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爱着她的丈夫，她像所有女人一样，渴望被关心和宠爱，只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唯一的梦想。
在许多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夜晚，她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那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孤单与痛苦，她找不到可以让自己解脱的方法，残酷的现实一点点消磨着她那原有的美好，她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当看到丈夫对另一个女人极尽体贴之能事时，她的绝望和怨恨，却从未有人理会过。
林徽因只看到了母亲丑陋的一面，却没能像对待其他朋友那样，给她多一些的体谅，甚至不理解母亲的难处和苦楚，母亲曾经踮起脚跟，想要拥抱幸福，却被狠狠地摔倒在地，没见到半点幸福的影子。
有多少人同林徽因一样，将善解人意统统给了朋友，却将蛮横无理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人，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自己的疏忽，注定会成为一个遗憾。
有矛盾，要及时说出来，及时化解，不要憋在心里。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杀伤力巨大，你怎知它不会隐藏在心中的某个小角落，偷偷地生长，直至有朝一日成为悲剧的导火索呢？
将好坏看开
死亡是生命的最后一幕，曾经的悲欢离合也将在这里终止，所有的恩怨情仇也将一笔勾销。
生老病死，人间常态，或早或晚，人人都须面对，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把好与坏、生与死都看淡、看开。
抗日战争胜利了，林徽因终于可以从偏僻荒凉的小村镇回到心心念念的北平了，崭新的黎明和曙光却并没有给她带来生的奇迹，她在一日一日地走向死亡。
梁从诫回忆道：
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著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按：林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作为梁林夫妇多年学生助手程应铨的未婚妻，走入他们的世界的"，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致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著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四七年前后她的几首病中小诗，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却把"悲"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贴切。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外界就有她病逝的传闻，李健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咀华记余·无题》感叹："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
好在她福大命大，病逝只是无中生有的误传而已。
1947年，她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严重感染的肾脏随时都会夺去她的生命，终止她的呼吸。
同年10月，病情恶化的林徽因住进中央医院，病床上她托人带话给张幼仪，询问能否见上一面。虽不明缘由，张幼仪还是带着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来到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打量着这对母子，似乎在确认些什么事情，最终还是没能说出一言半语。
为什么在最后时刻想见一见张幼仪母子，她没有说，我们也就无从知晓，张幼仪也没有问，这是两个女人无声的交流。
这一次住院做手术，林徽因自知凶多吉少，提前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算是最后的道别。没有悲怆，只有淡淡的不舍与留恋。
然而，她是幸运的，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以主人翁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连续熬夜，一再坚持，似乎一下子恢复了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实际上，她的身体健康已近枯竭。亲近的朋友都知道，拜访她的时候有必要带上一个懂事的人，知道话说到什么时候需要刹车，管住舌头，及时告辞，避免过度耗费她的精力。
50年代，林徽因收获了许多荣耀，而每一份荣耀背后，都隐藏着十二分的辛勤和愈发枯竭的生命力。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偶遇萧乾。他坐到她的身边，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叫了她一声"林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她也希望自己不要变老，不要生病，她还有许许多多未能如愿的心事，还有许许多多刚有眉目的计划，她积攒了一辈子的知识学问、经验技术，都要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钱美华在《缅怀恩师》中记录了这么一件小事，在同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请了学生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事后，林徽因因天气寒冷先进卧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与学生们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缠身，憔悴了许多。但她心灵却仍旧那么健康，充满创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对生活充满热爱。
生命还在继续，她没有理由放弃生活，不仅不能放弃，还要愈加珍惜所拥有的分秒与朝夕。
幸运之神没有一直眷顾这个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女人。
1954年的秋天，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必须暂停一切工作，安心静养。
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记叙："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1954年冬，林徽因病危，一度从清华移居到北京城内。几乎同时，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也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又住进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到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处在精神昏迷的状态。
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尽一切努力进行抢救，肺部大面积感染的事实已经预示了她生命的终结时刻即将到来。
3月31日深夜，弥留之际的林徽因用尽力气，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好心地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可是，她没能再等到明天。
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她51年的生命旅程。
想要说的最后几句话，终是没能说出来。
梁再冰的《我的妈妈林徽因》里写道："当父亲被扶到病房时，从来不流泪的他哭得不能自已，坐在妈妈的床边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听着真令人肝肠寸断。"
又是一场生离死别，而这一次，是她带着遗憾离开。
再仔细端详一下她的面容吧，下一世，她将以其他面貌出现，此生是无缘再见了。
也许上天待她并不友善，一生的苦难多过安稳，她却都平静地接受了。
远在1945年的时候，医生就已经对她宣判了仅剩5年的寿命，还是在静心休养的前提之下，而她不顾警告将最后的生命献给了祖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她从死神那里争来的，能坚持到1955年，已是不易。
就像1947年秋她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看到这段文字，仿若能看到她俏皮的微笑，得意于自己的顽强。
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她时刻面对死亡，也时刻迎接死亡。
不愿就这么草草离开，却不得不默默地准备离开。
生命是生与死的循环和轮回。
在挚友徐志摩去世4周年的时候，她挥泪写下《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其中有一段令人记忆尤深：
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
她不明死的奥秘，却不忌惮它。从最初的最初，她就决定用自己赌未来，将好与坏都置之度外。死亡注定浸满他人的泪水，弥漫着悲情的色彩，却是人一生之中不可逾越的一环，也是最后一环。
除非临近死亡，否则永远不能感知它是什么滋味。与其将最后的时光用来恐惧害怕，倒不如留着力气和亲爱的家人朋友说声感谢，说声再见。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直到死去的那一刻，都没能参透人生的真谛，都没能勇敢一回，将释怀无畏的笑容留在世间。
不留遗憾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生的每一天里，尽量将一切看淡、看开，已知活着的不易，又何须再去纠结于既定的事实，上天可以左右你的命运，却不能左右你的心。
