绛在《尖兵钱瑗》中说她："她既然只求当尖兵，可说有志竟成，没有虚度此生。"只可惜英年早逝，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写一个女儿给自己
九十二岁那年，杨绛先生创作了《我们仨》，用平淡的文字记录下三个人六十年为亲人的特殊缘分。女儿和丈夫一前一后离开，对这位老人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心痛是可想而知的感受，她想把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光记录下来，趁着那些记忆尚且清晰。她说，她要写一个女儿来陪着自己。
事实上，最开始，是朋友建议杨绛先生把一家人的事情前后都记录下来，但是当时杨绛正在照顾同时住院的钱钟书和钱瑗，已经心力交瘁，虽然想写，但是力不从心。躺在床上的阿圆知道这件事后，自告奋勇要求她来写，名字起好了，就是《我们仨》。
当时的钱瑗身体已经很不好，医院告知脊椎癌已经到了晚期，她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为了把自己和父母的事情记录在纸上，她让阿姨举着，自己仰卧在病床上写，这是她当时唯一可以写作的姿势了。
杨绛来看女儿，发现女儿写得十分辛苦，当时因为化疗，她已经不能进食了，写作也是断断续续地在进行着，她跟女儿商量先不要写了，先好好养病，病好了再写。钱瑗无奈停笔，停笔后的第五天，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书的大纲也列了出来，结果因为病情的发展，到最后钱瑗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母亲想完成女儿的遗愿，亲自执笔，记录共同属于他们三个人的故事。
写作过程是回忆，也是再次经历一次。每次回忆，也是每次的思念，有杨绛思念的父女两个，在天国也会微笑。整个写作的过程，也是杨绛先生用自己的方式，跟他们两个聚了又聚。
回忆是以一个梦境开始的，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开始了一段不太轻松的旅程，记录最后的那段日子。三口人彼此支撑着走过的梦的走廊，到达一个岸边，停靠了，休息下。万里长梦，一千六百天。
梦中，钱钟书跟女儿一起玩耍，突然一个电话过来，让钱钟书第二天去开会。第二天早上钱钟书被一辆陌生的汽车接走了，没有说会去哪，也没有说什么时候送回来。还好女儿心细，记住了爸爸要去的地方的信息，杨绛带着女儿一直在寻找着他的消息，最后找到了古驿道，在那里一家才又一次的团聚。
古驿道，是一条每个人终要走上的路。这条路上，你要把亲人送走，这条路你也注定要走一遭。本应该是一个凄凉黑暗的处所，杨绛却把那里描写得安静又神秘。
这个地方，有属于自己特殊的规则和警告：
"警告是红牌黑字，字很大。
（一）顺着驿道走，没有路的地方，别走。
（二）看不见的地方，别去。
（三）不知道的事情，别问。
规则是白纸黑字，也是大字。
（一）太阳落到前舱，立即回客栈。驿道荒僻，晚间大门上闩后，敲门也不开。
（二）每个客栈，都可以休息、方便，进餐，勿错过。
（三）下船后退回原客栈。"
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要遵守，无论你是谁，你之前多么显赫抑或是多么富贵，来到这里，你就"众生平等"。
事实上，这个"古驿道"就是钱钟书最后所住的医院，梦中杨绛奔波来往于古驿道，前后有四年半的时间，杨绛奔波于钱瑗和钱钟书分住的两个医院，照顾、安慰、陪伴，到最后送走了他们两个。
文字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亦幻亦真，分不清哪些是梦，哪些是实，但情是真切的。钱老先生所在的311号船，就是他生病期间在北京医院北楼的311室，在这艘"船"上，在杨绛的陪伴下钱钟书一住就是一千六百个日日夜夜。那古驿道上安排的一站又一站的客栈，便是她每一次的挽留和不舍，虽然不想离开，但是离别的脚步一直缓慢地前行，它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停下来。
梦中的钱钟书很虚弱，见到杨绛和钱瑗却还是用尽力气想说话，脸上还挂着泪痕。他觉得自己很累，像是被折腾去了许多地方，最后才停到这古驿道上，生怕杨绛和女儿找不到自己。看到了她们，他才安心地休息一下。
每天回到"客栈"的杨绛，都担心钱钟书的船会漂到自己找不到的地方，船上没有船工，没有艄公，她夜里也睡不踏实，只盼第二天快点来，她好被允许去探望他。医院探望的时间有严格的要求，她只能遵照医院的"警告和规定"。
她曾试想跟阿圆把钱钟书"驮下船溜回家"，但又知道这只是痴想罢了，只好在每个夜里都盼第二天早些来，又怕第二天来到了，告别就要提早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